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喬鐵軍 ]——(2012-11-19) / 已閱8047次
試析制憲權通過文化認同獲得權威
北安市人民法院 喬鐵軍
制憲權理論用“政治決斷”解釋了“人民”參與構建國家時作出的授權。但在現實中，采用制憲形式構建的政權并不總能獲得人民的真實認同。當代立憲主義語境下，無論是構建國家，還是確立政權權威，執政者掌控和行使權力形式上都必須滿足人民認同這個正當性標準，人民是根據文化統一行動的；所以，人民的統一認同實質上表達了文化的認同。只有在符合人民文化認同的權力話語基礎上，才能構建起真正符合憲政精神的權威。人民如何要避免被僭越的危險，保證權力獲得權威呢？那就必須要對權力作出真實的權威判斷。
針對這個問題，韋伯提出了權威的類型化分析，試圖通過探討特定權威的內在規定，為權力獲得權威確立起相應的規則。雖然現實中沒有一個政權能夠單獨對應他所說的某一類權威，不過當代立憲主義國家已經普遍接受了法理型權威為最重要的一種權威。根據這種理論，所有的團體成員服從一種“經由協議或強制的手段來建立”的“理性”所創制的規則，所有人都受到這種規則的“權力籠罩”，即所有人的服從或同意。這種規則的權力是掌權者獲得權威的依據。然而，獲取權威所需要的“所有人的同意或服從”是如何作出的，即什么是找到韋伯所說的“理性規則”及其程序呢？正是針對這個問題，哈貝馬斯試圖通過交往理論，建立一種找到人民真實意志的程序機制。他直接穿透了統一體形式，回歸到以具體個人為單位的社會，提出個體通過平等自主的交往，表達對權威的認同，“隨著從公民互相承認權利的橫向社會聯系到進行縱向社會聯系的國家組織的過程，公民的自決實踐得到了建制化……一種同主觀自由內在地交叉的人民主權再一次同國家權力相交叉”，他走出了純粹以政治統一體為主權權力的結構，在公民的自主聚集、論壇或其他團體中的自主交往循環中尋找人民意志。此時，人民對權力的權威判斷是“通過一種建制分化的意見形成和意志形成過程的交往預設和程序而得到實現的�！�(11)即使不考慮這種“建制分化”的程序最終如何形成整體判斷，哈貝馬斯的交往程序理論必須要在平等自主的基礎上推進，這就將交往規則變成了一個需要解決的前提性問題，如此便又回到韋伯理論中留下的問題上，即人民作出同意或服從的規則是什么。無論是“理性”還是“自主交往”，要突破掌權者所操控的規則限制，保證人民自主表達權威判斷，并形成政治統一體對權力的真實權威判斷，都忽視了這樣一個問題：人民統一判斷的形成路徑在哪里？
統一判斷，是施密特所說的“政治意識”，本質上就是人民的一種“共識”，它是人民能夠形成政治統一體的關鍵，并直接指向制憲權所表達的政治意志。在施密特的制憲權分析中，這個政治意志構成了之后所有權力、權威有效性的“存在基質”，該“基質”凝聚了人民成為政治統一體的共識，并進一步成為人民對權力作出統一權威判斷的基礎規定。可見，“存在基質”是找到共識路徑的重要基礎。
“存在基質”表述在行使制憲權產生的實定憲法中，雖然不能認為這就能完整表達出政治統一體意志，但是它確是“包含著對特殊的整體形態有意識的規定，而這種整體形態是由政治統一體自行選擇的�！睍簳r拋開“有意識的規定”表達的局限性，理論上講，實定憲法是根據制憲權主體“前憲法”狀態下的意志，對國家權力存在形態作出的有效決斷，(12)這種表述過程說明，“存在基質”詮釋的是“前憲法”狀態下人民的意識，它是“有意識的規定”得以形成的基礎。實際上，這個基礎在定義項上完全與文化(13)的概念同義。文化指引了人民達成共識。可以說，人民正是在文化的支配作用下，選擇了政治統一體具體的存在形式。文化才是決定政治國家權力是否能夠獲得權威認同的根本性規定。
就文化在權威形成中的作用，亨廷頓就早已指出，在冷戰結束之后，“人們的認同和那些認同的標志開始發生急劇的變化�！絹碓蕉嗟膰煺诒徽_地高高掛起……人們不僅使用政治來促進他們的利益，而且還用它來界定自己的認同。”(14)可到了新千年，當市場經濟浪潮急速席卷全球時，這種由旗幟標示的文化認同以及以此為基礎形成的政治界限變得模糊起來，以至于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一批學者提出，以“適度國家”為展開論述的視野，指明美國對伊拉克政權的民主化改造之所以失敗，只是沒有找到適度的“國家強度”：“‘華盛頓共識’本身并沒有錯……真正的問題在于國家在某些領域必須弱化，但是在其他領域卻需要強化�！�(15)試圖將政權形態的判斷，轉換為一個純粹數量學的技術問題。對此齊澤克批評福山指出：“基本的前提預設還是老一套……則我們都是美國人。那是我們的真實欲望——因此，所需的一切，就是人民一個機會，把他們從強加其身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于是他們就會加入到我們的意識形態夢想之中。”(16)
