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齊江濤 ]——(2012-11-26) / 已閱8277次
對于組織犯而言，共同犯罪故意的心理態度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希望追求特定危害結果的發生，即組織犯具有確定的犯罪故意，如把特定的人殺死或砍成重傷等。由于這種情況下組織犯是積極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他就應對其希望心理承擔刑事責任。二是組織犯放任一定范圍內的幾種危害結果的發生，如組織犯指令他人實施故意傷害的行為，但并沒有明確指出是重傷還是輕傷，那么犯罪結果是重傷還是輕傷，都不違背其意愿，因此組織犯應對實行犯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任何實際危害結果負責。
對實行犯而言，其實行故意的內容也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要對自己的行為會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態度，另一方面要與其他共同犯罪人有主觀聯系，包括與組織犯的主觀聯系。實行犯因為是在組織犯的的組織指揮下實施犯罪行為，他應當與組織犯的犯罪故意是一致的，如果其犯罪故意與組織犯不同，則他應當獨自承擔其行為的刑事責任，而組織犯則對此行為不再承擔責任。
（二）根據不同的犯罪形態確定刑事責任
對完成形態，因為犯罪結果完全符合雇主和受雇人的意圖，因此，雙方對犯罪行為實際造成的后果都應承擔刑事責任。在此，不作過多論述，只對實行過限和未完成形態下的刑事責任進行論述。
1、實行過限情況下刑事責任的認定
雇傭犯罪是一種特殊的共同犯罪，它的實行過限問題是其特殊性。在純粹的雇傭犯罪中，雇主是教唆犯，具體的犯罪行為由受雇人獨自完成，若其行為超出了雇主的故意范圍，則由受雇人對其行為單獨負責，雇主對實行過限的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但是，在認定受雇人是否實行過限時，必須對雇主的犯意進行認真考察。共同犯罪的故意由于各個行為人感覺器官不同，認識能力等個體差異，出現了對雇主意思表示的歪曲心理反映。在雇主授意明確時，認定受雇人是否實行過限，較為容易，但在授意不明確時，認定就較為困難。例如，在司法實踐中，常發現雇主說：“收拾ХХ，擺平ХХ，整他，教訓他”，這些詞語內涵外延含混不清，會產生嚴重分歧，輕則輕微傷，重則重傷、死亡。所以，這時雇主的故意內容是包括幾種可能發生的危害結果，是在該范圍內的上限和下限之間擺動。所以，這時受雇人在不確定故意范圍內造成的所有危害結果，都不屬于實行過限，都應由雇主和受雇人一起承擔全部刑事責任。
在不純粹的雇傭犯罪中，雇主參與實施了犯罪構成要件的一部分或全部犯罪行為，可為組織犯、教唆犯或實行犯，受雇人則可為實行犯或幫助犯，則又應根據不同情形加以認定。第一種情況是在雇主和受雇人共同實行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時，雇傭雙方均為正犯，倘若任何一方實施超出了預謀的犯罪行為，屬于實行過限，由實行者本人承擔罪責，其他共犯不負此刑事責任。第二種情況是雇主有時是共同犯罪的組織犯，雖沒有參與犯罪的實行，但對整個實施犯罪進程都起決定作用，因而對整個預謀的犯罪行為，都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但受雇傭人實施犯罪行為時，超出了他們預謀的范圍，另犯新罪，這時，對于這一新罪只能由受雇人一人承擔刑事責任，雇主對此罪不負責任。第三種情況是在雇傭犯罪中，受雇人幫助他人實施犯罪，如果被幫助人實施了超出幫助的故意范圍的其他犯罪，就屬于幫助犯的實行過限�，F實中主要有兩種情況：一是被幫助的人在實施過限行為時，沒有利用幫助犯所提供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幫助犯對被幫助人的過限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由行為人本人獨自承擔其責任。二是被幫助者利用了幫助犯提供的幫助，在這種情況下，被幫助的人實行行為超出了幫助犯幫助意圖的范圍，所以二者也不能形成共同的故意，更不是共同的行為，這時，也應當由實行過限行為的實施者獨自承擔其過限行為的刑事責任，幫助犯對實行行為不負刑事責任。
