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葉炎乾 ]——(2013-3-3) / 已閱9820次
有利于加害人復歸社會。除了少數被處以死刑立即執行的加害人，大多數被判處刑罰的加害人經過改造最終還是要重回社會的。刑事和解在這方面的效果明顯。通過被害人與加害人就犯罪過程及損害進行交談討論，被害人的敘說可以使加害人較深刻地體會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嚴重后果，從而更傾向于真誠悔過，就犯罪的個別預防而言頗有事半功倍的效果，這是一般的司法程序及矯正措施較難達到的。在刑事和解中，司法機關可以依據形式和解協議和具體案情對加害人采取不追究或從（減）輕刑事責任的處理方式，給以加害人悔罪及彌補過錯的機會，以利于其重新面對社會和復歸社會。
3、對刑事司法機關而言
有利于更好解決糾紛，提高刑事訴訟司法效率。當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矛盾沖突日趨復雜，犯罪數量有增無減，司法機關的辦案壓力與日俱增。特別是當事人涉訴信訪現象日益突出，這都表明了傳統刑事司法手段在轉型期的今天明顯存在不足之處。刑事和解制度借助于和解協議的達成，既考慮了被害人的心理和經濟補償，也有助了加害人悔罪和得到諒解，是一種終局性的解決手段。同時，通過和解，縮短了刑事訴訟周期，直接實現訴訟效率，解約訴訟資源，減少當事人訴累 ，降低訴訟成本，提高個案訴訟效率；提高刑事司法整體效率，優化配置司法資源；提高犯罪預防效率，有效預防再犯。
4、對社會整體而言
有利于維護公平正義，構建和諧社會。公平正義在刑事訴訟中的體現，就是被害人受到的各種損失盡可能的得到恢復和補償，只有加害人切實采取補救措施，也得到被害人的寬恕、諒解，被犯罪行為破壞的公平正義才算得到恢復。公平正義得到有效維護，糾紛得到徹底解決，才談得上構建和諧社會。刑事和解就為這一目的的實現提供了有效平臺。如果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通過和解能夠有效得解決紛爭，實現訴訟的最終目的，進而維護了整體秩序，那么和解就維護了社會利益而不是侵犯了社會利益。
三、完善建議
（一）適用范圍
關于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存在不少分歧，若范圍過窄，則不利于提高刑事訴訟效率；若范圍過寬，則可能有損法律權威，出現上文所列的種種擔憂和質疑。結合我國司法實踐，筆者認為可以以案件類型和可能判處的刑罰作為雙重標準來界定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 。
就案件類型而言：第一、輕微刑事案件，包括輕傷害案件和過失犯罪案件，輕傷害案件可自訴也可公訴，其一般起源于民事糾紛的激化，數額不大的詐騙、搶奪、敲詐勒索也可適用，該類案件中加害人的主觀惡性較小，將其適用于刑事和解，往往能取得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過失犯罪適用形式和解，最為常見的是交通肇事案件。第二、青少年犯罪案件，青少年是一個特殊群體，其身心發育還不成熟，犯罪后易于教育悔改，國際社會通行的做法均將青少年犯罪優先適用于刑事和解，我國歷來的刑事政策也都對青少年犯罪進行寬緩處理。
就可能判處的刑罰而言：可能被判處的刑期在3年有期徒刑以下。
此外，對一些被害人對受害法益沒有完全處分權的案件，應當嚴格限制刑事和解的適用。一是侵犯社會公共法益，損害國家利益的犯罪案件，無法協調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的利益沖突，如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黑社會組織犯罪等；二是加害人主觀惡性極大，不具備刑事和解的感情基礎，如累犯、慣犯等。
(二)適用條件
我國各地在具體司法實踐中均對刑事和解的條件作出自己的規定，雖各有差異 ，但也存在共同之處。總結各地實踐，筆者認為，刑事和解的條件應當包含以下幾點：
客觀方面：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可以確定犯罪行為的發生和犯罪后果，并可以確定加害人是犯罪行為人。刑事和解不得損害國家、集體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權利，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不得違反法律和社會公德。
主觀方面：一是加害人認真悔罪。刑事和解關注的是對被害人的救濟，修復因犯罪行為而破壞的社會關系，加害人的真誠悔過是這一目的實現的必要條件。至于加害人是真心認罪，還是以此來換取司法機關的從（減）輕處罰，可以從其具體的行動中來加以判斷，如其對犯罪事實的供認情況，其向被害人積極賠償和真誠道歉。唯有加害人做到認罪悔過，才能使被害人心理得到慰藉，進而對加害人予以諒解；也唯有加害人認罪悔過，才能表明加害人人身危險性和社會危害性的降低。二是被害人自愿諒解。加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自愿自不待言，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自愿尤為關鍵。被害人在刑事犯罪中遭受人身、財產損害，給其身心造成不良影響，理應通過刑事訴訟程序，使其遭受的損失予以補償。被害人是否對加害人予以諒解，只能基于其真實意思表示，不受任何人的左右和外來因素的干擾。聯合國《關于在刑事事項中采用恢復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則》第7條規定：“只有在有充分證據指控罪犯及受害人和罪犯自由和自愿同意的情況下才可使用恢復性程序”。可見，適用刑事和解必須建立在共同自愿的基礎上，且該自愿以明確、自由的方式予以表達，并自愿接受刑事和解可能導致的后果。
（三）適用模式
筆者認為，符合我國國情的刑事和解模式應當是以加害方與被害方自行調解和司法調解為主，委托調解為輔的模式設計。
加害方與被害方自行調解模式。刑事和解由被害人及其訴訟代理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自行協商。刑事和解的結果與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均有利害關系，雙方當事人提出和解是其當然的權利。達成一致意見后，向司法機關提出申請，司法機關不參與當事人之間的和解，僅僅充當消極的“旁觀者”或者“監督者”的角色。雖然這種模式由于缺乏“中間人”的居中協調，當事人往往很難主動啟動和解的進程，但其最大限度體現了當事人的自主性，是最為徹底、最為終局性的解決方式。這種模式有點像民間存在已久的“私了”解決方式，在今后一段時期內應該還是我國刑事和解的重要方式。