美伊戰爭以失敗收場，已經印證了：文化差異產生的隔閡無法由掌權者的權力優勢而打破。在文化發揮作用時，首要便是界定自己所支配人群范圍，辨識誰是“人民”，在這個范圍內，人民才能遵循統一文化規則、能夠形成統一意志，并成為具有統一行動能力的主體。這種作用機制被稱為是文化認同，它支配著人民形成政治統一體，并參與構建國家。文化認同規定了人民對共同事務形成統一認識的規則和表達方式，直接作用于根本共識。對此，文本開頭所提出的問題就有了一種解決方案：找到文化認同；用它來尋求人民真實的政治意志，并通過它來實現對權力的權威判斷。
伊拉克也許只是一個冷戰后的局部戰場，但是它卻成為一個醒目的政治地標，提醒人們重新審視立憲主義國家構建的根本規則：掌權者必須根據文化認同獲得人民的權威認同，而不是根據擁有權力這個事實本身。實際上，恩格斯早年在從發生學角度分析國家的時候，就已經開始重視到這個問題。因為“國家絕不是從外部強加于社會的一種力量”，作為社會自我組織的手段，國家雖然在“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甚至“日益同社會相異化”，但仍始終服從“從社會中產生”這個根本規定。(17)這說明，人民不單是對國家組織的需求者，更是組織國家的主體。參與組織構建國家的人民正是借助于文化認同來表達自己對國家的需求。此時，國家因為產生于社會，所以它是以社會的邊界為邊界的，它正是文化認同在界定“人民”時構建起來的。所以，美伊戰爭的“美國夢”之所以會破滅，并不是因為“美國夢”本身是否美好，也不是因為伊拉克人民是否懂得“領情”。而是因為兩個社會的“人民”不同，只有符合本土文化認同的權力才能獲得人民的權威認同，也只有這種權力才能滿足人民對國家的組織功能需求，確立起有效的社會統治。
相關文獻：
(1)[德]馬克斯•韋伯：《韋伯作品集(Ⅱ)：經濟與歷史，支配的類型》，康樂、簡惠美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07-309頁。
(2) 參見[德]卡爾•施密特：《憲法學說》，劉鋒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8、86-89頁。
(3)此處采用人類文化學的“文化”定義，這一領域對它的定義一般基于對“歷史”或“傳統”、“社會成員”或“民族”以及“行為”、“正當理由”或“規則”等范疇及其相互之間關系的討論而展開。參見[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102頁；參見陳曉楓：《中國法律文化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2-16頁；劉作翔：《法律文化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5頁以下。因此，本文對“文化”作這樣的理解：它是在歷史發展過程中，根據特定的自然條件、物質生產方式以及其他具體的時代條件等因素，在特定人群中形成的一套觀念體系，它決定了這個群體中各個成員所共遵的生活信念、思維方式、價值準則和行為方式等。
(4)[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劉緋、張立平、王圓譯，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頁。
(5)[美]弗朗西斯•福山：《國家構建：21世紀的國家治理與世界秩序》，黃勝強、許銘原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頁。
(6) [斯洛文尼亞]齊澤克：《伊拉克：借來的壺》，涂險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15頁。
(7)參見[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177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