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源 ]——(2013-5-28) / 已閱8875次
2010年2月1日，上海外灘8-1地塊以92.2億元的價格成交，成為上海有史以來最昂貴的政府出讓地皮。然而，拿下了“地王”的上海證大當時賬上僅有5億元，投標書顯示，其銀行存款加凈資總額也不過30億元，因此被外界質疑為“蛇吞象”。隨后，“地王”演變出一場糾紛，以致把包括復星、SOHO中國、綠城、上海證大在內的一眾企業推上法庭。2013年4月一審判決——復星勝訴。
該案的實質是海之門公司除原告外的其他股東母公司變更為長昇公司從而使長昇公司間接持有海之門公司50%的權益，判決系爭的焦點為原告的優先購買權是否收到侵犯？該種股權交易方式是否為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筆者從“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理解入手，對判決做以下簡要分析：
一、基本事實：
1、海之門公司的股權結構：
股東 持股比例(%)
復星公司（原告） 50
綠城公司 10
證大五道口公司 25
磐石投資 5
新華信托（股權信托） 10
2、交易情況：
1）2011年12月29日，被告證大置業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簽署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由被告長昇公司受讓被告證大置業公司持有的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100%股權，2012年1月17日完成工商變更程序；
2）2011年12月29日，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與磐石投資的唯一出資人上海磐石投資有限公司簽署《股權轉讓協議》，約定受讓上海磐石投資有限公司持有的磐石投資100%股權，現已交割登記完畢；
3）2012年1月12日，被告嘉和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簽署股權轉讓協議，約定由被告長昇公司受讓被告嘉和公司持有的被告綠城公司100%股權，同日完成工商變更程序。
自此，被告長昇公司間接持有海之門公司50%權益。
二、原告訴求：
原告認為，上述交易屬各被告惡意串通，規避法律強制性規定，已經實際損害了原告在海之門公司的合法權益，故提起本案合同無效確認之訴。
1、判令確認被告長燁公司與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證大置業公司簽署的《框架協議》及《框架協議之補充協議》中關于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證大置業公司向被告長燁公司轉讓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100%股權的約定無效（根據《框架協議》和《框架協議之補充協議》的約定，涉案股權的交易價格共計為人民幣754,546,511元）；
2、判令確認被告嘉和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3、判令確認被告證大置業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無效；
4、判令六被告將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的股權狀態恢復至轉讓前，即由被告嘉和公司持有被告綠城公司100%股權，被告證大置業公司持有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100%股權；
5、判令六被告承擔本案的全部訴訟費用。
三、法院裁判要點
1、從交易行為的實質上判斷，原告對于海之門公司的相對控股權益受到了實質性地影響和損害，海之門公司股東之間最初設立的人合性和內部信賴關系遭到了根本性地顛覆。
2、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共同出讓其合計持有的海之門公司50%股權的意思表示是清晰完整的，但嗣后，被告綠城公司和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并未據此繼續執行相關股東優先購買的法定程序，而是有悖于海之門公司的章程、合作協議等有關股權轉讓和股東優先購買的特別約定，完全規避了法律賦予原告享有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設定要件，通過實施間接出讓的交易模式，達到了與直接出讓相同的交易目的。
3、上述轉讓行為旨在實現一個直接的、共同的商業目的，即由被告長燁公司、被告長昇公司所歸屬的同一利益方，通過上述股權收購的模式，完成了對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的間接控股，從而實現對海之門公司享有50%的權益。
4、綜上所述，被告之間關于股權交易的實質，屬于明顯規避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72條之規定，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三）項規定之無效情形，應當依法確認為無效，相應的《框架協議》及《框架協議之補充協議》中關于被告嘉和公司、被告證大置業公司向被告長燁公司轉讓被告綠城公司、被告證大五道口公司100%股權的約定為無效，被告嘉和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被告證大置業公司與被告長昇公司簽署的《股權轉讓協議》亦為無效。
四、對法院判決的一些看法
所謂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是指當事人訂立的合同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在締約目的或締約內容上是非法的。因被掩蓋的目的非法，在后果上損害了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利益，故該類合同應無效。因此，判定一個合同是否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應從以下幾點著手，第一是合同的形式是否合法，第二是是否有非法目的的存在，最后是是否損害了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利益。
