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秀才 ]——(2012-8-27) / 已閱19646次
（一）知法始能守法
“沒有事先制定的法律，就沒有刑罰”，在我國，自從鄭國的子產于公元前536年第一次正式公布成文法起[12]，“刑不可知，則威不可測”的歷史已一去不復返，但法律并不是公布就完事了，須知“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13]，因此，“即使是制定得很好的法律，也需要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支持，如果他們缺乏一定的法律意識，缺乏遵守法律的思想道德風尚和習慣，法律也不可能有效地實施”[14]，人們普遍認為“不知者不罪”，所以人們遵守法律的基礎和前提是了解法律、知道法律。
（二）制作法律文書是執法和適用法律重要組成部分
人民法院裁判案件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法院處理案件，實質上就是一個法的適用的過程。而“法的適用必須有表明法的適用結果的法律文書，如判決書、裁定書和決定書”[15]，所以，法律文書就是法院執行和適用法律的最終結果的載體。
（三）法律文書應讓當事人知曉、明白
“如果包含在法律規則部分中的‘應然’內容仍停留在紙上，而并不對人的行為產生影響，那么法律只是一種神話”[16]，同樣的道理，法律文書如果不能對當事人的行為產生影響，不能讓當事人服判并自覺、自愿地去履行，那也同樣沒有意義。我們可強制執行他，卻無法讓他息事寧人，當事人只會覺得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上訪、申訴應運而生，最終案結事難了。同理，普通老百姓看不懂的法律文書，將其公開，意義甚微
法官嚴格的職業準入制度使筆者相信，絕大多數法官是具備評判是非的基本能力的，因此，絕大多數判決也應當是“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的，哪怕退而求其次，裁判結果也應該是正確的，筆者也相信絕大多數當事人是講理的，但關鍵的問題是如何將這種“正確”、這種道理恰當地傳達給當事人。筆者認為，只有讓當事人明白自己錯在什么地方，法律文書才能起到應有的作用，這樣的法律文書公開，才可能得到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
四、法律文書可閱讀性的實現
（一）文章寫作的兩種風格
文章如何寫作，是力求高雅，還是應當通俗易懂，早在唐朝時就有了爭論，劉禹錫受到大歷、貞元詩風影響，講究字詞錘煉，不露痕跡，主張“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役萬景”，[17]認為應當盡量使用書面語言，力求高雅、優美，甚至到了以與普通老百姓交往為恥的地步，故而“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白居易則完全相反，注重文章的實用性，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18]，據說他每寫一首詩都要讀給一個老奶奶聽，老奶奶聽不懂則再改，直到完全聽懂才定稿。[19]故他的詩優美自然、通俗易懂，同時又描寫社會現實，關心民生疾苦，符合實際情況，代表人民群眾的呼聲，故而為廣大老百姓喜愛和傳頌。
（二）注重法律文書的實用性
法律文書，特別是法院的法律文書，說到底是為了解決特定的事項而專門制作的文書，我國非判例法國家，使之具有一次性和專屬性。這樣使法律文書在類型上具有應用文的特點，在體裁上又更多屬于議論文，偶爾也有記敘和說明的內容。這一切決定了法律文書不同于普通的文學文章，故筆者認為，任何時候我們都不能忘記法律文書是用來干什么的，都應當以實用性為法律文書寫作的最基本要求。
（三）增強法律文書的通俗性
“各行各業都有自己的行話……司法工作，當然也有自己本部門的行話，即業務術語，這些術語無不體現在法律文書之中”，[20]因此，有不少人認為，寫作法律文書應當盡量使用法言法語。
筆者認為，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人們的文化水平還有較大差別。而法律作為一門專門的學問，博大精深，法言法語、法律術語更是不計其數，國家司法考試滿分為600分，但360分就可以通過，2008、2009及2010這三年，在放寬地區更是315分就可以通過，在西藏地區甚至280分就可以通過，從而取得擔任法官的基本資格。由此可見，作為法院工作人員，哪怕是法官，也不可能對所有法律術語都了解、明白，從而熟練地掌握和運用。對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就更不用說了。于是，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盡量使用法言法語、法律術語=盡量不讓當事人看懂。盡量使用法律術語，除了能為法律文書增加一些冠冕堂皇的成份，為保住所謂的法律尊嚴、維護所謂的法律嚴肅性有些許幫助外，筆者實在看不到還有什么好處，如果想秀一下法律修養和寫作水平，那么學術論文為你提供無限廣袤的空間，各大報刊、雜志、論壇為你提供了無限寬廣的舞臺，在老百姓面前秀就大可不必了，在老百姓面前炫耀算什么本事？如果非要為之，筆者只能理解為你是好大喜功，或者是想尋求一種象成年人欺負三歲小孩般欺負老百姓的快感。
