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魏志名 ]——(2003-12-5) / 已閱42872次
對交通肇事罪幾個問題的重新審視
魏志名
【內容提要】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只能成為本罪的量刑情節，而不具有定罪層面上的意義。交通肇事罪成立的標準是，是否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即他人重傷、死亡及重大公私財產損失的結果。只要交通肇事造成了重大公私財產損失，就可構成本罪，而不問肇事者是否有能力賠償數額的多少。交通肇事罪為典型的過失犯罪，我國刑法并沒有規定共同過失犯罪。《解釋》對上述問題的解釋已經違背了我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及相關基本理論。
【關鍵詞】逃逸；賠償數額；共犯；基本原則
一、“逃逸行為”是定罪情節，還是量刑情節?
《解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處罰……(六) 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由此可見,只要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造成一人以上重傷，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并具有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這一情節的,就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同時，《解釋》第二條規定:“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是指行為具有本解釋第二條第一款規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項規定情形之一，在事故發生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為。由此可知，《解釋》第二條第二款第六項的“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即為交通肇事罪所規定的“逃逸”行為，因此，《解釋》已明確規定，“逃逸”行為在某些情況下可成為本罪的定罪情節。這樣的解釋到底是否具有其合法性與合理性呢？筆者認為，《解釋》把原本是量刑情節的“逃逸”行為上升為本罪的構成要件的情節，修改了交通肇事罪的構成要件，明顯屬于越權解釋。其不是在解釋法律，而是在創制、修改法律，違背了我國刑法所規定的罪刑法定原則。理由如下：
(一)《解釋》為非法解釋
我國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 ”從該條我們可以看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標準是“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至于造成多少重傷、死亡，造成多少公私財產損失方可成為重大交通事故，這需要有權機關的詳細解釋。從該條我們還可以明顯的發現，“逃逸”行為僅具有量刑層面上的意義，而不具有犯罪成立構成要件豐的作用。作為享有法律解釋權的國家機關只有權解釋什么是重大交通事故，即明確界定“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適受重大損失”的限度，而無權修改該罪的構成要件。最高院把作為量刑情節的“逃逸”行為解釋為定罪情節，明顯修改了本罪的構成要件，這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嚴重違背。
如果按照此解釋指導司法實踐，就會把某些原本為一般交通事故的行為當作交通肇事罪未定罪處刑。也就是說，對這些危害社會的行為，本來用行政法或民法上的制裁措施就可以達到阻止和預防其社會危害性的效果，卻用刑法上的極其嚴厲的刑罰來懲罰這種一般違法行為，那么，我們會不禁反問一句：這樣做符合刑法的謙抑性原則嗎？把這種行為上升到犯罪層面上來，值得嗎?
(二)《解釋》的這一規定不具有合理性
對于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我國刑法學者在表達上是基本一致的，如有的學者認為“逃逸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的發生，為逃避法律追究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⑵有的學者認為“逃逸是指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己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 , 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依法報警、保護現場、等候處理。”⑶等等。可見上述觀點都認為“逃逸”是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后的一種畏罪潛逃行為，申言之，行為人違反交通管理法規的行為已經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構成了交通肇事罪。但是，行為人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是逃逸行為。可見，我國刑法理論界也普遍認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不能成為犯罪構成上的要件，其只能成為量刑層面上的情節，所以《解釋》又不具有合理性。
我認為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是指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行為人對這一事實是明知的，在此認識的基礎上，其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離事故現場的行為。這句話主要包含兩層意思：1、客觀上，行為人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已經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而不是一般交通事故；2、行為人主觀上已經認識到了自己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的行為已經造成交通事故。