2、未完成形態下刑事責任的認定
在犯罪未完成形態中，對于雇主來說，可能存在三種刑事責任：犯罪預備、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俟椭鲬袚缸镱A備的刑事責任的情況
要確定雇主的犯罪預備，首先要確定雇傭犯罪的著手問題。雇傭犯罪大多數是雇主不直接實行犯罪行為，對于雇主來說，他將犯罪意圖告知受雇人后，他的雇傭行為就已完成，之后的犯罪行為是由受雇人實施。而尋找受雇人的行為，只是為犯罪創造條件，不能作為犯罪的著手，而只能是雇主在找到受雇人之后，將犯罪意圖交給受雇人作為犯罪的著手。而受雇人是否接受其犯罪要求，不影響著手的成立。因此，在此之前雇主的策劃犯罪、為犯罪進行準備工作、尋找受雇人、與受雇人商議犯罪行動、創造條件等行為，都屬犯罪預備，如果在此時被查獲，應令其承擔犯罪預備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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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雇主一般不參與具體的犯罪行為，受雇人的犯罪行為決定了雇主的既、未遂，雇主未遂可能是由行為人的以下幾種情況導致的：一是受雇人接受任務后，開始為犯罪做準備工作而被查獲。對于受雇人來說他是犯罪預備，但對于雇主來說，在受雇人接受其授意的犯罪之后，雇主的預備行為就已經完成，對他來說，犯罪行為已經在“著手了”，此時受雇人被查獲是其意志以外原因造成的，因而犯罪才沒有得逞，所以雇主應承擔未遂的責任。二是受雇人在實行犯罪行為時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被迫停止犯罪，因而沒有發生犯罪結果或者犯罪結果尚未達到雇主的要求，對雇主與受雇人來說都構成犯罪未遂。三是受雇人在實行犯罪時，由于種種原因自動中止犯罪。對受雇人來說，他是中止犯，而對雇主來說，受雇人主動放棄犯罪是他所不希望的，違背了他的犯罪意志，他的犯罪目的因受雇人的中止而不能達到，雇主仍應承擔未遂的責任。四是受雇人在實施犯罪行為時自行決定不實施雇主所要求的犯罪行為，而轉變為實施另一種較輕犯罪，因而產生了較輕的犯罪結果，而此犯罪結果是達不到雇主要求的，對于受雇人來說是犯罪既遂，對雇主來說卻仍構成犯罪未遂。
另外，在實踐中還存在一種騙取傭金的行為，即受雇人在與雇主協商犯罪事宜之時，根本沒有犯罪意圖，未打算實施該犯罪行為，或者為了收取傭金或其他原因而假意答應接受雇傭。此類情況下，雇主與“受雇人”之間因缺乏共同的犯罪故意而不構成共同犯罪。對于雇主來說，他并不知道受雇人不可能實施犯罪行為，或者在知悉后尚未再次雇傭他人而被查獲，這種情況也應屬于犯罪未遂，雇主應承擔未遂的刑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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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雇傭犯罪案件中，雇主如果是同受雇人一起實施犯罪的實行行為的，須自動中止犯罪或者自動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而在雇主未參與實行犯罪時，則不僅應自己主動中止犯罪，還須主動阻止受雇人實施犯罪或者是有效地防止犯罪結果的發生，這時對雇主來說才屬于犯罪中止。
因此，對雇傭犯罪進行刑事責任認定，要根據雇主和受雇人雙方的地位及具體的犯罪形態進行綜合考慮。從其地位看，雇主和受雇人通常是以組織犯和實行犯的身份出現，應根據具體情況確定其刑事責任，而從其犯罪形態來看，雇主與受雇人在三種不同的形態下的刑事責任又可能會有不同，這就要求，我們在具體分析某一個案時，要綜合考慮各種因素，準確把握雇主與受雇人在案中的地位和具體的犯罪形態，從而正確對罪犯定罪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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