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福霖 ]——(2012-10-16) / 已閱5962次
一、基本案情
2012年3月8日15時許，被告人吳某在廣西博白縣東城市場一地攤處，用鑷子扒竊了梁某放在外套口袋里的人民幣340元，被群眾發現并追捕，吳某為了脫逃便跑到一豬肉攤前，拿起一把殺豬刀威脅、恐嚇追趕抓捕其的群眾，后持刀逃跑2012年3月10日中午，被告人吳某在廣西博白縣城東城市場用鑷子分別扒竊了劉某、陳某人民幣70元、60元。
被告人吳某因涉嫌犯搶劫罪被抓獲后，如實供述其扒竊后持殺豬刀抗拒抓捕的犯罪事實，還主動供述其于2012年3月10日中午兩次扒竊的犯罪事實。
廣西博白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吳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扒竊他人財物，為抗拒抓捕而當場以暴力相威脅，其行為已構成搶劫罪；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扒竊他人財物，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吳某歸案后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搶劫犯罪，是坦白，且主動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盜竊犯罪，是自首，均可從輕處罰。吳某一人犯數罪，依法應當數罪并罰。吳某犯罪所得的財物，應當予以退賠。根據被告人吳某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法院以搶劫罪判處被告人吳某有期徒刑三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千元；以盜竊罪判處被告人吳某有期徒刑七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一千元。數罪并罰，決定執行有期徒刑三年零十一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四千元。責令被告人吳某退賠梁某人民幣三百四十元。
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內，被告人吳某不上訴，檢察機關不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二、爭議焦點
被告人吳某在第一起犯罪中抗拒抓捕而成為轉化型搶劫，其因該案被抓獲后如實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其他盜竊罪行，是否屬如實供述“不同種罪行”？被告人吳某是否構成自首？審判實踐中出現兩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因盜竊成為轉化型搶劫與其他盜竊罪行屬“同種罪行”，被告人吳某不構成自首。理由：
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二條規定：“根據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二款的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宣判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罪行的，以自首論。”關于罪行問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第三條進一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如實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該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屬同種罪行還是不同種罪行，一般應以罪名區分。雖然如實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屬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應認定為同種罪行。”本案第一起涉及的搶劫罪和第二起涉及的盜竊罪，在事實上沒有關聯，也不屬選擇性罪名，但在法律上有密切關聯。本案涉及到由盜竊轉化搶劫問題，刑法第二百二六十九規定，在盜竊過程中，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或毀滅罪證當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以搶劫罪定罪處罰。本是盜竊行為，由于行為人為抗拒抓捕當場使用暴力威脅的行為，法律將其擬制為搶劫。由盜竊轉化后的搶劫和轉化前的盜竊行為，基礎罪名和轉化后的罪名兩者在法律上存在著密切聯系，因此本案中被告人吳某供述的其他盜竊事實和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由盜竊轉化的搶劫事實，應認定為同種罪行，被告人吳某不構成自首。
第二種意見認為，雖然本案搶劫罪是因盜竊轉化而成，但正因為其罪行的性質和特征已經轉變，因而與其他盜竊罪行應屬“不同種罪行”，被告人吳某構成自首。理由：
刑法第六十七第二款規定，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論。《解釋》進一步明確該規定的“本人其他罪行”必須是“不同種罪行”。對于“不同種罪行”問題，《意見》中有相關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如實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該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屬同種罪行還是不同種罪行，一般應以罪名區分。……但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屬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應認定為同種罪行。”本案中吳某在因轉化搶劫被抓獲后，如實供述了公安機關未掌握的其他盜竊罪行，搶劫罪和盜竊罪屬于不同種罪名，符合六十七條第二款規定，應當認定為自首。
三、比較上述兩種意見，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一） 準確理解“不同種罪行”的含義
《意見》第三條明確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采取強制措施期間如實供述本人其他罪行，該罪行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罪行屬同種罪行還是不同種罪行，一般應以罪名區分。雖然如實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屬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應認定為同種罪行。”據此，應當理解，如何認定“不同種罪行”，一般是以罪名區分，且以判決最后確定的罪名為準。特殊情況下，即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屬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也應認定為同種罪行。對于選擇性罪名，如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不難區分，主要是對“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的含義存在不同理解，筆者認為應從如下幾方面把握：
