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貴 ]——(2012-11-20) / 已閱11154次
試析死者人格利益的不同保護期限
北安市人民法院 錢貴
通說認為，人格權的客體是人格利益。然人格利益是僅以精神利益為內容，還是兼有精神利益、財產利益兩方面內容，學界見解不一，[1]這造成了死者人格利益保護的理論解讀差異。[2]如果認為人格利益的內容僅限于精神利益，由于死亡導致精神利益主體消滅精神利益亦當然消滅，那么法律保護死者的人格利益只能從公共利益、近親屬利益或法益等角度得到合理解釋，其保護期限也應著眼于這些角度確定；如果承認人格利益包含財產利益，則因財產利益具有可繼承性而不因死者死亡而消滅，因此其保護期限應從保護繼承人、財產權存續期限等角度確定。
自上世紀以來，在比較法上承認人格權具有精神與財產雙重利益，已成為普遍趨勢。[3]人格權之財產利益存在兩種典型保護模式：英美法的獨立財產權（公開權）保護模式和德國法的人格權保護模式。美國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例是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n inc．案，[4]在該案中，弗蘭克法官區分隱私權中的精神利益與財產利益，創設了“公開權”一詞，將其作為一項獨立財產權從隱私權中剝離出來。[5]后經nimmer教授等學者進一步梳理闡釋，公開權作為一項獨立財產權的理論得以確立。[6]最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一案中正式認可了公開權應受保護。[7]而在德國，法院通過適用“一般人格權”為他人身份的商業利益提供保護。[8]在paul dahlke案中，法院認為未經許可在廣告中使用原告照片構成對人格權的侵害，但賠償的理由是應當對使用照片支付費用，而不是基于對人格的損害賠償。[9]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判決強調肖像權雖源于對人格尊嚴的保護，但也包含對其商業利益的保護。[10]因此，在德國法保護模式中對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業利用，構成人格權的一項內容或權能。
在我國，雖然多數學者認可人格利益包含直接或間接的財產利益，但對保護模式存在爭議。一種觀點主張采取獨立財產權保護模式，建立形象權制度保護人格的商業利用。[11]另一種觀點主張生者人格上財產利益采人格權保護模式、死者生前人格上財產利益采公開權保護模式。[12]我認為，如果承認這樣一個前提，即人格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財產利益，那么可得出以下結論：1.人格之精神利益隨自然人死亡而消滅，對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保護實際上是對死者近親屬精神利益的保護；2.人格之財產利益不因自然人死亡而消滅，而由繼承人繼承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3.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與財產利益的保護期限，應分別著眼于兩類利益的性質及保護對象來確定。
首先，人格權之精神利益是權利人享有的人格獨立、人格平等、人格尊嚴等不具有直接財產內容的利益。該利益的專屬性決定了權利人死亡必然導致該利益因喪失依托而歸消滅。關于死者不再享有精神利益的理論依據，已有學者作了詳盡闡釋。[13]惟應注意，對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應否保護及如何保護，各國態度不盡相同。英美法不承認死者享有精神利益。在英美法上，不存在死者名譽權保護的問題，僅在受害人為生者的情況下才可能構成侵害名譽權的侵權行為。[14]英國普通法不能對死者死后人格權提供任何保護，即使是在嚴重侵害死者名譽的情況下也是如此。[15]法國與英美類似。法國法院認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權利所涉及的當事人是這一權利的惟一享有人，權利人死亡，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訴訟的權利即告消滅。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權利僅屬于活著的人，不能轉移給繼承人。[16]但在德國等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和地區，承認對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法律保護。在德國，對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護采取“直接說”，即保護對象為死者本人。承認死者部分權利能力的做法見諸于德國法院，依據相關判決，“對人格權的保護價值超越了一個人的權利能力”，“對人格權的法律保護不因死亡而終止……一個人對個人價值和尊嚴的一般權利在死后繼續存在。”[17]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解釋說，人的權利能力消滅后，其人格仍有保護的價值；不對死者進行貶低性評價或歪曲性描述，是出于對死者的尊重。因此，死者的近親屬有權利要求制止或收回對死者的不實之詞。這種做法并不與人的權利能力因死亡而消滅的原則相背離，也不是說與人密切相關的一般人格權可以轉讓或者繼承。[18]在我國臺灣地區，對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護采取“間接說”，即其保護對象為死者近親屬。在2007年“蔣孝嚴訴陳水扁侵害蔣介石名譽權案”（又稱“蔣介石名譽案”）中，法院認為被告的行為不成立對死者名譽權的侵害，但構成對死者近親屬人格權的侵害。[19]
