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魯東 ]——(2013-1-18) / 已閱4557次
案情:2010年9月份,犯罪嫌疑人黃某、胡某、羅某達成詐騙共謀,欲用一個內裝紙板并在紙板上裹有一張百元鈔票的方形包裹進行行騙。在找準行騙目標魯某后,由胡某上前假裝向魯某問路并借機閑聊,閑聊過程中黃某騎摩托車經(jīng)過,并迅速將該包裹丟在二人面前,胡某上前撿起該包裹稱:“我撿到了兩萬元錢”,并故意將包裹內看得到錢的部分拿給被害人魯某看。魯某信以為真,胡某便約魯某到路邊樹林里去分錢,這時同案犯羅某便來到樹林中,問二人是否撿到了他丟失的兩萬元錢,胡某、魯某否認撿到兩萬元,羅某堅持要求胡某、魯某將隨身攜帶的錢掏出來給自己查看并拍照。后羅某將魯某的4200元錢裝在一個黑色塑料袋內用手機拍照,在拍照時趁魯某不注意之際把裝有4200元錢的塑料袋調包后還給魯某,得逞后胡某、羅某迅速離去。
分歧意見:對黃某、胡某、羅某實施的丟包加調包的行為構成何種犯罪存在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三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詐騙罪。三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手段,騙取他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其行為構成詐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三犯罪嫌疑人的行為構成盜竊罪。三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被害人未察覺的情況下,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其行為構成盜竊罪,雖然三被告人相互協(xié)作,設置騙局,但被害人的財物始終未脫離其本人的控制,而被告人調包的行徑,是在受到同案其他被告人的干擾之下,致使被害人注意力有所分散,而調包的過程極其短暫,不易察覺,但被告人得到被害人錢財系秘密竊取行為的實質顯而易見,并非被害人“陷于錯誤認識,而自愿將錢交與被告人”,因此,本案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應以盜竊罪對三被告人定罪量刑。
分析: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在現(xiàn)實生活中,詐騙罪和盜竊罪是兩種多發(fā)犯罪,有時候在行為方式上存在著一些近似的特點。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區(qū)別這兩種不同犯罪:
第一、要明確其基本概念。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shù)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通常認為,該罪的基本邏輯為: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欺詐行為→被害人產(chǎn)生錯誤認識→被害人基于錯誤認識處分財產(chǎn)→行為人取得財產(chǎn)→被害人受到財產(chǎn)上的損失。也就是說,詐騙罪要求被害人基于行為人的欺詐行為對事實真相產(chǎn)生錯誤認識,進而出于真實的內心意思而自愿處分財產(chǎn)。在這里形成了一系列的因果關系:由于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使得被害人產(chǎn)生了錯誤的認識,這個錯誤的認識又導致被害人做出了有利于行為人的處分財產(chǎn)的行為。在這個因果鏈條上,欺詐行為是起因,是行為人所有活動的集中。錯誤認識不僅是連接欺詐行為與處分行為的中介,也是行為人的騙財行為能否得逞的關鍵。如果行為人的欺詐行為不足以使被害人對事實真相產(chǎn)生誤解,被害人自然不會做出對自己有害卻對行為人有益的處分財產(chǎn)的行為。處分行為是結果,它實現(xiàn)了財產(chǎn)在被害人與行為人之間的轉移,使行為人的犯罪目的最終得逞。
盜竊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秘密竊取公私財物數(shù)額較大或者多次竊取公私財物的行為。竊取是指以非暴力脅迫手段,違反財物占有人意志,將財物轉移為自己或者第三人占有。首先,竊取的手段是和平的,竊取行為只針對財物而不危及被害人的人身,以此與搶奪、搶劫等取財行為相區(qū)別。其次,行為人取得財物違背被害人的意志,即被害人是不愿讓行為人取得財物的,至于竊取行為是否秘密則在所不問,這一點應與傳統(tǒng)觀念上的一味強調盜竊必是秘密竊取理念相分離。再次,竊取行為是排除被害人對財物的占有支配和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系的過程,倘若只是破壞了被害人對財物的占有支配關系而未能建立新的占有支配關系,就不是竊取行為。
第二、財產(chǎn)損失是否是被害人處分財產(chǎn)的行為所導致。
通過上述對者兩種犯罪概念、含義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雖然詐騙罪和盜竊罪都屬于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的侵犯財產(chǎn)型犯罪,但盜竊罪屬于違反被害人意志取得財產(chǎn)的犯罪,而詐騙罪屬于基于被害人有瑕疵的意志而取得財產(chǎn)的犯罪,成立詐騙罪要求對方陷入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chǎn)。由于詐騙罪與盜竊罪屬于兩種不同的犯罪類型,所以需要嚴格區(qū)別,而區(qū)分兩罪的關鍵在于被害人是否基于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chǎn)。被害人處分財產(chǎn)的是詐騙罪,沒有處分財產(chǎn)的是盜竊罪。詐騙罪與盜竊罪屬于一種相互排斥的關系,不存在同一行為同時成立詐騙罪與盜竊罪,二者處于觀念競合關系的情況。因此,正確理解和認定“處分行為”,就是區(qū)分盜竊罪與詐騙罪的關鍵。
本案中魯某雖然已經(jīng)受騙了,但他并沒有因此而產(chǎn)生將這4200元現(xiàn)金轉移給羅某支配或控制的處分行為與處分意思。在當時的情況下,即使魯某將這些現(xiàn)金交給羅某進行查看和拍照,根據(jù)社會的一般觀念,魯某當時仍然支配和控制著這4200元現(xiàn)金,即羅某當時并沒有事實上支配和控制這些現(xiàn)金,至于后來羅某取得這些現(xiàn)金的支配與控制完全是其秘密調包行為所致。故三人應構成盜竊罪而非詐騙罪。
點評: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入,各類新情況、新問題不斷涌現(xiàn),各種犯罪也呈現(xiàn)復雜化、多樣化的趨勢。盜竊罪和詐騙罪均屬于侵犯財產(chǎn)型的犯罪,這兩種罪在主觀、主體及侵犯的客體方面均一致。通過對本案的分析,認為詐騙罪與盜竊罪的主要區(qū)別在于財產(chǎn)提交是否是被害人處分財產(chǎn)的結果。在司法實踐中,要嚴格貫徹執(zhí)行罪刑相適應的原則,就必須正確區(qū)別此罪與彼罪,這樣才能保證刑罰與罪質相適應、刑罰與犯罪情節(jié)相適應、刑罰與罪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既保證了刑事審判的嚴肅性,體現(xiàn)法律權威的準確與公正,也保障了被告人的依法享有的基本權利。通過對本案的評析,使我們得出了區(qū)別詐騙罪和盜竊罪的一些標準和方法,雖然觀點不盡成熟,但對于刑事案件中那些相互交織、較易混淆的罪名的區(qū)別,提供了思路,開拓了視野,可資借鑒。
作者單位:云南省寧蒗縣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