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東 ]——(2003-11-20) / 已閱12081次
賊的命運與心理學常識
向東
《南方周末》7月31日登載的湖南會同縣堡子村村民集體“刑訊”打死一個司機的事，隨后宋玲玲師姐又發文《賊的命運與法治常識》認為，村民們在刑訊過程中，做出種種喪失理智的暴力行為，癥結在于國人在觀念上對生命的認識和刑法觀念的問題，認為這也是法治常識的問題！可她在文中也提到幾乎所有的國民即使是山野村夫也知道殺人償命的道理啊！這難道說法治沒有普及到村民中去嗎?村民也知道殺人償命這些最基本的法治常識��！同時案子中的那些受過高水平教育有修養的老師為什么在對待司機時又出手那么狠呢？ 看來這就不僅僅是一個法治問題了！
帶著這個疑問，我在網上用“打死小偷”這個關鍵詞搜索了一下，發現帶有這個關鍵詞的文章居然有幾萬之多！粗粗看了一下標題，你會發現全是什么“十多村民”“四莽撞工人”打死小偷等等。請注意這些量詞，并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實施暴力行為，而是兩個以上的群體！你能說打死小偷的人當中就沒有文化層次比較高的？照說來中國的農民一向是比較善良、淳樸的嘛！為什么會在集體“刑訊”中做出那么殘忍簡直是令人發指的行為呢？
這個問題表面上可以看作是法治和刑法觀念的問題，但實質上卻是一個心理學問題！很奇怪吧？因為心理學家早就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細科學的研究和實驗的，他們把村民的這種集體行為就叫做反制度化集體行為。所謂反制度化集體行為是指團體的活動沒有共同的了解和被公認的原則。比如，激烈的群眾暴動，商品要漲價的信息傳來時的搶購浪潮，戰爭的歇斯底里狀態，足球流氓集體騷動等等，都屬于反制度化的集體行為。由于反制度化行為是自發產生的，相對來說是沒有組織的，所以難以預測和難以控制，因而常常對社會潛藏著巨大的破壞性。1931年發生在美國得克薩斯州李村的白人和黑人之間發生了一件本來很平常的事情，其實完全可以通過法院公正審判的，但結果卻是事態越鬧越大以致國家出動軍隊進行鎮壓的事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ň唧w情況就不在這里說了，請參閱心理學方面的書籍）心理學家們通過對這個案例的研究和分析，得出了反制度化集體行為具有如下的特點：
首先是擁擠，它是最初的或最早的集體行為的方式。對比堡子村審訊的具體情況就可以發現，當司機被押到“又一堡”旅社門口的時候，立馬就被人們圍起來了，隨后的第二輪第三輪“刑訊”中，人數更是越來越多，由最初的十個左右增加到二三十個，到最后發展到了100多個人圍在一起，你說當時的場面多大啊，人們擁擠的情況多嚴重��！這就具備了第一個條件，人們圍在一起看熱鬧，我們在這里就把圍在一起的人看作是一個群體。在擁擠中，群體中的其他成員無論是在心理上還是在身體上都發生著擁擠。擁擠的基本效果就是人們彼此之間更為敏感，變得目光狹小、不顧他人的生命，同時對其他的對象的刺激反應也就大大減少了。此時，人們的注意力只限于當時的，對平時的道德、法律也就視而不見了。從而也就導致群體成員處于了一種無意識狀態。
然后第二個階段是集體激動，是擁擠行為更為激烈的方式，他除了具有擁擠的一般特征外，還有著它自己的特殊特征，即對他人的注意更為強烈的吸引力，此時的人們的情緒和行為都是由發自內心的沖動支配，所以，人們此時也表現得極不穩定，也極不負責任。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更容易被調動起來發泄自己內心的緊張和不滿！案例中，就是由于人們在審訊司機的時候，每次審訊開始的時候都是先問他是不是小偷，當司機否認自己是賊時，便激發了村民由于丟失東西需要發泄的怒火，以至于在“九羅”一聲“打喲”語言的刺激下，人們便開始瘋狂的毆打起來！第二輪審訊中姜某也是在沒有耐心的情況下，瘋狂的毆打司機！因為這時的人們都是一群沒有理智的動物集合體，稍有不從就只能激怒他們以至遭到殘暴的對待的！