司法調解模式。司法機關在刑事糾紛發生后，主動介入，促成當事人達成和解協議。雖然這種模式過于強調司法機關的作用，較難保證當事人，特別是被害人的自愿性和滿意度， 但其優點在于高效、便捷，法院的專業性和中立性是主持刑事和解的優勢所在，刑事和解在程序上要求調解的主持人員必須具有中立的地位和專業的法律知識。此外，法院作為刑事和解的調控機構便于對刑事和解進行事后監督。刑事和解雖然在雙方合意的基礎上中止訴訟程序，但這種中止必須經由司法機關介人，對雙方地位和權利讓渡進行許可性審查，防止加害人以錢舞弊或受害人被恐嚇不敢主張權利等現象出現。雖然雙方可以非訴訟的方式恢復受損的社會關系，但這種社會關系仍然是刑法保護的特定社會關系，司法機關必須對這種非訴訟活動進行事中及事后的監控，對社會關系是否修復進行考察。對于非真誠悔罪的以及利用刑事和解程序逃避法律責任的，要撤消原和解協議，轉人正常的訴訟程序。
委托調解模式。刑事糾紛到達司法機關后，司法機關不介入和解過程，而是委托有調解能力的專業機構組織雙方進行和解，在我國主要是人民調解。這種模式的好處在于有專業的社會力量的參與，也保持了司法機關的中立地位。在我國，人民調解具有悠久的歷史傳統，且人民調解在民事領域已經積累了相當的經驗，這對刑事和解工作具有極大借鑒意義。
（四）刑事和解與其他司法程序的對接
1、加強對和解協議的司法審查（監督）。刑事和解協議雖是加害人和被害人的合意達成的，但這種協議能否被接受并成為對加害人從（減）輕處罰的依據，要取決于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和法院的最終決定。 對刑事和解的司法審查應當審查和解協議的真實性、合法性、可行性，并且對和解協議的履行進行監督。若當事方沒有達成刑事和解協議或者達成的協議未予執行時，應將案件交付刑事審判。在隨后的刑事訴訟中，法官應盡力鼓勵被告人擔負起對被害方的責任，并支持被害人和被告人重新融人社會，并不得將未達成的協議加以利用。
2、嚴格對刑事和解的量刑規范。刑事和解制度能否真正發揮積極作用，關鍵在于能否做到量刑規范化。量刑規范，是指在司法階段中如何實現司法者對于個案中犯罪人的具體量刑標準的統一化和程式化。 司法機關應該嚴格遵循我國刑法規定的量刑原則，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保證量刑適當。應當把握以下幾點：第一，加害人主動賠償損失，僅是酌定量刑情節之一，應當結合具體案情加以考量，而不是一有主動賠償，就能從（減）輕處罰，二者不能簡單劃等號。第二，嚴格把握從輕與減輕的區別。刑事和解一般僅能從輕處罰，但對于一些特殊案件具有積極賠償等酌定情節需減輕處罰的，應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才可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第三，既便經過刑事和解后從輕處罰，也不是指一律判處法定最低刑，而應當結合具體情況加以適用。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9月13日制定的《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對于統一法律適用，規范裁量權，特別是對刑事和解后的量刑規范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中有這樣的規定：：“對于積極賠償被害人經濟損失的，綜合考慮犯罪性質、賠償數額、賠償能力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對于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屬諒解的，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罪行輕重、諒解的原因以及認罪悔罪的程度等情況，可以減少基準刑的20％以下”。
3、強化刑事和解的釋法說理機制。對于刑事和解后予以從（減）輕處罰的案件應當做好釋法說理工作，讓當事人充分理解，特別是向社會大眾澄清“花錢買刑”的錯誤觀念。一方面，要加強刑事裁判文書的說理性，應當說明是否采納公訴人，當事人和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發表的量刑意見，特別是是否采納被害人對加害人的諒解意見，還應當對加害人的積極賠償、道歉等行為予以表示，以避免社會大眾的質疑。另一方面，在開庭審理中，應對涉及刑事和解等量刑問題進行充分公開的調查與辯論，是的整個和解過程和結果盡可能的公開展現。
4、強化刑事和解的監督機制。可以考慮對刑事和解案件都引入第三方監督機制，由法律專業人士、普通公眾等組成監督委員會，對案件是否適用賠錢減刑進行調查。同時，此類案件審理也應做到司法的全程透明，不僅要向公眾公開案件事實及審理過程，還要把犯罪人的悔罪態度、賠償情況，以及受害方與犯罪人之間達成諒解的情況及時予以披露。 此外，要加強對法院刑事審判的量刑監督，廣泛地開展量刑建議、量刑辯論、檢察建議等多種方式，這就需要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機關切實發揮職能作用，以適當有效的方式糾正量刑錯誤。
結語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要妥善解決社會糾紛，特別是刑事糾紛。在提倡以人為本、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構建完善的刑事和解制度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刑事和解制度的著眼點并不在于對犯罪分子的報復和處罰，而是在平等、人道與寬容基礎之上，展現刑事法律關系之間的人性化、寬容和妥協性，更多的關注治療創傷和恢復破裂的社會關系。
最后，讓我引用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在《悲慘世界》中的一句名言來結束本文的寫作——世界上最寬闊的東西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胸懷。相信刑事和解必將成為刑事司法發展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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