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庫歡 ]——(2013-1-16) / 已閱4807次
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在這塊土地上，居住著9億多的農民，他們的生活方式里蘊含著傳承了幾千年的土性，對土的依戀，讓他們生活的圈子變得狹窄，日出而耕，日落而歸的勞作，穩定了這塊固定生活圈的格局。鄉土社會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會。特定的文化，特定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中國鄉土社區的基本單位是村落，從三家村起可以到幾千戶的大村。孤立、隔膜在這村與村之間的關系中形成。但孤立和隔膜并不是絕對的，人口的流動率小，社區間的往來也必然疏少。也可以這樣說鄉土社會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們活動范圍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區域間接觸少，生活隔離，各自保持著孤立的社會圈子。但是在自己狹窄的村落之間，這種孤立，隔膜就消失殆盡，人們在村落里生活，每一家，每一戶的基本情況都了如指掌，相互之間見證了各自孩子的成長，宏觀來看就形成了區域范圍內的熟人社會，熟悉是從時間里、多方面、經常的接觸中所發生的親密的感覺。這感覺是無數次的小磨擦里陶煉出來的結果。在這種熟人社會里，我們經常會聽見這樣的言語，“我們大家是熟人打個招呼就是了，還用得著多說么？”這一類的話已經成了我們現代社會的阻礙，現代社會是個陌生人組成的社會，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細，所以得講個明白；還要怕口說無憑，畫個押，簽個字。這樣才發生了法律。然而在鄉土社會中法律是無從發生的。“這不是見外了么？”鄉土社會里從熟悉得到信任。這信任并非沒有根據的，其實最可靠也沒有了，因為這是規矩。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不但對人他們，對物也是“熟悉”的。一個老農看見螞蟻在搬家了，會忙著去田里開溝，他熟悉螞蟻搬家的意義。從熟悉里得來的認識是個別的，并不是抽象的普遍原則。在熟悉的環境里生長的人，不需要這種原則，他只要在接觸所及的范圍之內知道從手段到目的間的個別關聯。在鄉土社會中生長的人似乎不太追求這籠罩萬有的真理。做子女的得在日常接觸中去摸熟父母的性格，然后去承他們的歡，做到自己的心安。這說明了鄉土社會中人和人相處的基本辦法。
鄉土社會的格局導致了法律文化滲透的局限性，在這個熟人社會里，人們的各種秩序盡然有序，即使出現了糾紛，靠得也是村落里的所謂的權威人士來解決，處理的結果沒有任何的強制力作為后盾，但是人們對于糾紛的處理結果卻很少有異議，這種熟人社會復雜的關系網所產生的禮治約束力能有效地約束人們的行為，法律的思維無法滲入其中，禮治的形成是人們行為不受規律拘束而自動形成的秩序，它必須以傳統的方式并且能有效的應付各種生活問題為前提。鄉土社會滿足了這前提，因之它的秩序是靠禮治來維持的。在一個變遷很快的社會，傳統的效力是無法保證的。盡管一種生活的方法在過去是怎樣有效，如果環境一改變，誰也不能再依著老法子去應付新的問題了。所應付的問題如果要由團體合作的時候，就得大家接受個同意的辦法，要保證大家在規定的辦法下合作應付共同問題，就得有個力量來控制每個人了，這就是法治社會的要求。如今的鄉村社會正在發生著巨變，雖然還沒有達到鄉村城鎮化的水平，但是由于鄉村務工人員大量向城市涌入，帶來了農村傳統格局的巨變，人們不再繼續以前的日出而耕，日落而歸的勞作，轉而進入城市，創造收入，這種行為就直接打破了以前的熟人社會格局，人們不再在禮治的思維下生活，這批務工人員從城市不僅帶回來了資金，也帶來了城市里陌生人社會的法律思想，面對糾紛時，禮所產生的約束力已經大打折扣，鄉村社會里的權威人士的言論只能作為調解的一種添加劑而已，對結果地影響已經沒有以前的決定性。
