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婧 ]——(2013-4-25) / 已閱12331次
摘 要：本文僅就構成危險犯的幾種罪名來論述危險犯既遂與未遂及界定它們的標準。
關鍵詞：危險犯 既遂 未遂
前 言：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對于這些構成危險犯的罪名來說，它們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到底該怎么界定，本文僅就此做一淺論。
正 文
按照犯罪既遂形態，可以將犯罪分為行為犯、結果犯、舉動犯、危險犯，這是指犯罪進行到何種階段就可以認定為既遂。危險犯，指的是行為人實施的危害行為一旦造成法律規定的危險狀態就認定為犯罪既遂。這類犯罪與結果犯的區別就是：它們不是以造成物質性的和有形的犯罪結果為標準，而是以出現法定的客觀危險狀態為既遂標志。這些犯罪一旦發生后果都不堪設想，將會對我們物質精神文明均造成巨大損害，所以刑法本著杜絕發生的宗旨對這些犯罪規定為危險犯，即它們一旦有其發生的危險性，刑法將按照犯罪既遂處理。
對于危險犯既遂與未遂的標準，我國刑法學界一共存在以下兩種不同的主張：“危險狀態說”認為應以造成某種危險狀態的發生作為危險犯既遂與否的標準。“犯罪結果說”認為危險犯與實害犯區分犯罪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并無不同，都應當以行為是否發生了行為人所追求的犯罪結果為標準。筆者在此同意“危險狀態說”。
在此，筆者僅對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這三種罪名來淺論危險犯的既遂與未遂。
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燒公私財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但并不是所有用放火方法實施的犯罪行為都構成放火罪，主要是要看行為人實施的放火行為是否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如果行為人實施的放火行為被控制在小范圍內并未有達到危害公共安全的范圍，則也不能確定為放火罪。在刑法理論中，犯罪的既遂與未遂一般是針對故意犯罪過程中的停止形態而論的，當然，對于放火罪來說，即便是由于過于自信的過失或者疏忽大意的過失，在放火行為發生的過程中，如果行為人在點燃目的物后過于自信，認為目的物一定能燃燒起來從而造成火勢達到其放火的目的后遂離開，結果在其走后由于天氣等客觀原因而造成火勢的撲滅，在這種情況下雖未造成最終的危及公共安全的危害，但存在著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險性，筆者認為仍然構成放火罪的既遂。在此，理論界認為放火罪的成立存在以下幾種說法：第一，點火說。即認為只要點了火，即便點火后立刻將其撲滅，或者雖然點火但是未點著，仍然構成放火罪的既遂；第二，燃燒說。即認為當放火行為導致目的物能夠獨立燃燒時即為既遂，即便后來目的物造成火勢后被大風吹滅則仍然由于其存在危及公共安全的危害而被認為放火既遂；第三，燒毀說。即認為目的物被燒毀或者目的物的重要部分被燒毀而喪失其本身的效用時即構成放火罪既遂。在此，筆者認為燃燒說比較合理，前面舉的例子也正符合燃燒說。點火說認為火一旦被點著就構成放火罪的既遂，這在刑事司法實踐過程中并不好實際操作并且有打擊面過寬的弊端，并且到底行為人的點火行為有沒有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的危險也并不好進行界定，假設行為人在點火，那么行為人點火究竟要進行什么活動并未可知，這就好像法學理論中說的思想犯一樣，行為人并未實際采取行動，法律上卻已經開始進行追究，不免荒謬。燒毀說認為，必須要造成目的物被燒毀或者目的物的部分被燒毀的效果時才構成放火罪既遂。放火罪是危險犯，要求行為人一旦實施行為存在危險狀態后就構成放火罪的既遂，那么，何為行為？漢語詞典中解釋：行為，即舉止行動，指受到思想支配而表現出來的外在活動。那么，這種外在活動必須是行為人親自表現出來隨后造成危險狀態就應構成放火罪既遂。燒毀說并未把行為人的表現行為造成了危險狀態作為犯罪既遂的界定標準卻一直強調必須要造成外在物體的燒毀，這與放火罪是危險犯不僅相悖而且有把放火罪界定為結果犯的嫌疑。我們知道，結果犯認為必須要發生法定的犯罪結果才能構成犯罪的既遂。那么燒毀說所認為的造成物體的全部或者部分燒毀正合其意，筆者認為也是不可取的。因此，判斷放火罪的既遂與未遂，不應以犯罪目的是否達到為標準，而應以獨立燃燒行為是否發生為標準。
爆炸罪，是指故意用爆炸的方法，殺傷不特定多人、毀壞重大公私財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爆炸罪侵犯的客體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財產的安全。爆炸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對公私財物或者人身實施爆炸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爆炸罪是危險犯，法律并不要求其發生爆炸的危害后果，只要發生導致危害結果發生的危險行為就構成爆炸罪的既遂。筆者認為，根據法學理論和歷來的司法實踐，爆炸罪既遂的理論標準可以歸納為以下兩種：第一，裝置說。裝置說認為行為人只要把爆炸物品裝置好但并未引燃就構成了爆炸罪的既遂。行為人的這種行為和刑法中存在的非法儲存爆炸物品罪非常相符，既然刑法中已經存在了非法儲存爆炸物品罪，那么爆炸罪的裝置說就顯得有些不倫不類；第二，引爆說。引爆說認為行為人需要把爆炸物引燃后即構成爆炸罪的既遂。在這種情況下，行為人已經實施了爆炸行為，他的引爆行為足以危害到公共安全，此種理論應該最為合理。在這種情況下，即便爆炸物引爆后由于空氣潮濕等原因最終并未引燃但由于已經完全構成爆炸罪的犯罪構成要件仍然應認定為構成爆炸罪既遂。當然，如果爆炸行為實施后造成了他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重大損失的其他情況，則應該作為爆炸罪的結果加重犯進行處理。
