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芬 ]——(2013-2-20) / 已閱4082次
入戶盜竊犯罪案件高居我國刑事案件之首，其比一般的盜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大，主觀惡性更嚴重，嚴重威脅著人們家庭生活的和諧與安寧。然而，刑法修正案(八)僅將入戶盜竊等行為方式作為盜竊罪的一般處罰情節。因此，筆者認為應給予入戶盜竊犯罪比一般盜竊犯罪更為嚴厲的處罰。
一、“入戶盜竊”中“戶”的認定
入戶盜竊中的“戶”是指用于個人家庭生活所用的、具有相對的封閉性、私密性特征的住宅或者住所。其應當具備如下四個特征：
第一，“戶”應當具有相對的封閉性。前述司法解釋將這種封閉性規定為“他人生活的與外界相對隔離的住所，包括封閉的院落、牧民的帳篷、漁民作為家庭生活場所的漁船、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這便將住所與面對不特定人開放的營業性場所區別了開來，將后者排除在“戶”的范圍之外。
第二，“戶”應當具有家庭性。家庭一般是指由婚姻關系、血緣關系或者收養關系或共同經濟為紐帶結合成的親屬團體。家庭是最基本的社會單位。刑法將“入戶搶劫”規定為搶劫罪的加重處罰情形，將入戶盜竊規定為獨立的盜竊罪類型，其規范目的即在于維護“家庭”這一社會生活中最為重要的法益。因此，刑法意義上的“戶”，應當與家庭生活相聯系。這就使“戶”具有了與戶內人員緊密相連的人身屬性，將“戶”從單獨的場所、物的概念，深深打上了人的烙印，成為了特定人的人身的外延性利益。
第三，“戶”應當具有生活性。這可以理解為“戶”的延展性特征。所謂生活性，通常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居住成員間具有比較固定親屬關系；二是居住的成員以“戶”為紐帶而共同生存和發展。生活性體現了“戶”的功能屬性，使“戶”成為家庭成員生存繁衍、共同居住休憩的場所。“戶”的這種生活性特征也成為區分戶內戶外人員的一個標準。
第四，戶應當就有私密性。正如前文所述，“戶”是用于特定的家庭成員及其近親屬居住、休息、生活的特定場所。許多關系個人的私密性生活行為都要在戶內進行。而且“戶”對于個人的生活緊密相關，許多涉及個人隱私的物品以及生活方式是不應當隨意讓戶外之人所獲悉的。這就決定了“戶”對于家庭成員而言就有了私密性。
因此，入戶盜竊中的“入戶”就是以基于實施犯罪的意圖，非法侵入他人用于家庭生活的、具有相對封閉性、私密性的個人住宅或者住所的行為。
二、刑法修正案（八）規定“入戶盜竊”的意義
刑法修正案（八）將入戶盜竊規定為獨立的盜竊類型，具有重要意義。將入戶盜竊作為一種獨立的盜竊形式予以規定，取消數額的限制，降低入罪門檻，對于遏制入戶盜竊行為將起到重要作用，這將提高入戶盜竊的犯罪成本，有效打擊利用盜竊罪的數額限定和次數限制等缺陷實施盜竊犯罪行為的犯罪分子，對“入戶盜竊”者將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入戶盜竊行為可能會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將入戶盜竊作為盜竊罪的獨立形式，能夠正確貫徹罪刑相適應原則，能夠充分保護應當保護的個人利益，切實保障公民以住宅為延伸的人身權利，保障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受侵害。在司法實踐中，也便于司法機關及時有效的處理“入戶盜竊”的犯罪行為。可以說，刑法修正案（八）對于盜竊罪的完善是我國刑事立法的一個進步。
三、入戶盜竊立法規定的不足
