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育波 ]——(2013-2-21) / 已閱4293次
勞務派遣合同應當如何明確責任
北京德恒（成都）律師事務所
彭育波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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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對“勞務派遣制”在2008年1月1日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中第一次予以了明文規定，并且在之后的《勞動合同法實施條例》等規定中予以了進一步說明，就派遣員工、派遣單位以及用人單位之間的法律關系進行了比較明確的闡釋，但是，實踐中卻出現了因員工系派遣制，而無法明確刑案中受害主體，進而影響到定罪與審判的問題：
張某系A公司派遣至B公司工作的員工，A在派遣張某到B工作時，與張某簽訂了《勞動合同書》，明文規定A派遣張某至B處從事業務員的工作，并且應當遵守B的相關規定；之后，A與B也簽訂了關于派遣費用支付問題的協議，但是B卻沒有和張某簽訂任何的書面文件。張某在B處工作后，利用職務便利，侵吞了B公司14萬余元的貨款后逃之夭夭。案件到司法機關后，在詐騙罪還是職務侵占罪的認定上出現了爭議，主要是對受害主體認定不清，即：張某實際是卷走的B的錢，那么B才是受害者；如果B是受害者，但是其與張某又沒有相關的用工協議，僅僅依靠A和張某簽訂的《勞動合同書》，并不能證明張某實際與B發生了用工關系，那么B應該作為詐騙犯罪的受害主體；但由于工資是A支付給張某的，并且社保也是A為其購買的，實際上B也在相應的派遣費用上對張某造成的損失進行了提前的扣除，那么A是否才是這個職務侵占犯罪案件的受害主體呢？于是，這個案件在司法機關看來就分成了兩種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A由于在張某卷走B公司的貨款這件事上沒有相應證據證明應該由A來承擔責任，因此其不是受害者，案件應當定性為詐騙罪；另一種觀點則認為：A將張某派遣至B處工作，并且A和B以協議的形式明確了這種用工方式是勞務派遣，同時，B已經在事情發生后從應當支付給A的勞務派遣費中扣除了這些損失，債權債務關系現在就全部轉移給了A，因此，張某應當以職務侵占犯罪案件定罪量刑。
筆者暫時對以上兩種觀點是否正確與否不予置評，但是認為導致出現以上兩種觀點原因是：A、B、張某三方在訂立勞務派遣合同時，就沒有將三方的法律關系完全約定清楚，所以會出現此罪與彼罪的爭論。張某由A派到B處從事工作后，B沒有對張某具體安排他做什么，具體負責哪一塊，應該承擔什么樣的責任與風險進行書面的約定；在A與B的協議中僅僅約定了派遣費用的支付問題，而沒有約定如果A派遣的員工對B的財產造成損失應當怎么處理的問題，所以在張某出現犯罪行為后，到底應該是A作為受害者還是B作為受害者就不能完全明了。
為了在今后涉及勞務派遣的案件中盡量減少因責任主體約定不明產生的瑕疵，筆者建議：首先應當由派遣單位與員工簽訂勞動合同，明確因勞動關系產生的權利義務；其次，員工應當與用工單位簽訂用工協議，進一步明確這名員工在用人單位具體的工作職責，工作內容，以及造成損失后應當怎樣承擔責任的問題，必要時還需要將相應的管理制度形成書面文件由員工簽字確認；再次，由用人單位與派遣單位簽訂派遣協議，約定的內容不僅應當包括如何支付派遣費用，還應當包括被派遣員工出現損害用人單位利益的情況后如何追償的問題，特別建議將所有追償的權利交由派遣單位統一行使，而因被派遣員工出現損失則由派遣單位先墊付給用工單位，或者以用工單位授權派遣單位全權處理的方式開具授權委托書。這樣，所有由派遣員工造成的損失實際都應當由派遣公司作為受害者（授權人）追償，因此，不論是在法律關系上還是之后可能出現的勞動仲裁、訴訟中，派遣單位均占有主動地位，再不會出現如上案例中因受害主體理不清導致案件在定罪上的分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