另外，在判斷爆炸罪是否構成既遂需要尤其注意以下幾個問題：第一，如果行為人本身只是想將特定的人作為自己的傷害對象時卻由于未意識到自己處在公共場所結果客觀上危害了不特定多數人的生命及公私財產，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只懲處行為犯，至于當時行為人內心思想究竟如何法律根本不做深究，因此當然構成爆炸罪既遂；第二，如果行為人本身只是想將特定的人作為自己的傷害對象，客觀上也確實將損害限制在極小的范圍內，并且未發生危害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司法實踐中一般不定為爆炸罪；第三，如果行為人只是將爆炸行為作為一種手段而事實上實施的是其他犯罪行為，也不構成爆炸罪。
投放危險物質罪，就是傳統意義上的投毒罪。2001年12月29日公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三)和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補充規定》將投毒罪修改為投放危險物質罪，取消了投毒罪罪名。投放危險物質罪也屬于危險犯，即即使是行為沒有造成不特定的或者多數人的生命、健康及公私財產的重大損失，但只要造成損害后果的危險狀態即可構成既遂。所以，本罪的未遂標準就是犯罪行為沒有能夠達到這種狀態。本罪侵犯的客體仍然是公共安全，侵犯的客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實施了投放毒害性、放射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
投放危險物質罪中的危險物質，指的是含有危險毒質的有機物或者無機物，比如砒霜、敵敵畏等。投放危險物質的場所有很多，可以在公用的水池、水井、公共食堂的水缸以及公共食品中投放危險物質。
認定投放危險物質罪既遂與未遂的唯一標準就是：行為人實施的投放危險物質的行為是否危害到了公共安全。是否造成后果或者嚴重后果并不作為投放危險物質罪既遂的標準。如果投放危險物質的行為造成了行為人的重傷、死亡或者其他嚴重后果，則按照投放危險物質罪的結果加重犯進行處理。
在判斷投放危險物質罪是否構成既遂的取證過程中，要注意所取得證明既遂的證據具有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這三性并形成一個有效的證據鏈，比如檢驗現場提取的可疑物中是否含有毒物、檢驗尸體證明尸體死亡是否由于毒物所致、查明毒物來源、進行現場勘查排除他人作案的嫌疑、被害人陳述和其他證人證言以及與案件相關的證據均成形成一個有效的證據鏈。不要忽視投放危險物質罪證據的取證，證據的充分取得是判斷投放危險物質罪既遂與否的重中之重。
通過以上構成危險犯的罪名我們可以看出，不同的罪名它的既遂與未遂的標準不同，但就目前我國刑法學界而言，仍然存在著危險犯到底有無既遂和未遂形態的問題進行爭論。對此，我國刑法學界有以下幾種不同認識：第一，危險犯未遂說。此說認為危險犯只不過是實害犯的未遂犯，因為犯罪的“未得逞”，就是指未達到行為人預期的犯罪目的，而在危險犯中，行為人的目的絕不僅僅是為了造成某種危險，行為人的目的是造成危險帶來的危害后果，當沒有造成危害后果，僅僅出現這種危險時，行為人實際上是未得逞，因此，應該按照犯罪未遂來算；第二，危險犯既遂說。此說認為危險犯只有既遂形態，不可能有未遂及其他未完成形態，危險犯本身就是以行為發生某種危險狀態作為既遂標志的犯罪，可以說這種危險狀態是危險犯既遂成立必不可少的要件，所以當危險狀態一發生的時候，危險犯就構成既遂；第三，折衷說。認為危險犯既有既遂形態，也有未遂等未完成形態。因為危險狀態雖然是危險犯的成立要件，但犯罪的既遂與未遂則是在成立犯罪的基礎上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筆者認為以上三種理論中“折衷說”比較具有合理性，即危險犯不僅有既遂狀態，也有未遂等未完成狀態。對于“危險犯既遂說”和“危險犯未遂說”都有著本質的缺陷，如果把犯罪的“未得逞”解釋為未達到行為人預期的犯罪目的不合理性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把危險狀態作為危險犯成立的要件其忽視了危險犯只是既遂成立的要件并不是認定其既遂的標準。
結 語
對于危險犯既遂與未遂的標準盡管刑法學界仍然頗有爭論，但是對于放火罪、爆炸罪、投放危險物質罪這類典型的危險犯的罪名來說，它們的界定標準在刑法典的發條中都有明確的規定，只是有些規定似乎還存在著不合理處，在本文中，筆者對這些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另外，在判斷危險犯的既遂與未遂時，把握好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也算是判斷的法寶。危險犯的存在對我國社會利益造成極大損害，把握好危險犯的界定標準在我國刑法理論界有著深遠意義。
作者：中鐵二十局集團有限公司 馬 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