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艷梅 ]——(2012-9-6) / 已閱11803次
德國商法學家卡爾斯騰·施密特教授提出，法律上所說的企業的概念，應具備三個特征或標志：第一，獨立性；第二，在市場中從事一種獲取報酬的法律行為活動；第三，在持續經營中具有計劃性和目的性。[18]
三、企業：從經濟學的契約發展到法律中的權利主體
1.經濟學界——企業是一組契約，不具有實體地位
經濟學者一般認為企業是形成生產的組織和發展的基礎細胞，從那里出發完成了對于企業的各種定義。這些定義普遍存在兩個考慮方向：一是認為企業是以一個組織為前提的，二是認為這個組織以經濟生產為目的。企業是一個經濟的事實。
自20世紀30年代起，企業的本質問題是經濟學界一個熱門的課題，企業不具有主體資格成為經濟學中占主導地位的認識，乃至發展為現代企業理論的基本分析方法和分析前提。[19]
在經濟學中，現代企業理論是在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反思和不滿中發展起來的。新古典經濟學以消費者和企業作為基本分析單位，其廠商理論將企業看做是一個函數，假定其有一個人格化的目標函數——利潤最大化，企業也因此成為所謂的“黑箱”。現代企業理論將研究視角深入企業這一“黑箱”之內部，以參與企業的個人作為基本分析單位，認為企業是一系列契約（合同）的有機組合，是人們之間交易產權的一種方式。
或言之，古典經濟學把企業看做一種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技術關系，現代企業理論則把企業看做一種人與人之間的交易關系。
科斯基本上將企業理解為一種與市場協調機制有相同職能并且更具有節省交易費用的組織。他在求解企業性質之謎時，開辟了一種以契約分析企業現象的新思路。但與此同時，他也忽略甚至排斥了企業的主體資格。詹森和麥克林則進一步指出：“企業不是一個個體，它是一種法律假設，它可以作為一個復雜過程的聚焦點，在這個過程中個人互相抵觸的諸多目標會被一個契約關系的框架帶入均衡。在此意義上，企業行為就很像市場行為；也就是說，是一個復雜的均衡過程的結果。我們難得會墜入將小麥市場或股票市場描述成一個個體的圈套之中，但我們常常會犯這樣的錯誤，把組織視為有刺激和有意圖的個人。”[20]可見，其對企業主體資格的否認，頗為明顯。企業的契約性是經濟學的重大發現和現代企業理論的精髓。就現代企業理論而言，盡管不同論者在分析的側重點上存有差異，但其共旨都在于視企業為契約，拒不承認企業的實體地位。作為其邏輯結果，這種理論也就不承認企業作為獨立主體享有權利、承擔義務和責任。
2.民法學理論——企業是權利客體
從經濟學角度考察，企業幾乎包含了一切經營性經濟實體和組織，它可以被劃分為多種類型，如個體商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責任公司、股份公司、合作社、國有企業、聯合企業和企業集團等。然而在法律上，企業的種類劃分并不至關重要，因為，在傳統民法中，企業并沒有真正的法律上的定義，而且真正的法律上的制度也并不存在，那是因為在傳統的概念中企業與作為企業主的人（也就是提供資本的商人）被混同的關系。
大陸法系傳統的民法理論認為，法律上企業不是權利主體，法律上的權利主體只能是企業主。把企業作為商人的財產綜合體時，最大的特點是把企業作為商人借以成立和實施各種商行為的統一客體來對待，并由此可以將企業進行轉讓、出租、抵押和繼承等，這些都是基于它不是一個完整的權利主體。對于企業來說，企業主是法律上的人格，是企業在經濟上的主宰和在法律上的代表。對于企業主來說，企業是企業主權利賴以存在的根基，是企業主權利主體資格的依托。
在德國民法理論中，企業常常被看做是物權所指向的標的物——一種特殊形態。尤其在民事侵權法中，企業經營權被視為民事物權的一個部分。它與其他物權一樣，受到民事法律規范的嚴格保護和調整。德國最高法院在多年的案件審理中，始終將企業從事營利事業的權利看成是受民法保護的物權中的一種特殊權利。如果行為人通過違法罷工而導致企業停產，或者通過過失和違法方法損害了企業的營利事業，根據民法的規定，他必須因此而承擔損害賠償責任，最高法院在審理這類案件過程中所遵循的民法依據是《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之規定。[21]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在法律實踐中，企業所有權實際上已經被包含在民事物權中，而企業則成為民事物權所指向的對象。
在現代，雖然理論界和立法機關試圖使企業成為獨立權利主體的嘗試日益廣泛地進行，并認為企業可以以自己的名稱、賬簿、營業執照等來證實企業是一個擁有獨立權利的主體，但現行立法和審判實踐仍然不承認企業具有獨立權利主體的資格，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責任的歸屬問題。歸根到底，企業主應對企業的債務承擔全部責任，同時也是企業債務的債權人。
