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紅強 ]——(2013-6-8) / 已閱13884次
新刑訴法頒布后，對被取保候審人的義務增加了一項規定，即刑訴法第69條第2款規定的：“……責令被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以下一項或者多項規定：（一）不得進入特定的場所；（二）不得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者通信；（三）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對于“特定”一詞應怎樣理解，具體指代什么？刑訴法條及人民檢察規則沒有做明確的解釋。這也使得檢察人員在辦案過程中決定采取取保候審措施時，尤其在書寫新文書《被取保候審人義務告知書》時，對被取保候審人無法做出具體明確的可操作性強的禁止性規定，為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對“特定”的內涵進行必要的界定，以適應辦案的需要。
一、其他法律規定對“特定”的解釋
其實對于“特定”的規定在刑法的范疇內是有體現的。2011年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頒布的《關于對判處管制、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適用禁止令有關問題的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對在理解和適用禁止令制度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明確的有關問題作了較為全面、明確的規定，尤其該規定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 分別對特定的活動、特定的場所、特定的人員做了詳細的闡述。筆者認為，此規定的闡述可以作為對取保候審中“特定”理解的參考，但規定以列舉的方式來體現，不足以全面涵蓋對犯罪嫌疑人的限定條件，以“其他確有必要禁止……”的兜底性條款來補充，又過于寬泛，在司法實踐中不易把握和裁量，有其欠缺性。
二、筆者對于“特定”的理解
基于此，筆者認為對“特定”的理解應當是以概念化的形式做出界定，以此能夠結合具體案件實際做出相應的可操作性規定。
（一）不得進入特定場所中的“特定場所”應當是引起原犯罪行為發生或與原犯罪行為侵犯法益有關的場所。一種是從犯罪成因上來做出限定，如筆者在去年承辦的關于未成年犯罪的案件，大都是因受到網絡虛擬空間的吸引和誘惑，沉迷于網絡聊天、游戲，其本身又無經濟能力來維系上網費用，易引發盜竊、搶劫、搶奪等侵財類犯罪。因此，對于此類案件，應當對其在取保候審期間禁止其進入網吧。另一種是從犯罪結果來做出限定，如對于在公共場所尋釁滋事的犯罪，因其嚴重侵犯了社會管理秩序，應當對其禁止進入舉辦大型群眾性活動（比如燈展節、廟會）的場所。
（二）不得與特定人會見或通信中的“特定人員”應當是可能受到犯罪嫌疑人侵害或誘發其再次犯罪的人。這里也應分兩種情況，一種是與犯罪行為有關的被害人（證人）及其近親屬等，尤其在基層處理因民間糾紛引起的人身傷害案件，為避免犯罪嫌疑人對證人實施打擊報復或對被害人實施二次侵害行為，應當禁止其接觸。另一種是與原犯罪行為有關的同類犯罪人或同案犯。如因賭博罪或毒品類犯罪，這兩類犯罪極易誘發犯罪嫌疑人重蹈覆轍，因此，應當禁止其與長期有賭博嗜好的或吸毒史以及毒品犯罪前科的人接觸。
（三）不得從事特定的活動中的“特定活動”應當是與原犯罪行為有關，并且容易誘發犯罪嫌疑人再次犯罪的活動。以此規定，不僅彌補《規定》第三條列舉式的不足，而且在承辦人操作時，更容易從犯罪行為入手，可以直觀的明確被取保候審人應當“禁止從事的活動”。如對從事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犯罪活動，禁止在限期內從事食品生產、銷售經營活動；對于刑法第五章規定的財產刑犯罪，禁止其進行諸如購買高檔物品、高級娛樂等高消費活動；對酒后駕車發生交通事故的犯罪禁止在限期內飲酒等。
三、對“特定”在司法實踐中注意事項
（一）對于被取保候審人適用刑訴法第69條第2款的規定應當具有針對性。本條款的規定是選擇性條款，即是應當根據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成因、性質、手段、個人的一貫表現等情況，充分考慮與犯罪行為的關聯程度，有針對性的做出此項義務要求。同時，在規定不得“進入特定場所、與特定的人員會見或通信、從事特定活動”時，也應根據具體情況有針對性的禁止其中一項或幾項內容，比如，因在酒吧喝酒后駕車發生交通事故，則應對犯罪嫌疑人禁止進入酒吧、禁止飲酒的規定，對“與特定人員會見或通信”可不做要求。
（二）對禁止特定的規定應具有可操作性。“特定”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解釋為“特別指定的某一個（人、地方等）”。因此，必須明確的一點是，這個特定的活動或場所是一般公民可以自由進行、出入的，只是因犯罪而受到限期內的禁止。所以對犯罪嫌疑人的限制應當是具體可行的，不能過于寬泛，例如，不能做出“不得進入公共場所”的規定（公共場所范圍太大，超出了特定的外延，無法具體操作落實。）
（三）注意避免與法律法規明令禁止的內容相沖突。例如，根據《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1條的規定：“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并由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吊銷機動車駕駛證。”因此，對于發生交通肇事的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審的，就不能做出“不得駕駛機動車”的規定。還有，對于毒品任何人都不得吸食，在做禁止性規定時，同樣不能做出“不得吸食毒品”的規定。
作者系河北省沽源縣人民檢察院張紅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