1、按照文義表述，“密切關聯”是指事物相互之間的牽連和影響十分緊密，不可分割。①在法律上密切關聯的犯罪，是指不同犯罪的構成要件有交叉或者不同犯罪之間存在對合（對向）關系、因果關系、目的關系、條件關系等牽連關系。例如，行賄罪和受賄罪，窩藏、包庇罪與被窩藏、包庇的行為人之前所犯的罪等。②在事實上密切關聯的犯罪，是指不同犯罪之間在犯罪的時間、地點、方法（手段）、對象、結果等客觀事實特征方面有密切聯系。如某人用炸藥報復殺人，其因故意殺人被捕后，主動供述了其購買了較大數量硝酸銨等原料制造炸藥的行為，其行為又構成非法制造爆炸物罪，與司法機關此前掌握的故意殺人罪不是同一罪名，但因其在供述故意殺人犯罪事實時，必須如實供述作為犯罪工具的爆炸物的來源，因而，其所觸犯的兩個罪名在事實上有緊密關聯。
2、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三條規定：“犯罪嫌疑人對偵查人員的提問，應當如實回答。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可見，對偵查人員的提問，只要與其所實施的犯罪事實有關，如起因、動機、時間、地點、目的、方法（手段）、結果等均是犯罪自然發展過程中的要素，犯罪嫌疑人均有如實回答的義務。如果涉及其中任何一個要素的行為單獨構成另一犯罪，就應當認定涉嫌的兩個犯罪在法律、事實上有密切關聯，作案人均有義務如實交代。換言之，這兩個不同的犯罪實質是同一犯罪過程中連續實施、銜接緊密的不同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供述司法機關已經掌握的部分事實時，只有供述同一犯罪過程中密切關聯的其他部分事實，才能認為是如實供述犯罪事實。如行為人因實施盜竊被抓后交代銷售贓物的行為，因贓物是盜竊犯罪的犯罪對象和犯罪所得，行為人有義務如實交代其去向，行為人交代的銷售贓物的罪行與公安機關已經掌握的盜竊罪行有密切關聯。司法實踐中，涉及人身、財產的犯罪，如在敲詐勒索、綁架、故意殺人、搶劫、故意傷害、交通肇事等案件中，行為人作案工具的來源、去向，被害人隨身攜帶財物的下落等等，均是與行為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密切關聯的事實。
（二）本案被告人吳某如實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其他盜竊罪行，屬如實供述“不同種罪行”，應以自首論
1、本案被告人吳某供述的盜竊罪與公安機關已掌握的搶劫罪，首先，毫無疑問是兩個不同的罪名。其次，該兩起犯罪，分別構成一個完整的犯罪過程，是兩起互不相干、完全獨立的犯罪，犯罪的時間、地點、對象、結果等客觀事實特征方面均沒有密切聯系，同時，犯罪構成要件也沒有交叉或者存在對合（對向）關系、因果關系、目的關系、條件關系等牽連關系。也就是說，公安機關只掌握吳某第一起搶劫犯罪事實，未掌握吳某其他盜竊犯罪事實，在訊問該案事實時，其他盜竊犯罪事實并不是吳某必須交代的內容，而且，即使被告人吳某沒有交代盜竊犯罪事實，只交代搶劫犯罪事實，也應認定其如實供述搶劫犯罪而可以得到從輕處罰。因此，該兩起犯罪在事實、法律上均無密切關聯。
2、兩種觀點比較，第二種觀點更符合立法精神
對轉化型搶劫與其他罪行是否同種罪行，實踐中有四種情形：一是供述司法機關已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其他盜竊、詐騙、搶奪犯罪（其中轉化型搶劫前行為與盜竊、詐騙、搶奪不同類的，明顯屬“不同種罪行”，在此不作分析，以下第二點同理）；二是供述司法機關已掌握盜竊、詐騙、搶奪犯罪，又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犯罪；三是供述司法機關已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其他一般搶劫犯罪；四是供述司法機關已掌握的一般搶劫犯罪，又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定的轉化型搶劫犯罪。四種情形中，根據前文分析，行為人供述的兩種犯罪在法律、事實上均無密切關聯，前兩種罪名不同，后兩種罪名相同，究竟哪些是“同種罪行”， 哪些是“不同種罪行”？ 根據《意見》，認定“不同種罪行”，一般是以罪名區分，這是一般情況。特殊情況下，雖然如實供述的其他罪行的罪名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犯罪的罪名不同，但如實供述的其他犯罪與司法機關已掌握的犯罪屬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應認定為同種罪行。這是一種限制解釋，只有“罪名不同”但又是“選擇性罪名或者在法律、事實上密切關聯”的，才應認定為“同種罪行”。顯然，后兩種情形罪名相同，不符合此規定，應按照一般理解為“同種罪行”。由此可見，前兩種情形罪名不同，在法律、事實上均無密切關聯，應是“不同種罪行”。
自首制度是我國刑法中一項重要的量刑制度。該制度的設立旨在鼓勵犯罪人自動投案，一方面促使犯罪人悔過自新，不再繼續作案，另一方面使案件及時偵破與審判。我國刑罰具有預防犯罪的目的，對于犯罪分子實行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政策。除對極少數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必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以外，對于絕大多數愿意悔改自首的犯罪分子，根據其犯罪事實和具體情況，依照國家的法律和政策可以從寬處罰。假設，本案中被告人吳某未交代其他的盜竊行為，而是在轉化型搶劫判決并服刑完畢后，主動到公安機關供述其他的盜竊行為，根據有關法律規定，被告人吳某的行為顯然應認定為自首。本案中，被告人吳某在司法機關掌握轉化搶劫犯罪事實過程后，主動交代司法機關尚未掌握的盜竊事實，相比其僅因轉化搶劫被判刑并服刑完后才主動到公安機關供述其他盜竊犯罪，更具有主動性，悔罪更徹底，使整個案件得以及時偵破與審判，節約了司法資源，減少了辦案成本，因而更應認定為自首，才符合自首制度設立的初衷。
綜上，被告人吳某在第一起犯罪中抗拒抓捕而成為轉化型搶劫，其因該案被抓獲后如實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其他盜竊罪行，不管是從司法解釋的規定理解，還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則考慮，均應認定是如實供述司法機關未掌握的“不同種罪行”，從而認定其為自首。
（作者單位：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白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