在我國的刑事案件中，侵犯財產的案件比例最高、比重最大，而在財產犯罪案件中，入戶盜竊案件所占的比重一直高居首位。入戶盜竊案件的高發率，嚴重擾亂人們正常的生活秩序，敗壞社會風氣，降低人們對政府這一公權力威信的信賴。加上入戶盜竊還極容易引發其他犯罪，嚴重威脅著公民的生命健康權利。所以，筆者認為入戶盜竊行為比一般的盜竊行為具有更大的主觀惡性和社會危害性。然而，我國原盜竊罪的立法規定并未對入戶盜竊行為做出專門規定，在司法實踐中也是依據盜竊罪的入罪標準對入戶盜竊行為進行定性評價和處罰。忽視了“入戶”這一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從而降低了比一般盜竊行為更具危害性的入戶盜竊行為的打擊力度。筆者認為應將二者區別對待，罰當其罪，真正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入戶盜竊等盜竊罪的行為方式，但是這些行為方式也只是盜竊罪的一般處罰情節，并不是加重處罰情節或者轉化罪名的情節。像在搶劫罪中，入戶搶劫則是法定的加重處罰情節;在搶奪罪中，攜帶兇器搶奪則是轉化為搶劫罪的法定情節。筆者認為，將入戶盜竊等行為方式列為一般處罰情節，難免就降低了它的打擊力度。實質上，入戶盜竊既遂依然是按照一般盜竊行為的既遂標準定罪處罰的。我們都知道，入戶盜竊多是團伙犯罪，并伴隨著事先踩點、撬鎖、翻墻、砸窗等惡劣的行為，另外，行為人在被發現的時候往往挺而走險，轉化為搶劫等人身危險性更大的行為，嚴重威脅著人們家庭生活的和諧與安寧，所以，筆者認為刑(八)中對入戶盜竊的立法規定還不夠完善，我國立法對入戶盜竊的打擊力度還不夠大。鑒于它比一般的盜竊行為具有更大的社會危害性，筆者建議，應給予其更為嚴厲的處罰，這樣才能真正實現罪責刑相適應。
四、入戶盜竊的立法完善
刑罰是最嚴厲的懲罰手段，它涉及到對公民生殺予奪，這一特殊性，使其公正性成了刑法的首要價值。而立法公正又是司法公正的基礎和一前提。刑事立法所確立的公正是一般的公正，是一種普適的公正。這種一般公正的確立就要求做到立法平等、立法公平、立法正當。通過平等、公平、正當的立法所確立的一般公正，它的實現還需要達到立法及時、立法協調、立法民主。立法及時就要求我們根據犯罪態勢的發展變化和社會經濟的發展情況，及時的廢止、修改或制定刑法規范。法理上，法具有兩種相互否定的性質:確定與公平。法律的威嚴要求它具有確定性，不能朝令夕改，否則就喪失了法的公正性;而法的公平性則要求法適應社會的發展，必然要變更。可以說確定性是公平性的確定性，這種確定性是相對的，并非立而不動。因為一種行為的社會危害性也是發展變化的，這是由社會關系和社會生活的變動所決定的。隨著行為社會危害性的變化，為了更好的保護社會關系，適應社會生活，立法也應作出及時的反應，方可保證法的一般公正的實現。對于入戶盜竊犯罪而言，在現行刑法頒布之初，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人們財富的積累相對較少，其戶內財產一般也比較廉價。同時，房屋的建造也相對簡陋，防御功能也較差，加之社會文明程度不高，人們欠缺對戶內權利的重視。所以，對于行為人入戶盜竊所造成的危害就等同于一般的盜竊行為處理，也并無不當。但隨著社會經濟文化水平的飛速發展，人們財富的迅速積累，財產犯罪尤其是入戶盜竊犯罪的猛增，入戶盜竊犯罪的社會危害性也日益凸顯。人們己經越來越重視“戶”對其人身權和財產權的庇護作用，并將“戶”視為其賴以生存、安身立命、抵御災害的最后屏障。行為人入戶盜竊犯罪對人們造成的財產上的損失與心理上的打擊也往往重于一般的盜竊行為。為了保證法所確立的一般公正的實現，必須做到立法及時。
筆者認為，鑒于入戶盜竊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主觀危險性，入戶盜竊的立法規定仍有完善的必要。故建議將 “入戶盜竊”、作為“其它較重情節”的具體情形予以規定。對入戶盜竊犯罪分別設置不同的法定刑，真正實現罰當其罪。
“入戶盜竊”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確規定無疑是立法的重大進步，體現了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和破壞性，同時也體現了國家給予堅決打擊的決心，但鑒于對入戶盜竊中“戶”的概念模糊理解及司法實踐的復雜性，使現實中個別“入戶盜竊”的罪責刑不統一，量刑問題出現了偏差，極大的影響了司法的公正性和嚴肅性。因此，對立法的不足必須予以完善，應將入戶盜竊作為一種加重處罰情節。
（作者單位：江西省新建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