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韋家韶 ]——(2012-9-4) / 已閱12384次
摘要：懲罰性賠償制度是一項英美法系國家的傳統法律制度，具有補償受害人的損失、懲戒不法行為、引導社會方向等多重功能。本文通過考察懲罰性賠償的含義、發展歷史以及在我國的適用，對該制度在我國當前經濟環境下的發展提出幾點建議。
我國傳統民法理論一向強調損害賠償的補償功能，懲罰性賠償一直處于備受爭議的境地。但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填補被害人已發生的實際損失為目的的責任方式在某些特定領域已不能完全滿足現實的需要。面對此類情況，國家在特定領域中突破了傳統民事賠償責任理論的局限，通過立法或司法確定了懲罰性賠償制度。但由于該制度還不夠完善，在司法實踐中出現了一些問題，本文試圖就懲罰性賠償制度存在的問題及其完善進行探析。
一、懲罰性賠償制度
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出現及發展在各國都經歷了曲折的過程，究其原因，是該制度所具有的獨特的價值功能與制度的判罰標準難以衡量。
（一）懲罰性賠償的概念
懲罰性賠償是指超過實際損害的范圍判決致害人或者對損害負有賠償義務的人對受害人予以額外的金錢賠償，以示對致害人的懲罰。 其不僅具有傳統私法的補償性功能，而且更突顯其懲罰致害者及鼓勵受害人的功能。懲罰性賠償制度最早起源于1763年英國法官在Huckle訴Money一案中的判決。該案的原告是一名印刷工人，他在政府對《北布瑞頓報》的一次搜查中，被錯誤地拘禁了6個小時，為此他提起了訴訟。陪審團認為被告的行為非常粗暴，遂判決原告得到300英磅的賠償，而原告的周薪只有一個幾尼。此例一出，得到了英美法系國家廣泛認可并紛紛效仿。
（二）懲罰性賠償的發展及現狀
17世紀至18世紀，懲罰性損害賠償主要適用于誹謗、誘奸、惡意攻擊、私通、誣告、不法侵占住宅、占有私人文件、非法拘禁等使受害人遭受名譽損失及精神痛苦的案件等傳統民法領域。至20 世紀70 年代，西方發達國家大企業的廣泛興起，以及眾多具有危險潛在性的產品大量投入市場，大量產品侵權案件不斷涌現，傳統民法的補償性賠償功能難以對不法行為起到規制的作用，該制度才在英美法系國家中逐漸被引入產品責任領域。但在近年來，不管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懲罰性賠償都有被限制應用的趨勢[陳聰富:《侵權歸責原則與損害賠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05,第196-247頁]。
作為受大陸法系影響較深的國家，我國傳統的法學理論，一向將填補損失作為損害賠償的基本原則，強調賠償額與損失額的相等。但是由于訴訟成本、因果關系和損害范圍等證據的缺乏,或者是法律政策等原因,受害人的損失往往得不到完全、真正的賠償。而從根本說,懲罰性賠償是為了彌補補償性賠償的不足而產生的,它的側重點在于懲罰威懾,相比補償性的價值目的在于使受害人利益恢復原狀,出發點在于受害人的損失；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價值目的在于通過對違法行為的懲處以禁止通過違法行為獲利,出發點在于致害人（違法人）的所得。并且兩者之間具有緊密聯系的，懲罰性賠償必須以實際遭受損失為前提，并且賠償的數額要收到嚴格的控制。美國法院常常表示,任何懲罰性賠償均應限制,使其與補償性賠償具有某種合理的關聯性[王利明.美國懲罰性賠償研究[J].比較法研究.2003,(5).]。因此，我國1994 年1 月1 日施行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 條規定: “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 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 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款或者接受服務的費用的一倍”, 這是我國立法有關懲罰性賠償制度的試水。此后, 1999年《合同法》第113 條,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第8 條、第9 條、第14 條等規定, 被學界廣泛解讀為懲罰性賠償制度在我國立法中的發展，而2009年6月1日正式生效的《食品安全法》第96條和新近通過的《侵權責任法》第47條則是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大膽突破。
鑒此，本文試就我國進一步引入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必要性以及制度構想等問題提出淺見。
二、我國法律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的必要性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法作為一種維護并促進人類社會對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并使人走向全面發展的一種手段，必然是一種回應時代訴求的法，應從本國的時代背景和人的全面發展去尋求其存在的終極價值。自1978年我國如火如荼地進行“漸進式”改革以來，我國的經濟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隨之也出現了各種新情況、新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就需要確立懲罰性賠償制度以期解決。
（一）懲罰性賠償必要性的經濟分析
說懲罰性賠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有的學者可能不以為然，認為中國《民法通則》、《消法》及《解釋》的相關賠償制度已經足夠了，不需要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可是如今我國假冒偽劣充斥市場，制假販假異常猖獗以及其它一些侵權行為的發生都是在中國不但有民法的傳統規定而且也有《消法》的雙倍賠償制度以及《解釋》的情況下發生的，這樣的多重保護也無法維護中國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無法讓那些生產者、銷售者以及侵權者重視中國的法律。《資本論》中有這樣一段名言：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家就大膽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他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他就敢踐踏一切人間的法律；為了300%的利潤，他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829.]。
