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光杰 ]——(2012-8-28) / 已閱5011次
舉證責任分配制度是我國民事訴訟證據制度這一核心中心，舉證責任分配是個極為重要且復雜的法律問題，或者可以說，不同的舉證分配方案會引起截然不同的訴訟結果，如果分配不當，不僅會極大的損害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還會破壞法律的公平與正義。因此，舉證責任分配的科學性，是指引民事訴訟公平、良性循環的“衡平器”。通常，民事訴訟舉證責任分配是由民訴法，民事實體法及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而確定的，或者說，舉證責任分配具有法定性、不可替代性和恒定性，在無特殊情形下，審判法官是不能隨意對民事訴訟舉證責任進行自由分配。然而，由于立法的滯后性，法律規定再嚴密，再周詳也難以窮盡現實生活中所發生的繁多錯綜復雜的民事活動和交易關系類型。在這種情況下，現成的法律也難以滿足司法實踐中的所有需求，這樣，無法根據立法規定來確定舉證責任分配，這已成為困擾司法實踐的一大難題。最高法院基于立法機關賦予的司法解釋權在立法滯后，法官不得拒絕司法裁判的大背景下，作出了法官在無法律、司法解釋的具體規定下，允許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的解釋規定，這一新規定，修補了舉證責任分配制度的缺陷，也豐富了舉證責任分配理論，同時對促進司法公正、營造和諧訴訟氛圍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筆者就法官在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過程中呈現出的有關問題做一番深入的研討，期望為進一步規范法官的舉證責任分配自由裁量權盡一份綿薄之力。
一、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制度內涵的概述
我國司法解釋賦予法官在證明責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權，既彌補了立法上的不足，也符合了司法實踐的需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七條規定，所謂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制度，是指辦案法官在個案審理中遇到了無法律、司法解釋等具體規定而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基于保障司法公正，根據公平正義等原則，綜合考慮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確定當事人的舉證責任承擔的一種訴訟制度。法官這種證明責任分配上的自由裁量權，也是司法裁判權的重要體現。
二、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時應遵循的司法原則
（一）堅持公平正義原則
舉證責任分配在一定意義上是個價值考量的問題。按照有關學者的觀點，舉證責任分配是以公平正義為最基本的價值準則，而公平正義的實現，又仰賴于程序法與實體法的各種具體原則。具體而言，法官在個案審理中，遇到了“準法律缺位”情形時，在保護力度與方式上要盡量向受害者、弱勢主體傾斜，依法提供盡可能的救濟途徑，比如，法官以公平正義原則對舉證責任承擔進行第二次分配，通過公正的舉證責任分配手段，從而推動案件朝公平正義方向發展，最大程度地保障了個案公正。
堅持“能強優配”原則
實踐證明，當事人對于待證事實的舉證條件和舉證能力往往各有差異，在證據的收集能力上，法人和其他組織因其社會經濟地位和影響一般要優于自然人，掌握國家權力的自然人又優于普通的自然人；具有豐富的社會閱歷和有一定文化素養的自然人又優于文化知識欠缺、閱歷較淺的自然人，具備法律專業的公民又優于法律知識欠缺的自然人。在個案審理中，法官對當事人舉證責任進行再分配時，要充分考慮當事人的訴訟能力強弱、舉證能力大小等因素，通常由能力較強的當事人優先承擔舉證責任，這樣保持訴訟結構平衡，極大地保護了弱者的權益。
（三）堅持“證近優配”原則
雙方當事人因環境與條件不同，從而與證據的距離上有所不同，有的當事人因客觀因素而接近證據的距離較近，有的當事人因主觀原因而接近證據的距離較遠，按常理而言，離證據的距離最近的當事人更易發現證據，也更易舉證，使其舉出的證據更接近案件事實；遠離證據的自然人，難以接近和發現證據，從而不具備舉證條件。法官在個案審理中，如遇到舉證責任分配情形時，首先要考慮被舉的“證據”與當事人接觸的“遠近”程度，從而決定由離證據距離較近的當事人優先承擔舉證責任后果。
三、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的適用條件
（一）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必須符合民事舉證責任分配的順序要求。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證據規則）第七條規定，我國民事舉證責任分配有三個順序層次：第一，根據法律、法規進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國《民訴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正置”原則，也是民事訴訟的最基本的舉證責任分配原則，除特殊規定外，一般都要適用這個基本分配原則；第二，根據司法解釋和其它相關規定進行分配。例如，依照我國司法解釋《證據規則》第四條的規定，對8種特殊侵權案件規定了由加害人或管理人承擔其無過錯的舉證責任，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舉證責任倒置”原則，在該8種特殊侵權案件中，通常由被告承擔舉證責任；第三，法官自由分配舉證責任。也就是說，在無法律、司法解釋具體規定的情況下法官可以根據公平、正義等原則，根據不同的案情，綜合當事人的舉證能力，辨明事實真偽的具體要求進行舉證責任第二次分配。
原、被告在訴訟中首先也要窮盡完成其基本的舉證責任要求，如遇到案件的核心證據無法適用“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分配原則來獲取，而被告舉證則不適用法定上的舉證責任倒置情形，辦案法官如經審查判斷核心證據可能被一方撐控，如不對舉證責任進行第二次分配，顯然會導致案件不公正，此時辦案法官才能著手考慮舉證責任分配自由裁量問題。
嚴格來說，法官自由裁量舉證責任分配，實際上是舉證責任的第二次分配，因此，并不排斥舉證責任基本分配原則即“誰主張，誰舉證”，也就是說，在一般訴訟中，無論是原告，還是被告都要對基本的事實做出舉證，或已窮盡完成了舉證義務，只有在遇到案件法律上的證據舉證障礙時，或者說，不能采用一般舉證原則進一步完成舉證，這時，辦案法官才能考慮舉證責任的第二次分配。例如，原告趙某在某商場購得美容產品一套，留有購物發票。在使用該產品過程中，趙某出現皮膚潰爛現象，后經鑒定，趙某使用的美容產品屬于過期產品。趙某遂將商場訴至法院。在該案訴訟中，原告趙某依據“誰主張，誰舉證”的一般舉證原則，就基本的受害事實，及是否存在因果關系等方面窮盡做出了舉證，完成了基本的舉證責任，但不能是否系被告提供的產品所致進一步舉證，而被告又不屬于舉證責任倒置，被告按理無須對自己是否存在過錯或對原告造成的傷害是否存在因果關系進行舉證。如果法官不對舉證責任承擔進行第二次分配，則無法保障案件的公正，也極大的損害了受害人的民事權益，因此，法官在遇到該情形時，在不違反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遵守公平等原則，應對舉證責任進行再分配，即由被告就其產品質量是否合格進行舉證。
四、舉證責任再分配時的舉證時限要求
通常，法官在庭前是無法判明是否要對當事人的舉證責任進行再分配，實踐證明，法官只能在庭審中才能準確判明是否適用舉證責任再分配，如決定舉證責任第二次分配，這樣，就牽涉到了舉證期限是否需延長的問題，如果一方當事人就法官分配的舉證責任能在庭審中提供對方所需的“證據”，則無需延長舉證期限，如當事人需要申請延長舉證期限，法院原則上應予以準許，但要審查延期的合理性，此時，案件應延期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