現代化的法律思維開始在城鄉二元化的社會結構中互相滲透，都市社會中講個人權利，權利是不能侵犯的。國家保護這些權利，所以定下了許多法律。一個法官并不考慮道德問題，倫理觀念，他并不在教化人。刑罰的用意已經不復“以儆效尤”，而是在保護個人的權利和社會的安全。尤其在民法范圍里，他并不是在分辨是非，而是在理清權利。在英美以判例為基礎的法律制度下，很多時間訴訟的目的是在獲得以后可以遵守的規則。一個變動中的社會，所有的規則是不能不變動的，環境變了，相互權利不能不跟著改變。事實上并沒有兩個案子的環境完全相同，所以個人的權利應當怎樣明確的界定。中國正處在從鄉土社會蛻變的過程中，陳腐的訴訟糾紛處理觀念還是很堅固的存留在廣大的民間，也因之使現代的司法不能徹底推行。現行法里的原則是從西方搬過來的，和舊有的倫理觀念相差很大。在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中，原本不承認有可以施行于一切人的統一規則，而現行法卻是采用個人平等主義的。這一套已經使普通老百姓很不明白，在司法制度的程序上的隔膜又使得他們無法適用。在鄉間普通人還是怕打官司的，但是新的司法制度卻已推行下鄉了。那些不容與鄉土倫理的人物從此卻找到了一種新的保障。他們可以不服鄉間的調解而告到司法處去。當然，在理論上，這是好現象，因為這樣才能破壞原有的鄉土社會的傳統，使中國能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是事實上，在司法處去打官司的，正是那些鄉間所認為“敗類”的人物。依著現行法去判決，時常可以和地方傳統不合。鄉間認為壞的行為卻正可以是合法的行為。使法律所保護的正義被誤解。曾今報道過這樣一個案子，有個人因妻子偷了漢子打傷了奸夫。在鄉間這是理直氣壯的，但是和奸沒有罪，何況又沒有證據，毆傷卻有罪。怎么判好呢？如果是善良的鄉下人，自己知道做了壞事決不會到衙門里來的，這些憑借一點法律知識的敗類，卻會在鄉間為非作惡起來，法律還要去保護他。我也承認這是很可能發生的事實。現行的司法制度在鄉間發生了很特殊的副作用，它破壞了原有的禮治秩序，但并不能有效的建立起法治秩序。法治秩序的建立不能單靠制定若干法律條文和設立若干法庭，重要的還得看人民怎樣去應用這些設備。更進一步，在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上還得先有一番改革。如果在這些方面不加以改革，單把法律和法庭推行下鄉，結果法治秩序的好處未得，而破壞禮治秩序的弊病卻已先發生了。
社會的發展帶來了鄉村社會的巨變，使其社會化的進程步伐加快。法律在鄉村社會的滲透也得到了一定的變化，我們應該以什么樣的方式進入這個熟人社會，怎樣樹立法律的權威和神圣性，是首要解決的問題。05年中國十佳法官的評選中，有這樣一個人，她叫金桂蘭，是黑龍江寧安市人民法院的審判員，它創造了堪稱中國最簡陋的法庭，這個法庭可能沒有一般法庭的莊嚴，但是它同樣主持了正義，維護了法律的尊嚴。人們稱這個法庭為"炕上的法庭"。這種以打破傳統的方式的行為，以一種符合實際要求的狀態來應對鄉村的各種糾紛，推行著鄉村的現代化，是法律文化傳播成功邁出的第一步。我們也可以看到如今的鄉村農民，對糾紛的解決更愿意依賴于法律的解決，這些雖然都是小的糾紛，但是蘊含其中的是人們對法律理念的信服，尊重。
法律文化，法治社會的建立，要在中國每一寸土地上生根發芽，不光是城市，在我們身旁的鄉村社會同樣需要，現代化的進程需要這個本不應被分離的兩個社會群體一起努力，構建一個理想的中國法治型社會。
作者：庫歡 華中師范大學 法學院法學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