從該判決的邏輯結構來講，判決認為該股權間接轉讓規避了原告的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設定要件，達到了與直接出讓相同的交易目的、該轉讓的目的即是實現對海之門公司享有50%的權益。從而該股權交易的實質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1、非法目的的認定
1)在本案中，股權轉讓各方已簽訂股權轉讓合同并辦理過戶，從形式上看該股權轉讓合同是合法的。因此，該股權轉讓合同是否有效的關鍵是該合同是否具有非法目的。而從判決來看，如果說股權轉讓的目的是“通過實施間接出讓的交易模式，達到了與直接出讓相同的交易目的”、“上述轉讓行為旨在實現一個直接的、共同的商業目的……”。筆者認為，無論股權受讓方通過什么樣的方式，但是這個“共同的商業目的”即實現享有海之門公司50%的權益不是非法目的，是正常的商業活動。
2）如果說股權轉讓的非法目的為 “完全規避法律賦予原告享有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設定要件”，則該表述隱含的意思可能為：a.被告間股權轉讓合同的形式是合法的，b.被告證大置業公司和被告嘉和公司轉讓股權前應先由原告同意并放棄優先購買權，c.被告間股權轉讓未征得原告同意并放棄優先購買權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如筆者以上推理正確，則說明該股權轉讓的出讓方除需取得本公司其他股東的同意并放棄優先購買權外，還需取得其子公司參股的公司的其他股東的同意并放棄優先購買權。然而，公司法第七十二條并沒有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的轉讓需要本公司外其他股東的同意。而且，即使股權轉讓的出讓方需取得其子公司參股的公司的其他股東的同意并放棄優先購買權，在判決首先肯定股權轉讓合同形式合法性的基礎上，那么該案也應為撤銷合同之訴而非確認合同無效之訴，亦不適用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條款。
并且依據以上推理還可以認為被告證大置業公司和被告嘉和公司出讓股權視同海之門的股東證大五道口公司、綠城公司和磐石投資公司出讓股權。即證大置業公司和嘉和公司視同海之門公司的股東，即否定了證大五道口公司、綠城公司和磐石投資的股東資格從而否定了其法人人格。然而，公司股東是以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有限責任的人，而證大置業公司和嘉和公司并未對海之門公司投資，并不是海之門公司股東；證大五道口公司、綠城公司和磐石投資作為海之門公司的出資人應是海之門公司的股東，除非有證據證明證大五道口公司、綠城公司和磐石投資與證大置業公司、嘉和公司財產混同外，無法否定證大五道口公司、綠城公司和磐石投資的法人人格。
3）認定股權轉讓的非法目的為“完全規避法律賦予原告享有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設定要件”，還有可能隱含的意思為：a.被告間股權轉讓在形式上是合法的；b.但是，該股權轉讓的實質不合法；c.該股權轉讓的合法行為應為海之門公司除原告外的其他股東作為出讓方進行股權轉讓并征得原告同意且放棄優先購買權。
此種邏輯的謬誤不言而喻，因為公司法從未禁止如果一個股東間接持有另一家公司的股權時該股東禁止轉讓其股權。
2、利益損害的認定
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的后果是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的利益。判決認為“從交易行為的實質上判斷，原告對于海之門公司的相對控股權益受到了實質性地影響和損害，海之門公司股東之間最初設立的人合性和內部信賴關系遭到了根本性地顛覆。”
公司法第四條規定，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原告作為股東并依其持股比例所享有的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的權利并沒有受到任何影響。盡管股權轉讓后，海之門公司另外百分之五十的股權的控制人系同一控制人，但是這并不能得出原告股東權益受到實質性的影響和損害。
縱然將原告對海之門公司的控制作為判斷原告是否利益受損，因為本次股權轉讓前后，海之門公司股東結構并沒有變化，即使海之門公司除原告外的其他股東非同一實際控制人，這些股東也有可能形成一致的意見并在股東會上影響原告對海之門公司的決策；即使海之門公司除原告外的其他股東是同一控制人，在未否定這些股東的獨立法人人格之前也應將這些股東視為一個個獨立的股東而并不是視為一個股東，這些股東中的部分或者全部也有可能在股東會上形成同原告一樣的意見，從而貫徹原告決策的執行。
綜上，筆者認為，從判決的理由及依據得不出判決的結論，并且適用法律錯誤。
五、結語
該案判決的出發點在于法院認為由于被告間的股權轉讓達到了海之門公司其他股東股權直接轉讓的效果，然而法院未能正確考量的是該股權轉讓到底是合法形式還是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
筆者認為，盡管從實質上講被告長昇公司收購上述公司的股權確實達到了同直接收購海之門公司除原告外其他股東股權同樣的效果。但是，公司法規定的股東優先購買權僅適用于本公司的股東股權的轉讓，而不宜擴大到本公司之外的人。
從另一方面來講，法院在法律沒有相關禁止性規定的情況下簡單的認定為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是不妥的。
從風險防范的角度來看，以后如果公司遇到此類問題應通過合同約定的形式來規避實際控制人變化的風險。
從立法或法律解釋的角度來看，如該案情況相同的法律漏洞應由立法解決或法律解釋填補漏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