第三個階段是社會傳染，這是一種比較快的、不知不覺的、不合理的擴展，它往往表現為一種瘋狂、一種時尚的擴大，它是擁擠和集體激動的極端形式。而且社會傳染還能吸引旁觀者，使旁觀者也在不知不覺中做出同樣的反應，成為集體暴力行為的一員！社會傳染的結果，使社會抵抗力減少，即使個體的自我意識減少，個人也會情不自禁的模仿他人、跟隨他人，一下子就擴展到整個群體，最終成為了集體行為。在案中我們同樣也可以看到，人們開始用木棍、掃帚打，打斷了又換成了木樁子、螺紋鋼筋，一個比一個惡毒一個比個兇殘，以至于最后拿鹽水潑、往司機的口里塞化肥，這些都在互相感染、刺激下愈演愈烈的！這里面最為典型是那個參與者的兒子用食鹽水潑在司機的身上，并說：“賊古佬，我給你消消毒！”人群中不但沒有人勸阻，卻發出了一陣笑聲！為什么�。侩y道100多個人中就沒有懂點法律，明白生命的重要意義的？那是因為現在圍觀的人都成為了一個集體。人們都成為了這個暴力集體中的一員，心中只有欲望和沖動，只要需求快樂和刺激，這里最好的解釋是運用弗洛伊德的“本我”理論最好，而這種本我的力量特別大，它隨時隨地都想表現自己，它更像個野獸，而不大像人。特別是碰到集體暴力這個外在條件的時候，個人的行為就更容易受到同伴的感染、暗示等影響的，就很容易喪失理性和個人責任感，表現得沖動興奮，人人有責，也就等于人人無責，人們更多地會做出不負責任的行為。這時聚集在一起的群眾就轉變為殘酷的、獸性的、失去理智、毫無約束地發泄情感和濫用暴力的烏合之眾。
所以，我們在探討這個案子，思考為什么村民會做出如此過激違反倫理行為的時候，應該放到“集體”這個大前提下來研究。這時所面對的是一個不理智的“集體”而非單獨的個體。至于為什么集體中村民們變得如此激烈，甚至失去理智，心理學同樣也有解釋的，心理學家金巴爾多(P.Ztnbardo)用一群高智商的女大學生來做去個性化的實驗，（具體實驗內容請查閱心理學方面的書）一系列的實驗結構顯示了群體的“暴力”的確與“去個性化”有著密切的關系。這里所說”的去個性化“是指當一個人在群體中時，他們就不以一個具體的個體存在，而是以群體的成員形式而存在，法律的約束力就會遠離這些人，從而，個人喪失責任新，失去一定的理性，做出違反社會準則的過激行為。而當個人單獨行事時，則自我意識強，因而更能保持從理性的、倫理的角度去看待問題，清楚自己該做和不該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審訊司機的時候只有一個人時，一般情況下不會發展到毒打司機致死的！因為這時是一個人，不受其他人的干擾，更容易理性的看待這個 “賊”，這時他就會意識到殺人是要償命要坐牢的，如果去坐牢的話家里面的老人、孩子誰來照顧等等問題，理性就能戰勝其“本我”，從而避免做出過激的行為！
運用心理學知識對堡子村村民的集體暴力進行分析后，我們就大為明了也更清晰了。如果當我們同樣面對這樣的情況的時候（特別是被冤枉的時候），面對這些不理智、充滿憤怒的“集體”的時候，我們采取的不是馬上給他們普及法律知識、講法理等等，那樣你可能只會遭來更猛烈的打擊，這個時候我們最重要的是采取權宜之計，先順從“集體”的主意承認“事實”，然后再考慮通過其他的方法和程序來還自己的清白。只要不激怒他們，他們心中的“怒火”就不容易被點燃的，這樣更有利于保全自己的生命。這種做法看似可笑，但確確實實是通過科學合理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的！
所以，我認為僅僅把賊的命運歸結為中國法治和刑法觀念的問題是不妥也不合理的！因為集體暴力的行為只要是有人聚集的地方就有可能發生的，魯迅先生也說過：“凡中國所有的，外國也都有。”這個你可以從電視上報紙看到西方發達國家和法制完善國家發生的各種騷亂和暴動中再比較我所介紹的，你就會明白了，所以這個案子主要還是人的本質和外部環境使然！
法治是一個大概念，我們在引用的時候還需多加小心和慎重，同時也希望我們的立法者在立法的時候應該多聽聽心理學家的觀點，遵從人的本質的立法將更有助于法的實施和遵守！在本案中，張順成的死由于其不懂心理學常識，主要還是死在了其不“順”的問題上！我認為一審法院的判決應該算是比較公平合理和公正的！也不能因為心理學問題而不追究村民的責任！我在這里無意干擾二審法院作出公正的判決，特此申明！
重慶工商法學院法學院2001級4班 （在讀本科） 郵遍：40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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