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姜華 ]——(2013-1-11) / 已閱8704次
從歷史上看，沉默權制度的建立和推廣是以律師對于刑事訴訟的逐步參與為背景的，因此，在當今西方刑事訴訟中，即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保持沉默，并不意味著訴訟對抗性的喪失，而且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可以得到很好的維護。但我國目前執業律師有限，遠未達到西方國家律師服務的普及程度，在當前中國的刑事訴訟中，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案件不到法院審判的全部案件的30%，一旦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決定行使沉默權，放棄自己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又得不到律師的幫助，很難真正的維護自己的利益。因此，如何根據刑事司法的國際準則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獲得律師及時有效的法律幫助，對于建立沉默權制度至關重要。同時，我國律師在審判，偵查階段所擁有的權利也遠遠少于西方國家的律師。其次，我國的證人作證制度對沉默權制度有重要影響。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對抗制訴訟的精神作為貫徹直接言詞原則的重要方面，證人證言的重要性可想而知。特別是沉默權制度實行后，由于口供的減少，使得對證人證言的依賴性提高，證人出庭作證對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有著關鍵的作用。然而受我國經濟的發展，民主法制建設狀況，司法人員的素質，社會傳統觀念和有關配套性法律、法規不完善等多種因素的限制，刑事審判中，證人出庭作證極少。[7]這對沉默權制度的實行不能不說是一個嚴重的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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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權制度的實行對于促進我國法制建設，推進人權保障工作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是人類通向文明的斗爭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我認為移植沉默權制度是十分必要的，理由如下：
1.可以使訴訟結構均衡合理，達到司法公正。法律強調控訴雙方權利相等，地位平等，只有這樣才能實行司法公正。但在現實審判中，控訴方以強大的國家力量為后盾，使辯護方明顯處于劣勢，這明顯違反了控辯雙方地位相等原則。但隨著我國新刑事訴訟法的實行，以及國外一些新的司法理念的植入，我國加大了保護犯罪嫌疑人權利的力度，訴訟模式由強職權主義向當事人主義轉化。認為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正是出于維持控辯平衡的需要，通過賦予其沉默權、辯護權，上訴權等一系列權利來加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抗衡和防御力量，實現訴訟雙方權利的平等，形成訴訟雙方的對抗機制，使雙方權利趨于均衡，使訴訟結構趨于合理化。才有利于司法公正。
2.與國際接軌的需要。二戰后，人權保障問題逐漸走向國際化，沉默權制度在眾多國家得到確立。如法國刑訴法第128條、第133條，德國刑訴法第136條第1款，日本刑訴法第311條第1款，意大利刑訴法第64條第3款，第210條第4款，保加利亞刑訴法第8條第3款等。在一些國際公約和國際法律文件中也對沉默權予以確認，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公約》第十四條規定：“任何人不被強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證言或強迫承認犯罪”，我國參與制定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即《北京規定》和世界刑法學學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關于刑事訴訟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第十六條中，都規定了應該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權。1998年10月，我國正式簽署加入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國際條約是我國法律的重要淵源之一，沉默權應當被引入我國的刑事訴訟之中，有利于我國的法律制度與國際法律標準接軌。
3.保障人權，遏制刑訊逼供的需要。沉默權起源于反對自我歸罪，反對刑訊逼供。刑訊逼供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基本的人格尊嚴、意志自由和權利隱私被野蠻侵犯剝奪，有悖于刑事訴訟民主、文明的世界潮流。刑訊逼供在我國并不少見，刑訊逼供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便捷的得到口供，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了沉默權時，訊問者無法得到口供，他就會著手尋找除了口供之外的其他證據，所以，建立沉默權對遏制刑訊逼供有一定作用。我國要建立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要保障人權。而言論自由是一個人的基本權利，這種權利是“自然的、不可剝奪和神圣的”，沉默權正是行使言論自由權利的具體表現。在刑事訴訟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于問訊是回答還是緘默不語，其實質就是在選擇是行使還是放棄這種權利。沉默權體現了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格尊嚴和自由意志的尊重，反映出一國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狀況和刑事訴訟文明與進步的程度�！盀榉缸锵右扇恕⒈桓嫒颂峁┗镜臋嗬Ｕ蠙C制，促進中國刑事訴訟制度的進一步民主化。[8]
四、結語
我國的國情是法律移植的根本出發點，一方面要根據我國的客觀現實，考慮到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和社會承受能力，對所移植的法律制度進行修整改造，并消除其負面影響，使之與我國現有的法律體系形成和諧統一的整體。另一方面，也要對我國政治、法律體制中的一些弊端進行改革，使之同所借鑒和移植的外國法律相適應。以此為出發點來選擇我國沉默權的立法模式，從而促進我國法制現代化的進程。實行普遍承認沉默權和具體限制相結合的原則，從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無論是英美法系國家還是大陸法系國家雖然規定有沉默權，但是，在不同情況下，對不同案件或在某些訴訟中，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規定。而我國由于訴訟資本有限，以及司法人員數量質量都較低，若不對沉默權進行限制，勢必給取證、破案帶來較大困難。因此，應該借鑒外國的立法情況，結合本國實際，既要發展沉默權，又要對沉默權進行必要的限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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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張澤濤.證人出庭的現狀分析與對策探討［M］.中國檢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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