[ 黃建平 ]——(2012-8-21) / 已閱5762次
死刑是我國刑法所規定的一個重要刑種，也是現代刑法理論研究和國際刑法所關注的一個熱點和焦點問題。在前資本主義幾千年的人類社會的發展歷程中，人們并未對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提出質疑。直到十六七世紀，一些著名學者如托馬斯·莫爾、切查利·貝卡利亞等率先從理性、人性的角度對死刑的存置進行 發難以后,人們才逐漸開始重新“審議”死刑這一刑中之極，并在其后形成了轟轟烈烈的死刑存廢論爭，進而直接導致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廢止死刑實踐和刑法理論對死刑問題關注的日漸高漲。現今世界上，已有為數不少的國家和地區在法律上完全廢止了死刑，也有數量可觀的國家和地區并未完全廢止死刑。而在尚 未完全廢止死刑的國家和地區中，也大都注意對其予以限制——或從法律上，或從實踐中。因此，如何限制死刑即成為絕大多數存置死刑的國家和地區所面臨的一個急需解決的問題，同時也是我國現階段一個重要的理論課題和迫切的現實問題。在經過數百年的研究探討而涌現出來的為數可觀的死刑論著中，不能否認,其中有不少經典之作，并為后人所津津樂道，引為常談；但同時也不可否認，外國的絕大部分論著是著重于死刑存廢論爭的，一些實證研究也沒有跳出這一窠臼。在我國，對死刑問題的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也出版了一些死刑論著，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達從一個方面推進了我國的刑事法制建設，同時也不可忽視，我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研究還不是那么深入和系統，更很少有論著從理性的高度關注我國現階段的死刑狀況，關注我國的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以及我國死刑的未來發展趨勢。易言之，我國現階段，從實踐的角度關注死刑的實然設置的論著不少，而從理性的角度、從刑法理論的高度對死刑的應然規定進行系統的分析與研究還顯得很薄弱，更無人立足于理論的高度對我國現階段如何從價值理論、死刑政策、死刑立法、死刑司法以及死緩制度上限制死刑及死刑的實際執行進行較為系統的、深入的研討。
目前我國《刑法》分則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瀆職罪以外，每一章都規定有死刑罪。同時可以明確的是，死刑只有適用于保護法益價值大于生命價值的罪名上，例如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嚴重危害公共安全或者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等罪。但即使明確了《刑法》的相關規定，也必須明確的是要完善我國有關死刑執行的相關規定。只有這樣，才能在尊重人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實現死刑存在的價值，同時也保證死刑實施的精確性、必要性和威懾性。
我國在刑罰設置中規定死刑之下的是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對于有期徒刑，刑法規定最高限為15年，數罪并罰的最高限是25年。而無期徒刑考慮自首，立功等狀況，也可能在服刑期間實現減刑。但是，我國目前的這種刑種的設置，在犯罪與刑法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缺陷。刑罰結構的調整也因此成為死刑廢除道路上的一個必經階段。
從古至今，中國一直保留這生命刑的執行。早在戰國時就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所同。”的言論，顯然，從中國原始的正義論出發，“殺人者死”成為我國封建社會對殺人罪量刑的基本格調，并且延續至今。“殺人償命”是人類同態復仇的本能表現，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等害報應觀念的具體體現。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48條中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也就是說我國是適用死刑制度的國家，犯罪分子在危害社會時手段惡劣，后果極其嚴重并具有不可饒恕的犯罪事實，就以國家的名義對其施以死刑。
我國在1997年修訂《刑法》后，死刑罪名有68個，與修訂前的刑法和單行刑事法律中的74個死刑罪名相比，僅減少了6個死刑罪名。《刑法》分則規定的十章犯罪中，除第九章瀆職罪以外，每一章都規定有死刑罪名 。雖然《刑法》修訂后，對死刑的適用條件作了一些限制，堅持了保留死刑、堅持少殺、防止錯殺的刑事政策。但總體說來，我國的死刑適用幾乎貫穿在整個刑事法律中。
一方面，關于死刑存廢的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的幾個關鍵問題之上，而關于人道主義和人生權利的關注，則體現了各國不同歷史背景的差異。人道主義者認為，天賦人權，人的生命不可剝奪。處以死刑就等同與殺人，所以必須禁止。預防論者通常認為，死刑的作用在于其具有威懾性和預防犯罪發生的作用。但在反對死刑，贊成廢除死刑的人中，不乏有人認為，死刑并不能起到威懾作用，況且死刑對諸如激情殺人、政治犯罪、欲殺人后自殺者等無法形成其內心恐懼。因而死刑并不具有足夠的預防刑罰教育的威懾力。
另一方面，人們之所以謹慎地使用死刑，恰恰證明了死刑存在的正當性。
死刑的保留是符合公民樸素的法律觀念的。懲惡揚善是人類社會長久以來所承襲的觀念，至今仍為廣大民眾所認同。趨利避害，則是人們衡量利弊得失的本能反映。因此，死刑對社會中可能存在的犯罪行為，是具有威懾作用的。
刑罰的教育作用，是針對那些雖犯有罪行卻仍存挽救可能性者才有意義。而在目前依然存在死刑的國家，對于死刑的控制已經非常嚴格。只有那些犯罪性質極其惡劣的犯罪人才會被判處死刑。所以，以身試法的死刑并不違背刑罰的教育功能。
在廢除死刑的呼聲中，我們應該依然保持清醒的態度，以公正、公平的態度分析問題。
北京大學的朱蘇力教授對法律有過這樣一段描述：“法律是人們在群體生活中的產物，也是在群體生活中得以傳承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法律是一種文化的現象，法律的運作反映了一定的社會文化。”社會發展和國家的出現，導致了階級的產生，同時也正是由于這些社會因素，使得公民需要一種法律以實現對秩序和正義的渴望。而人們對秩序與正義的需求直接導致了法律的產生。法律從某中意義上說是創設了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法律之所以具有強制執行性，其目的就是為了實現正義。
死刑及其行刑方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確實能夠維護社會秩序，代表了國家、人民的意志，但是，它又以極殘忍的方式結束他人的生命權利。
死刑之所以能夠存在至今，經歷了人類社會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是和其所在國家的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歷史等諸多因素不可分割的。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對待死刑的判決，都持更加審慎的態度。另外，對于死刑范圍的規定及行刑的方式，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也都正朝著更人道的方面去考慮和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