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澤鑒 ]——(2013-7-11) / 已閱10210次
◇王澤鑒 臺灣大學 教授
作為一門與司法實踐緊密聯系的學科，法學與其他人文學科有較大的區別。法學教育不僅要傳授法學知識，而且還要擔負起培養掌握各類法律技能，勝任實際法律工作的“法律人”的重任。由此觀之，“實踐性”、“應用性”成為當前大陸法學教育的一個導向，可謂是順應了法學教育的內在規律。
為了培養法科學生的法律實務能力，就需要強化法學院的實踐性教學。法學實踐性教學的內容廣泛，并且處于不斷的發展、變化當中；不過，案例教學在其中始終居于某種關鍵地位。縱觀當今世界，影響較大的案例教學模式主要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個案教學法”、以德國為代表的“實例研習”，以及起源于美國并風靡全球的法律診所教育。
教學方式不同選擇的背后，是美國人和德國人關于法律實務能力培養的不同理念。美國法學教育以律師為培養目標，培養方式是法學院的培養與法律職業實踐緊密結合。德國法學教育以培養法官為導向，學生本科階段的法律素質教育由法學院承擔，法律職業培訓則由法院、行政機關、律師事務所等實務部門承擔。所有畢業生在大學教育結束時必須通過“第一次國家考試”，然后，在大學外繼續他們為期二年的第二階段實務訓練。盡管培養模式不同，但殊途同歸，上述兩種模式基本上都能讓學生具備必要的法律實務能力。
中國大陸既沒有英美法系的律師職業培訓，也沒有大陸法系專門系統的實務訓練，再加上法學教育同時兼顧法學研究人才的培養，其結果必然導致法科畢業生不能滿足社會對于法律實務人才的要求。為解決上述問題，大陸教育主管機關和高校法律院系進行了一系列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近年來，法學實踐教學在大陸受到廣泛重視，法律診所、模擬法庭、案例分析、談判等各種形式的實踐教學課程獲得長足發展。復旦法學院創立的“個案全過程教學法”，就是在加強實踐性教學方面的一次有益嘗試。該教學法形成了一種新的案例教學思路和模式，值得大力推廣。其特色主要是：
第一，“個案全過程教學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中國大陸判決書達不到案例教學要求的問題。近年來，大陸學者在借鑒境外案例教學方面做了很多的嘗試和努力，但大陸案例教學的瓶頸是判決書問題。中國大陸的判決書說理部分過于簡單，與美國、德國等國家案例教學對判決書的要求有很大的距離，而這些又非短期內能夠予以解決的問題。但是，通過選取律師辯論充分的個案全過程材料，判決說理部分過于簡單的問題就能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彌補。
第二，“個案全過程教學法”的訓練方法有助于解決學科劃分所造成的教學案例與現實案例不完全接軌的問題，提升學生綜合運用法律知識的能力。傳統上案例教學限于本學科問題，從學科劃分角度看是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的。但它的弊端在于割裂了學生對實體法和程序法以及案件整體的全面理解和把握，對學生解決實際問題是不利的。而在主要實體法、程序法課程基本學習結束的情況下開設這樣一門打破學科界限與真實案例完全接軌的課程，對提高學生實務能力是很有幫助的。
第三，“個案全過程教學法”不僅能使學生受到較為系統的法律實務訓練，同時，還能通過實務訓練，深化學生對理論問題的認識，提升學生的理論水平。“個案全過程教學法”，是以法的運行過程來培養學生的律師職業技能的，學生基本上能夠看到全部案件材料，經歷案件的全部過程，并能夠得到包括初審階段在內的全方位的模擬訓練。與此同時，訓練學生的案例中大都涉及到實體法和程序法中一些基本的或重要的理論問題，對這些理論問題的深入理解并實現理論與實踐的結合，是實務訓練的重要組成部分和不可或缺的內容。
第四，“個案全過程教學法”更新了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教學的內容，擴大了模擬法律診所教學的規模，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模擬法律診所小班上課成本高的難題。診所必須小班授課是因為其教學內容主要是一系列的角色扮演和模擬訓練，這些教學內容大班上課比較困難。診所教育這一資源密集型的特點嚴重制約了其發展。即使美國這樣富有的國家，診所教育所需要配備的教師-學生比例（1:8的比例是內設式法律診所的非正式標準），也阻礙了診所法律教育的普及。[1]而“個案全過程教學法”的許多訓練內容與傳統的案例教學課有共同之處，這部分內容傳統上大班上課是可行的，這就為全面鋪開這一重要的實踐性教學方式創造了條件。
第五，“個案全過程教學法”通過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案例類型和案例選擇范圍的變換，使參加模擬法律診所課程學習的學生能夠獲得更高層次的律師實務技能訓練和理論上的收獲。除直接接觸當事人的法律診所外，教學成本較低的模擬法律診所在美國也比較流行。這類診所是從真實診所的實踐和程序中挑選出問題，并重新組織教學活動。但學生日常接待中接受的案件，有相當部分并不適合學生律師技能的學習和訓練。而“個案全過程教學法”中的案例是教師在律師代理的大量案例中精心遴選的，每個案例的選擇不僅要考慮案件的難易程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案件應當包含較多的有價值的問題點，更能夠體現法律知識之間的關聯性、融貫性與綜合性。[2]
當然，作為一次全新的嘗試，該教學法有一些地方讓人留有期待。比如，案例選取可否遵循更加嚴格的標準，以便學生討論的案例更具有代表性？案件中提供的雙方當事人的案件材料是否能夠更加均衡，以便學生更全面地了解案情和更加全方位的彼此對抗？類似這類問題，相信作者會伴隨未來的課程建設，不斷斟酌、取舍和完善。
我深知案例教學對于法科學生培養的重要性，多年來一直倡導案例研習與案例教學。看到“個案全過程教學法”的問世，我感到由衷的高興。我希望，該成果的作者通過深入地理論研究和不斷地探索與實踐，進一步深化和完善該教學成果，使之達到更高的水平。同時我也期望，這一領域的教學改革會在祖國大陸迎來它的春天。
注釋:
[1]Elliott S. Milstein :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house Clinics, Externships, And Simulations , 51 J, Legal Educ, P375.
[2]“個案全過程教學法”在每個案例的開頭部分都要分析選擇該案例的理由和標準。例如，王飛、王小莉訴張文斌不當得利糾紛案，僅涉及一筆銀行轉賬的事實，但從實體上來看，原告主張權利卻先后涉及到了借貸、不當得利、侵權損害賠償和返還原物等請求權基礎。從程序上來看，就同一銀行轉賬事實涉及到真正權利人是誰，原告提起訴訟是否主體適格？當事人先后提起的訴訟，是否存在請求權的競合，是否違背民事訴訟“一事不再理原則”？不同請求權基礎涉及不同權利構成要件，當事人舉證責任如何進行配等問題？在案件的處理上，一審、二審和再審法院的看法不盡一致。對上述問題進行深入地研討，既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又有較大的實踐意義。
出處:《法學》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