個人認為，對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護，我國宜采“間接說”，即人格權之精神利益因權利人死亡而消滅，死者近親屬因侵權行為受有精神損害，以其自身權利受侵害獲得救濟。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點：其一，我國現行法規定自然人權利能力終于死亡，若采德國“直接說”承認死者享有權利能力，必然與之抵牾過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精神損害賠償解釋》）第3條規定，死者人格利益受侵害時，其近親屬遭受精神痛苦可請求精神損害賠償。該條規定顯采“間接說”；其三，從相關判例來看，各級法院雖在“直接說”、“間接說”、“混合說”之間搖擺不定，[20]但“間接說”近年來正逐漸成為主流觀點。[21]
其次，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由死者近親屬繼承，在法定期限內仍受保護。在美國，公開權可否繼承曾存在極大爭議。[22]1975年的price v. hal roach studio案[23]和1987年的state ex. rel. elvis presley int’1 mem’1 found. v. cromwell案[24]明確表明公開權作為一項財產權具有可繼承性。在普通法中承認公開權的美國新澤西州、佐治亞州、弗吉尼亞州等州和適用民法典的加利福尼亞州、[25]印第安納州，[26]均已承認公開權可以繼承。雖然美國還有很多州對公開權可否繼承未作規定，但已就公開權繼承問題作出規定的絕大多數州均肯定公開權的可繼承性。[27]在德國，《藝術與攝影作品著作權法》第22條規定：“肖像的傳播與公開展示須經肖像權人同意。肖像權人允許他人為自己制作肖像并獲得報酬，視為同意。肖像權人死亡后10年內須經其親屬同意。”但對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何保護則未作規定。1989年heinz erhard案具有開創性意義，該案承認了死者近親屬對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嗓音）也享有支配權，死者近親屬同樣有權許可他人使用死者其他人格特征以獲取許可使用費。[28]
在我國，實務上認為死者人格利益保護主要針對精神利益，對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則持否定態度。在前述“魯迅姓名權案”中，法院認為，“魯迅精神是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遺產，不能成為謀取商業利益的工具。將魯迅姓名注冊為域名用于商業用途，或將魯迅域名標價出售，既會對魯迅后人包括周海嬰造成精神痛苦，同時也會對中華民族感情造成傷害。”“周海嬰作為魯迅先生之子，有權繼承魯迅先生的物質遺產，亦對魯迅先生的姓名、名譽等享有精神利益，有權維護魯迅先生的姓名不受侵害，但是姓名權本身作為人格權的一部分，隨著自然人死亡而消滅，不發生繼承的問題。”該判決否認了死者姓名具有財產利益及可繼承性。筆者認為，該案的判決結果及判決理由均值得商榷，應承認死者人格利益的財產性和可繼承性。主要理由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承認人格權具有精神、財產雙重利益及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的可繼承性已是各國的通行做法。其二，承認姓名權、肖像權的財產權能，存在現行法依據。《民法通則》第99條規定，姓名權的內容包括決定、使用、變更姓名等權能，其使用權能當然應包含商業使用與非商業使用。該條還規定禁止他人盜用、假冒權利人的姓名，盜用、假冒行為亦包含以商業利用為目的的行為。《民法通則》第100條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第139條更直接表明肖像權具有商業利用的權能。其三，《繼承法》第3條規定的遺產范圍包括“著作權、專利權中的財產權利”和“其他合法財產”。依體系解釋規則，在法律文本設定的特定語境下，前后多處使用的同一術語可能指稱的都是區別于慣常含義的特別含義，此時的體系解釋就應當因循語境下的特別含義。[29]“著作權、專利權中的財產權利”實質上是知識產權之財產權能；“其他合法財產”相應地可解釋為其他權利中的財產權能，亦包括人格權之財產權能。另外，學理上亦認為與人格物質載體相區分的人格權或已經商業化的人格權（如肖像權）受侵害，非財產損害賠償請求權也應該允許繼承。[30]其四，在司法實務上，在“藍天野訴天倫王朝飯店有限公司等侵犯肖像權、名譽權案”中，法院肯定了肖像權具有商業利用權能并判令被告向肖像權人支付肖像使用費。[31]該案雖未明確人格之財產利益可否繼承，但該案肯定了肖像權具有商業利用權能，為承認該權能之可繼承性留下余地。
最后，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財產利益保護期限具有差異性，該差異性取決于此兩種利益的主體和性質之差異性。一方面，所謂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實為侵害行為給死者近親屬造成精神損害，法律所保護的精神利益之主體為死者近親屬。該精神利益因與主體不可分而不具有可讓與性、可繼承性，因此，該精神利益的保護期限如何確定，取決于立法政策對死者近親屬范圍的劃定，亦即在這些主體的生存期限內此種精神利益為法律所保護。另一方面，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具有可繼承性，所謂侵害死者人格之財產利益，實為侵害繼承人所享有的財產利益。該財產利益的保護期限并非繼承人之生存期限，而取決于立法政策對該類財產利益所認可之存續期限。
法律文獻：
[1]一種觀點認為人格利益不具有直接的財產內容（參見魏振瀛主編：《民法》，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頁）；另一種觀點認為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和財產雙重內容（參見楊立新：《人身權法論》，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頁；馬特、袁雪石：《人格權法教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頁）。