實際上，在1990年率蘊鋌、陳空白主編的《法律文書寫作寶典》中還將盡量使用法律術語作為寫作法律文書的基本要求，但在2002年劉漢民著的《現代法律文書寫作》及曾憲義、王利民2007年主編的《法律文書寫作》[21]等書中，卻通篇沒有再找到“盡量使用法律術語”的論述。故筆者認為，我們無法希望當事人在瞬間大幅度提高文化水平來更好地理解我們的法律文書，但我們卻可以在寫作時寫的通俗易懂些來達此目的，故寫作法律文書，不是“應當盡量使用法律術語”，而是應當盡量少用，不得已而用之，應當更多使用通俗易懂的語言，甚至應當將法律術語轉換為普通人可以理解的語言表述之。
（四）提高法律文書的說理性
做到前面幾方面還遠遠不夠，因為不講道理的法律文書是沒人愿意去看的，故還應當提高說理性。不告不理原則、居中裁判原則決定了法院在審判時不能超出原告的訴訟請求，哪怕是在刑訴中，發現有新的事實（如新罪、漏罪）可能影響定罪的，也只能建議檢察院補充或者變更起訴，而不直接定罪量刑，檢察院不同意補充或變更的，仍然只能按其起訴意見裁判。[22]因此，法院法律文書寫作中應用的論證方法更多應該是駁論，即對原、被告的各種觀點和看法進行分析、評價、肯定或反駁，然后作出裁判，而這一切的基礎和前提是對各當事人的言論、觀點加以重視并在法律文書中一一表述出來。
筆者剛進法院擔任書記員跟隨楊福忠法官辦案時曾遇到這樣一件事：筆者感覺到當事人所說的很多東西明顯與本案無關，但楊法官卻不斷地責令筆者加以記錄，庭后筆者問楊法官原因，楊法官說：“你認為與本案無關，但當事人卻認為有關，你不讓他把話說完，他心理不舒服，他說了你不記錄，他會認為你沒聽進去、沒引起重視，從而對你失去信心并對你的公正性產生懷疑……”無獨有偶，在古埃及也有一首詩歌：“如果你是一個領導者，請冷靜地聽取申訴者的訴說；在他向你吐露心中委屈的時候，請不要打斷他，痛苦的人希望獲得勝訴，更希望向你傾訴衷腸，不是所有申訴都能獲得成功，但一次好的聽審能撫慰人的心靈”。[23]因此，“對于那些陷入訴訟中的當事人來說，勝訴固然重要，但獲得聽審的機會也同樣重要，并具有完全獨立的意義。”[24]這些話是非常深刻的，根據舉輕以明重的原則，聽審都這么重要，在裁判文書中表述當事人的主張就更加重要了，否則，法庭上專注的傾聽只會給人一種徒有其表的感覺，所以這種表述可以成為法官已經真正聽審的證據，更可以撫慰他們的心靈；很多時候，這種表述只是舉手之勞，無非多打幾個字而已，但卻可能起到預想不到的效果。
法律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一門講道理的學問，是一種判定是非曲直的標準，法院更是講道理的地方，故我們完全沒有理由害怕在法律文書中說理，起訴、答辯和裁判，本身就是一場三角辯論，擔心言多必失無異于因噎廢食。
綜上，法律文書不僅應當做到公開，而且應當做到不害怕公開。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25]如果一份法律文書，在寫作時不考慮公開可以帶來的實效，那不過是舍本求末，根本算不上是一份好的法律文書。
結語：懂得高深的道理不算學問，能夠將高深的道理用淺顯易懂的話表達出來才是真正的學問，否則只會“秀才遇到兵”。法律文書就是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橋梁、通道，也是瓶頸，讓當事人讀懂法律文書，是整個法的適用中最重要的一環，不能做到這一點，法院之前所有的努力都有可能付諸東流、前功盡棄。這還只是法律文書本身的內在要求，只是法律文書公開的第一步，欲使法律文書達到舉一反三的宣傳、教化作用，還必須做到讓案外人也能讀懂。白貓黑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26]同理，法律文書無論怎么寫，能夠達到法律文書預期的目的就是好的法律文書，這就是法律文書的精髓。讓我們解放思想、打破成見，將法律文書寫的更通俗些吧！
筆者希望能夠籍此一孔之見，對提高法律文書公開的實效有些許幫助。
云南省元陽縣人民法院助理審判員 余秀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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