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建偉 ]——(2013-1-17) / 已閱3646次
依賴口供并不擇手段獲取口供,是偵訊活動中長期存在的不良現象。近些年來,隨著冤錯案件的不斷曝光,許多人認識到“中國式錯案”幾乎都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刑訊逼供,因此,遏制刑訊逼供成為扭轉偵查狀況和改良刑事訴訟制度的重要考量。若干具有一定宣示作用和實際效能的制度——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定等的出臺,使刑訊逼供的舊習不再暢行無礙。雖然如此,司法改革中,口供依賴這一非法取證行為根本癥結并沒有得到觸及,當刑訊不再如既往那樣恣意放縱之時,在刑訊之外尋求其他有效的替代方案的嘗試就會暗中展開。這些替代方案既有理性、合法的,也有不人道和非法的,司法人質成為刑訊替代的一種新手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催生和蔓延的一種新動向。
人質的“質”,就是作為保證的人或物。春秋時期頗多以人為質的事情,如《左傳·隱公三年》記述:“周鄭交質,王子狐為質于鄭,鄭公子忽為質于周。”這里提到的“狐”與“忽”都是人質,那時派往別國(或別處)去做抵押的人多為王子或世子,這些人質也被稱為“質子”。類似做法,不僅在古代,而且在現代也還沒有完全絕滅,即使政治上的人質現象已經十分罕見。犯罪領域也存在人質的情況,如綁架勒索是一種變相的人質現象,犯罪者先將作為目標的人綁架作為人質,再向人質的親屬或者所屬機構等索要贖金,以此達到非法占有財物的目的。有時候,以人為質要達到的是金錢以外的目的,如對人質的親屬進行警告,形成威脅,從而令其屈從。
司法人質是類似的一種現象。“司法人質”一詞既可以指稱司法中以人為質的現象或行為,也可以指稱作為這種現象或行為對象的人。前者是指將被訊問人的親屬作為人質使用,脅迫被訊問人屈從并作出有罪供述以及提供配合的做法。司法中以人為質的現象可以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將人實際扣押作人質,讓被審訊的人看到,甚至帶到被審訊人的面前,讓后者清楚地知道人質的真實存在。二是將被訊問人的親屬當作迫使被訊問人屈從的一種手段,描述被訊問者不服從則其親屬可能遭遇的不幸或者困擾,以此對被訊問人造成心理、精神上的強大壓力,迫使其作出有罪供述。
無論哪一種情況,司法中以人為質來迫取口供的現象都是一種法律所禁止的“脅迫”行為。脅迫就是在精神上施加壓力,往往體現為以一定的不利相威脅。脅迫的目的在于摧垮被審問者的意志,使其乖乖就范,提供審問者需要的口供并提供偵查人員期望的配合。這種做法有時可以收到比刑訊更快捷的奇效,而且由于通常不需要物理性的動粗,也就不會留下傷痕,甚至可以得到被審訊者配合隱瞞。
司法人質現象是一種“人性化”的司法現象,這里的“人性化”需要以引號括之,因為這是與司法所倡導的人性化反其道而行之的惡劣做法,是利用人性軟肋來達到偵訊目的,其實質當然是反人性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而且往往不止一個。對于自己親人命運和處境的牽掛和關心,往往是一個人的人性中最柔軟的部分。許多人可以自己忍受皮肉之苦和精神折磨,卻無法接受親人遭受危險或者困窘,偵訊人員往往洞穿了被訊問者的這一軟肋,以其親人為“人質”相威脅,如對被審訊的人說“你要是不講,我們就到你孩子的學校找你的兒子,對他進行調查,讓他的老師、同學都知道他的爸爸是個罪犯”,或者“你要是不說,就在你媽媽過生日那天上門進行調查,你想想老太太會是什么心情”,甚至“你要是不合作,就把你親屬也抓進來”,諸如此類,往往能夠換來被訊問者低頭認罪。即使被訊問者是無辜的,一想到自己的親人可能遭受羞辱甚至也被捉將進來,他們也常常選擇與偵訊人員合作,因此司法人質現象與刑訊一樣埋伏著使無辜者違心承認自己沒有犯過的罪的很大風險。
司法中以被審問者的親人為人質的做法并不是近年來的新發明,事實上,當年蘇聯大清洗中的偵訊人員就深諳此道,他們的這類做法早就腥穢四溢,臭名昭著。前蘇聯大清洗中的公開審判,被告人爭先恐后認罪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這種司法人質的做法。羅伊·梅德韋杰夫在《讓歷史來審判》一書中揭露了司法人質的極端例子可謂觸目驚心:“據P.Γ.阿里汗諾娃證實,著名的黨務工作者H.漢蘇瓦羅夫接受偵查期間曾連續10天站在水中。斯·柯秀爾的妻子告訴阿里汗諾娃說,劊子手沒能用刑訊使她的丈夫屈服,就把他們16歲的女兒帶到偵訊室,當著父親的面強奸了她。此后柯秀爾在所有的‘供詞’上都簽了字,而他的女兒被放出監獄后,臥軌自殺了。”
禁止司法人質的做法,目的之一是防止無辜者違心承認自己沒有犯過的罪并導致錯判。這種做法不但可能使無辜者自誣,也可能使有罪的人吐實,使他一五一十講出實情。那么,如果被訊問者確實犯了罪,這種司法人質的做法是否就具有了可接受性?考量這個問題的思路與考量刑訊正當性的思路完全一樣———對于一個有罪的人進行刑訊是否具有可接受性,答案自然也有相通之處:禁止刑訊逼供或者以人為質,不僅取決于這種做法有可能獲得虛假的自白,而且其本身具有的那種反人道、反人性的性質也使它無法取得法律上的正當性,偵訊中以司法人質的做法來迫取口供與司法文明程序的提升背道而馳,也違背現行刑事訴訟法所明令禁止“威脅”取證的規定。
近年來,以威脅方式取供的方式引人關注,比如謝亞龍案件,被告人聲稱自己的兒子被偵查人員用來威脅,迫使其認罪。這樣的威脅是否真實存在姑且不論,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在高度密閉性的偵訊中究竟發生過什么和可能會發生什么,人們不得不表達關切。尤其是,檢察機關偵查監督部門和公訴部門應當提高警惕。在今后的訴訟監督活動中,非法取證行為將是偵查監督的工作重點之一,這也是偵查監督的難點。檢察院的偵查監督部門和公訴部門都應當密切注意司法人質現象以及蔓延的可能性,及時加以糾正,對于以司法人質相威脅取得的口供,應當加以排除,不允許作為起訴的依據和定案的根據。無須贅述,只有加強監督意識,才可能使司法人質現象有所收斂乃至消失,刑事司法人權的進步才不至于成為一場“空城計”。
(作者為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