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莊加園 ]——(2013-4-18) / 已閱28128次
[36] Staudinger/Wiegand (Fn.16)，§930 Rn.30.
[37]關于多層級間接占有的案件參見“梁結貞與張學武財產損害賠償糾紛上訴案”，廣東省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北大法寶引證碼CLI.C.58314。此案中存在甲——乙——丙之類的多層間接占有。法院認為，返還機械設備適用占有改定，應為對適用占有改定的誤讀。
[38]參見二(二）部分關于間接占有終止的論述。
[39]王利明，見前注[12]，頁187；梁慧星等，見前注[2]，頁186；郭明瑞，見前注[4]，頁57；高富平，見前注[12]，頁626。德國學說參見 MünchKommBGB/Oechsler (Fn.23)，§930 Rn.9； Staudinger/Wiegand (Fn.16)，§930 Rn.4.我國臺灣地區學者也持此觀點。王澤鑒，見前注[2]，頁136；史尚寬，見前注[31]，頁38。
[40]倘若由于占有媒介關系（如租賃合同）無效，而雙方當事人都不知該占有媒介關系的無效事由，此時，出讓人甲則成為轉讓物的無權占有人。受讓人乙可以依據無效合同清算關系所生的返還請求權（《合同法》第58條第1句）或者所有物返還請求權(《物權法》第34條、《物權法》第243條前半句），要求無權占有人甲返還轉讓物。占有媒介關系的無效，在此僅影響了當事人對轉讓物約定的使用關系，并未波及轉讓物的所有權移轉。如果受讓人乙與甲所約定的占有媒介關系無效，受讓人乙由于取得間接占有而獲得轉讓物所有權，之后可以通過返還請求權讓與（《物權法》第26條）的方式，將甲直接占有的轉讓物轉讓給第三人丙。雖然占有媒介關系無效，但依據無效合同清算關系所生的返還請求權，仍可以《物權法》第26條來進行轉讓。此時，乙作為所有人轉讓其所有物乃有權處分，與《物權法》第106條的善意取得規則無關。
[41]“青島源宏祥紡織有限責任公司訴港潤（聊城）印染有限公司取回權確認糾紛案”（二審），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結日期2011年5月5日，北大法寶印證碼CLI.C.833382。案件事實涉及三方，因第三方與動產物權變動無關，故在事實陳述中省略該方，并對無關事實予以簡化。
[42]同上注。
[43]同上注。
[44]此類觀點參見王利明，見前注[12]，頁382；史尚寬，見前注[31]，頁38。
[45]王利明，見前注[12]，頁382。
[46]德國學說變化參見 Ernst，a. a. O.,S.132 ff..
[47]未成年人因法律行為能力欠缺而不能為有效意思表示，需要父母作為代理法律行為。若父母將財產贈予未成年子女，那么父母既作為贈與人，又作為受贈人的代理人出現（自己代理〔《德國民法典》第181條〕）。
[48]梁慧星主編，陳華彬執筆：《中國物權法研究》(上），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頁212。
[49]王利明，見前注[12]，頁187。
[50]崔建遠，見前注[10]，頁137；王利明，見前注[9]，頁726；孫憲忠：《中國物權法總論》，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頁259；申衛星，見前注[28]，頁195—196；馬新彥等，見前注[28]，頁282。
[51]史尚寬，見前注[31]，頁536—537；王澤鑒，見前注[10]，頁185。德語文獻參見MünchKommBGB/ Oechsler (Fn.23)，§930 Rn.21； Soergel/Henssler,13. Aufl.,2002，§930 Rn.14。
[52] Staudinger/Wiegand (Fn.16)，§930 Rn.26； Baur/Stürner, a. a. O., S.647； Soergel/Hens- sler (Fn.52)，§930 Rn.13； MünchKommBGB/Oechsler (Fn.23)，§930 Rn.19.
[53]有人會由此擔憂，夫妻或者家庭成員通過占有改定的方法轉讓共同財產，以不法逃避一方債權人的強制執行。德國法對此早有相關制度加以防范。根據其強制執行程序，執行員通常只就事實占有的財產而調查，只要是夫妻一方占有的財產，都被推定為夫妻雙方占有的財產（《德國民法典》第1362條第1款），法院執行員可以直接徑而執行，而不問究竟被執行財產屬于哪一方。如果被執行的財產不屬于被執行的夫妻一方，那么另一方應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德國民事訴訟法》第771條），這樣才具有阻礙轉讓被執行物的權利。如果異議方能夠證明所有權人的地位，債權人還可依據《撤銷法》（Anfechtungsgesetz)第9條，以撤銷的方式提出抗辯，消滅對方的第三人異議之訴的效力。對于故意損害債權人的行為，《撤銷法》規定的撤銷期限最長為十年(《撤銷法》第3條），無償的行為也有四年之久(《撤銷法》第4條）。所以債權人的利益應該得到了足夠的保障。我國《合同法》第74條規定的撤銷權、《企業破產法》第31、32條規定的撤銷權分別類似于于德國《撤銷法》第9條的撤銷權、德國《破產法》第129條以下的撤銷權。只是我國關于撤銷權的法律在行使期限、適用范圍、證明責任等方面尚缺少具體的法律規范，對于債權人的保護仍顯欠缺。
[54] Baur /Stürner, a. a. O.,S.74.
[55] Larenz，Methodenlehre der Rechtswissenschaft,6. Aufl., Berlin Heidelberg u. a.1991，S.373；參見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頁433。
[56]黃茂榮，同上注，頁492。
[57]Wieling, a. a. O.,454； Soergel/Stadler ( Fn.29)，§868 Rn.9；反對意見參見 MünchKommBGB/Joost (Fn.13)，§868 Rn.21.
[58]Wieling, a. a. O.,454； Staudinger/Bund (Fn.18)，§868 Rn.26.
[59]Baur / Stürner, a. a. O.,S.647； BGH NJW 1989,2544,2546.
文章出處：中外法學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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