《解釋》之所以把“逃逸”行為提升到定罪情節，是因為“逃逸”本身表現出一定的人身危險性與社會危害性。交通事故發生后，行為人就負有“必須立即停車,當事人必須保護現場，搶救傷者和財產，并迅速報告公安機關或者值勤交通警察，聽候處理”的義務。⑷但行為人卻不履行此義務，執意逃跑，反映了其主觀上具有可責難的惡性；客觀上，往往因為肇事者的“逃逸”行為會造成危害社會結果的擴大，如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救助而重傷、死亡，公私財產因沒有得到妥善處理而造成損失擴大等。從而，“逃逸”行為又表現出了其客觀危害性。但是行為人的這種不履行法律、法規的規定義務的不作為行為，只是行為人罪后的表現，不具有定罪層面的評價意義。如果“逃逸”前，交通肇事行為不構成交通肇事罪，那么“逃逸”行為所表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受害性就不具有刑法上的評價意義，更說不上定罪的意義了。也就是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解釋》將先行行為的交通肇事致人重傷后實施的“逃逸”行為作為構成犯罪的條件之一，理由是不充分的。⑸從我國現行刑法的規定來看，除少數特定的脫逃行為被規定為犯罪行為外，我國刑法尚沒有對實行犯罪行為或一般違法行為后的畏罪潛逃行為單獨規定為犯罪。如果認為對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評價，那么我們是否應該反問一下：對行為人實施的任何犯罪行為之后的“逃逸”行為是否也有必要予以犯罪化評價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在刑法沒有明文將其規定為犯罪的前提下，其不具有定罪層面上的意義，充其量也僅是一個量刑情節。所以，依筆者之見，我們還是尊重一下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則的好，不要胡亂的解釋法律。否則，就有可能法外定罪，不利于保障人權。
二、“重大公私財產損失”是客觀上造成的損害還是不能賠償的數額
犯罪的本質特征是行為的嚴重社會危害性，這種社會危害性包括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與行為的客觀危害性。客觀危害性是行為人的犯罪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有形的物質的損害。在以法定的危害結果為構成要件的犯罪中，只要該罪所要求的危害社會結果的發生，就可成立該罪。無論行為人對此客觀損害有無賠償能力都不影響犯罪的定性。交通肇事罪是結果犯，即交通肇事行為必須造成法定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才能成立本罪。這種危害社會的結果包括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重大損失，其中“造成重大公私財產損失”就是本罪的成立要件之一。根據我國刑法第133條的規定，交通肇事行為只要造成了重大交通事故，即致人重傷、死亡或者造成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后果，就構成了本罪。至于什么是重大財產損失，在我國司法實踐中一般按 3-6 萬元計算的。⑹而《解釋》第二條卻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3O萬元以上。”但是刑法第133條從未把不能賠償數額的多少作為本罪成立的犯罪構成的一個要件。可見《解釋》修改了本罪的犯罪構成要件，屬于非法解釋。
另外，我國刑法第4條明文規定：“對任何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這被稱之為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其具體含義是：對任何人犯罪,不論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會地位、職業性質、財產狀況、政治面貌、才能業績如何，都應該追究刑事責任，一律平等地適用刑法，依法定罪、量刑和行刑,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7）這一原則要求刑事立法，刑事司法要堅持這一原則，所以享有法律解釋權的最高法院在解釋法律時也要堅持此項基本原則。
但是，回過頭來，我們看一下《解釋》第二條的規定：“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三)造成公共或者私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3O萬元以上。” 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在筆者看來，這句話主要有以下幾層意思：
(一)這里的“無能力”是指客觀上肇事者不具有賠償能力；
(二)“無能力”賠償的數額必須在3O萬元以上，并且此數額必須是交通肇事行為給公私財產所造成的直接損失，間接損失則在此不計。另外，行為人必須對事故負全部或主要責任；
(三)行為人的交通肇事行為,雖然造成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只要數額沒有超過3O萬元，即使其連一分錢的賠償能力都沒有，也不構成本罪；或者行為人的交通肇事行為雖然造成了公私財產3O萬元以上的損失，但是行為人有能力賠償全部公私財產損失，或者，行為人有能力賠償部分損失，能夠使無能力賠償數額在3O萬元以下，也不夠成本罪。例如：某甲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發生了重大交通事故,造成了公共財產3O萬元的直接損失,并對事故負主要責任,但是某甲只要有一分錢的賠償能力,就不夠成本罪；如果某甲造成公共財產1000萬的直接損失，但是某甲是千萬富翁，他有能力賠償這部分損失，也不構成本罪；如果某甲是個貧窮人,他無能力賠償這部分損失,就構成了本罪。
概言之，有錢的人因為自己有賠償能力,所以可以不負交通肇事罪的刑事責任,免受刑罰之苦;沒錢的人,沒有賠償能力，所以只能忍氣吞聲，承受刑罰之苦。這無疑傳遞給公眾的是“有錢就能買刑”的觀念。其危害性可想而知。其實，《解釋》已明顯違背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該解釋應該是無效的。
三、關于交通肇事罪的“共犯”的問題
《解釋》第8條第一款規定：“交通肇事后，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以交通肇事罪共犯論處。”這里的“共犯”就是共同犯罪人。也就是說，在這種情況下，上述人員己與肇事者共同構成了交通肇事罪，是交通肇事罪的共犯。但是交通肇事罪的主觀方面為過失，可以說《解釋》開創了過失共同犯罪的司法實務之先河（8）。刑法第25條第二款規定：“二人以上共同過失犯罪, 不以共同犯罪論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按照他們所犯的罪分別處罰。”可見《解釋》對交通肇事罪共犯的解釋已明顯與刑法的規定相悖，實屬非法解釋。
為了準確的解讀上述人員唆使肇事者逃逸行為的性質，筆者認為有必要簡要的闡述一下共同犯罪極其構成條件。
共同犯罪，是兩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這是我國刑法第23條第一款對共同犯罪所下的定義。我國刑法理論界也普遍認為“共同犯罪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實施的犯罪”，（8）“共同犯罪是指二人基于共同故意而共同實施的犯罪”（9）等等。我國刑法沒有規定過失共同犯罪，刑法理論界也普遍不承認之。（10）成立共同犯罪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一)從犯罪主體上看，行為人必須是二人以上，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條件，并且各共同犯罪人必須都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具有刑事責任能力。
