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婧 ]——(2013-5-8) / 已閱5911次
是“見義勇為”還是“因工負傷”
-----由“湖南師范大學易亮救人案件”談起
中鐵二十局集團有限公司 馬婧
案情簡介：2011年4月9日上午，湖南師范大學大學生易亮由于伸出雙手去救從七樓樓頂跳下的同學張毅而導致肩、頸、肋骨等十多處被砸成粉碎性骨折，身體終身傷殘。事后，雖然學校對易亮進行過醫療費用的部分分擔，但是易亮家人仍然承受不起易亮后續的治療費用，無奈將母校湖南師范大學告上法庭，要求學校支付后續治療費、賠償誤工費、精神損失費等等，共計35萬余元。一審法院認為，易亮的行為符合見義勇為的特征，屬于見義勇為的行為，并非其家人所稱的“因工負傷”。最終一審法院宣判僅由湖南師范大學對易亮的損失分擔10萬元，對其提出的誤工費、后續治療費、精神損失費不予支持。
顯然，將此案簡單地認定為“見義勇為”，由學校僅僅分擔10萬元，這對受害人及其家屬，不管是從物質上，還是從精神上，打擊都是不言而喻的。
筆者認為，此案定性應為“因工負傷”，但中間又夾雜著“見義勇為”的成分�！耙娏x勇為”僅僅是一種道義上的褒獎和贊譽，并不能簡單地成為法官為這起案件定性的根據。
第一，將此案定性為“見義勇為”并不符合當時事件發生的前期情況。即：與事實不符。何為“見義勇為”？見義勇為是指為保護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不顧個人安危，與正在發生的違法犯罪作斗爭或者搶險救災的行為。見義勇為主要分為兩種類型：第一類是同違法犯罪分子做斗爭的行為。第二類是搶險救災的行為。從事件發生的情況來看，易亮勇救他人的情況可以歸類為第二類：搶險救災中的搶“險”。也就是說：當時同學張毅從七樓跳下，在法律上可以看作為一種危險的行為。見義勇為的法律特征主要有：1、見義勇為的主體是非負有法定職責或者義務的自然人。負有法定職責或者義務的主體，在履行法定職責或者義務時，不能成為見義勇為的主體。2、見義勇為所保護的客體，是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安全。公民為保護本人生命、財產安全而與違法犯罪做斗爭的行為，不能認定為見義勇為。3、見義勇為的主觀方面在于積極主動、不顧個人安危。4、見義勇為的客觀方面，表現為在國家、集體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遭受正在進行的侵害的時候，義無反顧地與危害行為或者自然災害進行斗爭的行為。從見義勇為的定義和特征來看，易亮救人案件似乎與“見義勇為”非常相似。但是，仔細分析當時易亮救人的情況卻發現不然。
案情細節回顧：“2011年4月9日早晨，我還在睡夢中，彭凱叫我，說剛剛接到班主任電話，張毅情況很不好，要我和他一起去處理。我原本不想去，頭天下午爬山晚上要幫同學找軟件，我真的很累。不過，我還是去了。我想，假如張毅真的出了事，作為同學我沒有拉他一把，那我還不內疚死？”“想到自己是班上的組織委員，同學間幫一幫是應該的�！庇谑牵琢帘愫团韯P去陪張毅了。
可見，易亮當時所反應的第一態度，也就是當時被同學叫醒后的主觀心態并不想去，他說自己很累，但是，同學彭凱告訴他，班主任的電話，并叫他一起去處理。這里注意到，是班主任說叫他們一起去“處理”。在這種情況下，易亮又想到和張毅是同學，所以，最終，善良的他還是去了。而“見義勇為”的 主觀方面是怎樣定義的呢？“積極主動，不顧個人安危。”在這里，我們可以肯定，易亮當時并不是“積極主動”的。之所以決定最后去，主要還是班主任的話：叫彭凱和易亮一起去處理。這是他決定去的關鍵因素。所以，易亮當時的主觀心態是：我是組織委員，班主任又打電話叫一起處理。這當然和“見義勇為”中的“積極主動”并不相符。所以從這點看，簡單地將易亮的行為定性為“見義勇為”不僅僅單薄，而且并不符合當時案件前期的實際情況，再者，對易亮整個行為的評判也不全面。