[2]參見孫加鋒：《依法保護死者名譽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學》1991年第3期；于德香：《析民事權利與民事權利能力可以適當分離》，《政治與法律》1992年第2期；麻昌華：《論死者名譽的法律保護》，《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法律保護》，《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4期；張紅：《死者生前人格上財產利益之保護》，《法學研究》2011年第2期。
[3]see p. cane, 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 2nd edition,oxford,1996,p.5；王澤鑒：《人格權的性質及構造：精神利益與財產利益的保護》，《臺灣本土法學》2008年第105期。
[4]see 202 f. 2d 866(2d cir. 1953)．
[5]事實上，在haelan案之前，美國法院已承認了名人享有利用其肖像謀取收入以及禁止行為人商業性使用其肖像的權利。haelan案的真正意義在于，肯定了公開權可以通過協議或許可的方式進行轉讓。參見[美]大衛•韋斯特福爾、大衛•蘭多：《作為財產權的公開權》，載張民安主編：《公開權侵權責任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頁。
[6]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law＆contemp. probs.，1954, p.19.
[7]see 433 u.s. 562(1977)．
[8]參見[美]蘇珊娜•伯格曼：《美國和德國公開權制度的比較研究》，載張民安主編：《公開權侵權責任研究》，中山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頁。
[9]vgl. bghz 20,345.
[10]vgl. bgh 1, 12,1999.
[11]參見吳漢東：《形象的商品化與商品化的形象權》，《法學》2004年第10期；楊立新、林旭霞：《論形象權的獨立地位及其基本內容》，《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第2期。
[12]參見張紅：《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護：案例比較與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3]同前注[2]，葛云松文；同前注[12]，張紅文。
[14]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1988, p.877.
[15]參見[德]克里斯蒂安•馮•巴爾：《歐洲比較侵權行為法》下卷，焦美華譯，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頁。
[16]參見羅結珍譯：《法國民法典》上冊，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頁。
[17]同前注[15]，克里斯蒂安•馮•巴爾書，第149頁。
[18]參見[德]卡爾•拉倫茨：《德國民法通論》上冊，王曉曄等譯，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頁。
[19]參見王澤鑒：《侵權行為》，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頁。
[20]《李林訴〈新生界〉雜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譽權糾紛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8年第2期；《彭家惠訴〈中國故事〉雜志社名譽權糾紛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2年第6期。
[21]參見梁慧星：《民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頁；同前注[19]，王澤鑒書，第145～148頁。
[22]see terrell and j. s. smith, publicity lib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nceptu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bility issue, 1985, 34 emory l. j. i．
[23]see 400 f. supp. 836(s.d.n.y.1975)．
[24]see 733 s. w. 2d 89 (tenn. app. 1987)．
[25]see california civil code§3344.
[26]see indiana code § 32-13-1-8.
[27]see restatement,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46, comment d.
[28]vgl.olg hamgurg 08.05.89.
[29]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contracts and wills, butterworths, 1995, p. 69.轉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釋學導論—以民法為視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頁。
[30]參見張平華、劉耀東：《繼承法原理》，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頁。
[31]參見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2002)東民初字第6226號民事判決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