(二)從犯罪的客觀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須實施了共同犯罪行為。共同犯罪行為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為都指向同一個犯罪事實，彼此聯系，互相配合，他們與犯罪結果之間都存在因果關系。⑾
(三)從犯罪的主觀要件上看，各共同犯罪人主觀上必須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謂共同的犯罪故意是指各共同犯罪人經過意思聯絡，明知他們的共同犯罪行為會造成危害社會的結果，并決意實施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這種危害社會結果發生的心理態度。就認識因素上講，各共同犯罪人必須認識到,不是自己一個人在實施犯罪,而是在他人的配合下共同實施犯罪，并且要明知他們的共同危害社會的行為會造成某種危害社會的結果；就意志因素來講，各共同犯罪人必須是希望或放任危害社會結果的發生。
從表面上看，交通肇事后，車輛的主管人員、機動車輛的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指使肇事者逃逸,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死亡的行為，似乎符合共同犯罪的條件。從共同犯罪的主體條件上看,上述人員與肇事者都具有刑事責任能力；從共同犯罪的客觀要件上看,他們共同實行了“逃逸”行為。也就是說，在重大交通事故發生以后,上述人員唆使、幫助肇事者逃離事故現場，肇事者在上述人員的唆使、幫助下客觀上實施了“逃逸”行為。并且他們的共同逃逸行為造成了被害人因得不到及時救助而死亡的結果。行為與結果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從共同犯罪的主觀方面來看,上述人員與肇事者明知已經發生重大交通事故。上述人員仍唆使、幫助肇事者“逃逸”,主觀上是故意的;肇事者在上述人員的唆使、幫助下對“逃逸”行為主觀上也是故意的,即他們對“共同逃逸”行為主觀上都是故意的。但能否因此就認為他們的“逃逸”行為就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共同犯罪呢?仔細審視之,其實不然。
“逃逸”行為并不是交通肇事罪的成立要件。換句話說,交通肇事的“逃逸”行為僅對本罪不具有定罪層面上的意義。他們的共同逃逸行為不是共同犯罪行為,更重要的一點是 ,交通肇事罪是一個典型的過失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罪。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共同過失犯罪不是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罪不存在共犯的問題。行為人對“逃逸”行為的共同故意，是重大交通事故發生以后，行為人為了自己或他人逃避法律追究的故意，僅以行為人對“逃逸”行為的共同故意,就認為他們是交通肇事共同犯罪的故意是不妥當的。
那么這種唆使肇事者共同逃逸的行為應如何定性呢?筆者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行為人的共同逃逸行為是否在有意逃避某種法律、法規所規定的義務，以及對不履行這種義務所可能產生的危害社會的結果，到底持什么心理態度。也就是說，共同逃逸行為本身不是犯罪行為，而是那種消極的不履行法律、法規所規定的義務之行為是犯罪行為。基于此點考慮，筆者認為：如果行為人唆使肇事者“逃逸”,對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持過失的心理態度，則其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其是故意的，則其構成故意殺人罪；如果唆使者與肇事者對共同逃逸行為可能造成他人死亡的結果主觀上是故意的，他們則構成故意殺人罪的共犯。但這不是因為他們實施了共同逃逸行為，而是因為他們消極的不履行法律、法規所規定的義務，實施了以不作為方式表現出來的共同故意殺人行為。
四、結論
交通肇事行為是否構成交通肇事罪，其唯一判定標準是該罪的犯罪構成。只有交通肇事行為完全符合該罪的犯罪構成方可成立。這是罪行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我國刑法并沒有對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為予以犯罪化評價，它不是該罪的一個構成要件。刑法上所講的財產損失,是犯罪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所造成的客觀危害,至于行為人對其是否有賠償能力，則在所不問。這僅是民事賠償問題，是否有能力賠償不具有刑法上的定罪量刑意義，否則，就是對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罪責刑相適應等基本原則的違背。我國刑法己明文否定過失共同犯罪為共同犯罪，所以交通肇事后的共同逃逸行為，如果行為人主觀上對被害人死亡結果的心理態度是過失,不構成交通肇事罪的共犯。這是刑法之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要求。
法律具有模糊性,所以需要解釋法律。但是法律解釋必須在法定的權限內進行,必須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基本原則、以及基本理論。否則,就是越權解釋、非法解釋。《解釋》對上述問題的司法解釋明顯屬于越權解釋、非法解釋，應當是無效的。
（1）2000年11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
（2）參見胡康生,李福成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法律出版社l997年版，第152頁。
（3）參見鮑遂獻、雷東多著《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49頁。
（4）參見國務院《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7條。
（5）參見林亞剛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頁。
（6）參見1987年8月21日兩高《關于嚴格依法處理道路交通肇事案件的通知》。
（7）參見高銘暄《刑法學》 (上編),中國法律出版社l999年版，第32頁。
（8）參見林亞剛著《危害公共安全罪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404頁。
（9）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l997 年版,第275頁。
（10）參見高格著《定罪與量刑》(上),中國方正出版社1999年版，第144頁。
（11）我國刑法學界也有少數學者主張過失共同犯罪，如侯國云、林亞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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