第二，易亮前期和彭凱一起去救人屬于在工作期間履行自己組織委員的職責，后來受傷完全符合“因工負傷”的外延和內涵。何為“因工負傷”？“因工負傷”，又稱為“工傷”，指產業傷害、職業傷害、工業傷害、工作傷害，是指勞動者在從事職業活動或者與職業活動有關的活動時所遭受的不良因素的傷害和職業病傷害。這里要區別“因工負傷”和“因公負傷”，后者主要適用的對象是國家工作人員，顯然，本案中，易亮是在校大學生，對象不符。那么，根據“因工負傷”的定義，易亮應該屬于“因工負傷”中所受到的“工作傷害”。何為“工作”？在漢語大詞典里，“工作”的其中一種解釋為：業務、任務。我們并不能簡單地把“工作”理解為“職業”，這并不全面并有失偏頗。那么，本案中，易亮認為自己是班級的組織委員，自己肩膀上有一種責任，班主任老師也把“救人”作為一種“任務”下達給他和同學，因此，我們可以認定易亮的行為是：因為工作原因而負傷。另外，對易亮進行的“七級傷殘”的鑒定結果也充分認可了易亮因為工作原因而負傷的等級。
第三，從后來易亮趕到現場，伸出雙手去接從七樓摔下來的張毅的時候，結合當時易亮的主觀心理狀態和實際行為，可以確定易亮當時是“見義勇為”。
案情回顧：“我（易亮）大叫一聲不好，對彭凱說毅哥跳下來了！接住他！”“出于本能，一個念頭閃現在我腦海中，我伸開雙手，沖著那從天砸下的黑影奔了過去�！�
可見，在危險情況發生的情況下，易亮不管不顧個人安危，積極主動的去避免險情發生，用自己的生命去挽救同學。在救人的那一刻，易亮的行為符合“見義勇為”的特征。
第四，將此案簡單定性為“見義勇為”，從法社會學的角度，將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社會法的主旨在于保護公民的社會權利，尤其是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一個案件法院最終的判決結果，直接產生一種轟動的社會效應，這種效應表現在公眾將其作為一種自身行為的評判標準和底線。這簡簡單單的一個判決結果，其意義非同小可，將對所有公眾的認知力，甚至早已形成的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進行扭轉和改變�！澳暇┑呐碛畎浮�、“天津的許云鶴案”的判決結果讓所有的人大跌眼鏡，從此，老人倒地，不會有人去扶，公眾均避而遠之。是的，道德的底線—我們最具有公信力的法律，司法者的判決結果告訴所有的公眾，去救人的結果，或者被判決賠償，或者牽扯到訴訟中去反復的上訴辯駁。做了好事，沒有贊許，更無鮮花，到來的卻是無休止的訴訟。這兩起案件，導致社會道德的極大滑坡。如果“易亮救人案”再簡單的以“公平原則”蓋棺定論，將責任方歸結于救人者，學校僅僅是補償，那么，你讓英雄情何以堪？我們應該根據案件的實際情況，還英雄一個公道，用正義的法還事實一個本源，我們的司法者，不能讓英雄流血又流淚。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縱觀本案前后，易亮救人的行為在他接到班主任的任務趕去救人，后來由于這個救人的原因造成了自身傷殘的結果，可以總的認定為“因工負傷”。在救人的具體細節上，他又存在著“見義勇為”的因素，但是，“見義勇為”只能作為一種道義上的褒獎，由政府給予獎勵，以弘揚這種舍己救人的美德，但是作為一個法律案件，如果簡單的定義為“見義勇為”，那必然是對受害者的一種不公平的回復，是一種不全面并且非常抽象的定義。另外，學校少量的補償與易亮今后巨額的醫療費用相比，不僅是杯水車薪，而且也并不“公平”。我們的英雄，也需要社會，公眾去認可，而不是一味的推卸責任，摘清自己。英雄的淚流干的時候，也正是我們整個社會道德淪陷的時候，難道，這不岌岌可危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