任何違法者在違法之前都會衡量違法成本與違法所得利益之間的關系：如果違法成本超過違法所得利益，則理性人不會選擇損人害己；而如果違法成本小于——甚至遠遠小于違法利益所得，則會對違法者產生激勵。違法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損害賠償成本，損害賠償成本=損害賠償額追究責任可能性,追究責任可能性由預防措施、受害人起訴激勵及執法力度等因素決定。那么當損害賠償額過低以及追究責任的可能性過小時,廠商違法效益的收益就會加大,這樣廠商就會選擇違法。
在當下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國，不管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中規定的雙倍賠償還是《合同法》、《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問題的解釋》中的有關規定，以現在的經濟水平衡量，其違法被追究的可能性太小了。相對的，違法者的違法利益無限可能的大。這一切就導致了當今社會“黑心商人”的泛濫，違法行為屢見不鮮，違法手段層出不窮。
而懲罰性賠償制度則能夠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通過巨額的懲罰性賠償，提高損害賠償成本，直接的達到提高違法成本的目的，同時間接的提高了被害人追究違法行為的積極性，從而很好的達到我們期望的遏制違法的目的，杜絕這些不法行為的一再發生，而實行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在某種程度上能夠滿足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二）懲罰性賠償必要性的法理分析
任何事物都不是完美的，承認一種制度主要看它是否為符合了社會發展的需要，即是否具有其他制度無法比擬的功能和價值。懲罰性賠償制度雖然不是盡善盡美，但是從其價值方面分析，其確實符合了當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
1、從其補充價值來看。懲罰性損害賠償有助于彌補法律的漏洞，使法律的調整及于民、刑之間的空白地帶，同時又沒有否定兩者分離的思想。可以很好的結合民事責任制度中的調整功能和刑事責任制度的懲罰性，使民事的調整方式和手段具有足夠的懲罰性、威懾性，從而使賠償落到實處，使違法者真正受到懲罰。不至于使公權力更多的干涉私法領域。
2、從公平、正義價值方面看。在現代社會中，在新的經濟現象下，懲罰性損害賠償體現了動態發展著的公平平等原則。正如趙汀陽先生所言：“放棄或忽視懲罰性公正，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而且等于是一種分配上的不公正，因為如果不以正義的暴力去對抗不正義的暴力，不去懲罰作惡，就意味著縱容不正義的暴力和幫助作惡，也就等于允許惡人謀取不成比例的利益和傷害好人。”[趙汀陽.論可能生活[M].上海:三聯書店，1994.]因而懲罰性損害賠償并不違反民事責任的等價、公平原則，因為法律要求不法者所支付的懲罰性賠償金，是和其預期可得的違法收益基本相當的，有多大過錯，就給多大懲罰，因此并不違反公平原則。倒是補償性賠償“損害多少就補償多少”，貌似公平，卻在客觀上出現“以一定的價格買得損害他人的權利”的問題，實質上很不公平。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懲罰性損害賠償打破了一般補償性賠償的形式公平，而更趨向于追求公平的實質內涵。
3、從社會本位方面看。考查法律發達史，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法律近代法的權利本位———現代法的社會本位[史尚寬.民法總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20-21.]。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伴隨著個人利益和社會秩序此起彼伏的沖突和抗爭。現代民法既注重個人權利又注重社會利益的社會本位為懲罰性賠償制度提供了生存的土壤。因為社會本位法制并不是完全否認個人的獨立地位，而只是在此基礎上把個人還原到社會中，從而使獨立的個人附上社會人的角色。即它是在強調權利的同時，注重社會利益、社會秩序的維護，而懲罰性賠償責任，通過賦予受害人足夠的維護權利的動力，促使其充分發揮作為社會人的功能，從而使加害行為得到更為理想的懲罰與遏制，維護社會和平。
（三）懲罰性賠償是社會的需要
維護公共秩序需要懲罰性賠償制度。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在現代的生活方式下，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越來越緊密，當某個人的不法行為在損害其他個人利益的同時也可能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懲罰性損害賠償就是針對那些實際上已經對社會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造成損害的惡意行為，通過對不法行為人的懲罰，通過對當事人及社會公眾的威懾，來避免類似行為的發生，從而維護社會秩序和公共利益。所以，建立懲罰性損害賠償制度，有利于更好的維護社會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更好地促進中國法律體系的完善和社會的和諧發展。
（四）懲罰性賠償是同國際接軌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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