3.商法學——企業是權利主體
20世紀20年代之前的商法認識中，商人和公司、合伙依然作為標準的權利主體，企業是權利客體，商人支撐企業，企業是侵權行為法保護的對象。這是由于在自由主義經濟年代，企業主對企業的所有權的權能受契約自由原則的影響僅依企業主的意思支配企業，對于企業主來說不存在獨立存在且具有獨立利益的作為事業體的企業的概念。所以在這個年代企業與資本或資本的把持者（即企業主）被等同視之。企業主把企業當做與自己其他的財產一樣，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在經營。企業在某種程度上被企業主的人格所吸收。
然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企業財產的重要性和從業人員的數量不斷擴大，這使得簡單的承認企業為社會的、經濟的組織體已經不能適應現狀了。企業的社會經濟重要性決定了，為了實現企業的利益，國家通過各種立法對企業主對企業的所有權權能與契約自由進行了限制，與此同時，為傳統的民法所不知的獨立于企業主存在且具有獨立利益的作為事業體的企業的概念便登上了舞臺。承認其為法的主體存在是必然的事情，企業被從企業主那里剝離開來。因此，企業的主體概念的登臺實際上完全是法律政策的因素。
商法理論認為，企業是資本或者資本把持者即企業主經營的事業體，這個事業體是由以生產或提供服務為目的的財產的組織體和員工的協同體兩部分構成的組織體。而且，企業首先應被視為獨立于企業主且具有獨立利益的存在。
作為事業體的企業是傳統民法所不知的概念。對“作為事業體的企業”的認識，要從經濟細胞的企業和社會細胞的企業兩方面進行把握。經濟細胞的企業是把企業主的所有權作為對象的同時，提供商品和服務的公共財產。根據字面，可以看出企業維系的原則是妥當的。與此相對，社會細胞的企業，是一定的職務階級制度下結合在一起的員工的協同體。這樣，從兩方面把握企業概念，其中包含著相對立的利害沖突。也就是說，像Koechlin所說的，董事希望最大限度地投資，而股東希望分紅，勞動者則希望最大限度地固定收入，債權者希望債權得到滿足，消費者希望得到廉價的商品或服務，國家追求最大限度地稅收，或是希望經濟活動符合國家政策的方向。這些共同的目的都在于生產上。將這些相對立的多種利益給予協調的滿足，便是企業的利益。因此，必須對傳統民法的原則進行修正。20世紀70—80年代的“危機”時期，特別是這一危機造成的企業關停并轉，于是企業成為商法中基本的、多職能的和中心的概念。在法國，則最終由1984年和1985年的兩項法律確立了企業的法律主體地位。在商事立法中，企業的概念也逐漸成為構建商法體系的基礎性概念。在法學和理論流派中，還形成了一種將企業的概念作為其分析的基礎的學派，即支持者甚眾的“企業論”派。如今，企業已經在商法中占據了主導地位。[22]這樣，企業終于從僅僅被作為財產或權利客體看待轉變為被作為權利主體看待了。
四、結語
企業一旦發展成為權利主體，“商法是企業法”的學說就應然出臺了。有人評價企業說不僅抓住了近代以來商事活動最活躍的因素——企業，也較好地揭示了商事法律關系的兩個要件——商主體與商行為的本質特征，因而被多數學者肯定，成為一些國家的通說。[23]在日本，關于商事關系的性質即有企業說。[24]在葡萄牙，學者認為商法最深遠的意義在于其特有的法律形式與法律機制，其產生旨在或最初旨在為企業服務。因此，在描述商法是什么及商法傾向于成為什么時，有學者明確提出：商法是“企業法或圍繞企業的法律”[25]。法國學者Escarra則干脆建議將商法改稱為“企業法”，以強調商主體的組織形式。[26]
這種舍棄商人概念而將企業明確界定為商主體的立法例也已經出現了。如1999年修訂后的《澳門商法典》沒有像傳統商法那樣通過商人概念來規定商主體與商行為，而直接將商業企業（或許還應當包括企業主）作為商主體加以規定。
商法是以經濟生活為規制對象的法，商法典上存在的商人和商行為的概念，只不過是認識“商法”的法技術概念而已。因此，我們今天在探討商法是否為“企業法”，更多的也是在今天的經濟和法律環境下，從法技術和法政策角度來考察而得出的結論。商法的淵源理念是商習慣，在整體性考察商習慣基礎之上，才能真正理解商法。也許將來，商法對企業的絕對完全調整會成為商習慣。也許會演變成經濟法學者的觀點：商法是傳統法律體系和經濟法未來遠景的過渡階段。企業法理論可以構思出一種統一的法律關系。但現在說，只能說是也許。
注釋:
[1]任先行、周林彬：《比較商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4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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