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巍 ]——(2013-7-17) / 已閱9168次
司法實踐中，借款合同因未約定履行期限，義務人主動履行部分義務后，對其余債務履行期限，權利人未提出請求，義務人也未作出意思表示的情形較為常見。針對此種情形的處理，法律尚無具體的規定，因而對相關法律如何適用存在分歧。
【案情】
李某2006年3月31日從趙某處借款500萬元，未約定還款期限。2006年4月6日，李某主動歸還趙某200萬元，之后李某未再主動還款，趙某也未催促李某還款，雙方亦未就還款事宜達成其他協議。趙某2010年12月29日起訴請求李某歸還剩余借款300萬元。李某以趙某的訴請已過訴訟時效期間提出抗辯。
【分歧】
對于趙某2010年12月29日起訴請求李某歸還剩余借款300萬元，是否已超過訴訟時效期間，司法實務中形成了兩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李某向趙某借款500萬元有借條為據，2006年4月6日李某歸還趙某200萬元，雙方對此均無異議。《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十六條規定：“義務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擔保、請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償債務計劃等承諾或者行為的，應當認定為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當事人一方‘同意履行義務’。”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條規定：“訴訟時效因提起訴訟、當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義務而中斷。從中斷時起，訴訟時效期間重新計算。”李某歸還趙某200萬元，應當認定訴訟時效中斷，從中斷時起，訴訟時效期間重新計算。因此，自2006年4月6日李某歸還趙某200萬元起，開始重新計算訴訟時效，趙某在2010年12月29日起訴，已超過兩年，因此趙某的訴請已過法定訴訟時效期間，不應予以支持。
第二種意見則認為，從借據看，雙方并未約定還款期限，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六條規定：“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依照合同法第六十一條、第六十二條的規定，可以確定履行期限的，訴訟時效期間從履行期限屆滿之日起計算；不能確定履行期限的，訴訟時效期間從債權人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的寬限期屆滿之日起計算，但債務人在債權人第一次向其主張權利之時明確表示不履行義務的，訴訟時效期間從債務人明確表示不履行義務之日起計算。”本案除200萬元時效已因履行而消滅外，余300萬元仍然遵循上述規定，李某除非有證據證明在時效期間趙某對其300萬元債權規定了還款期限或李某已向趙某明確表示不履行剩余債務，否則，李某主張該剩余債務已過訴訟時效無法律依據。
【評析】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理由如下：
1.訴訟時效制度的主要功能及價值衡量
訴訟時效制度，是指權利人在法定期間內不行使權利即喪失人民法院保護其民事權利的法律制度，又或者是指債權人怠于行使權利的期間持續到法定期間，其公力救濟權即歸于消滅的制度。在法定期間內提起訴訟，即訴訟時效期間，權利人在該期間內有權請求人民法院以國家強制力保護其債權。若訴訟時效期間屆滿，權利人又無證據證明存在中止或中斷的法定事由，權利人即喪失了請求人民法院依國家強制力保護其債權的權利。訴訟時效制度的本質在于通過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以公平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秩序的安定。法理認為，所有人均是自身權利的最佳判斷者與照料者，如權利人不關心自己的利益，可認為他有放棄權利的意思表示，法律可不予其強制性的保護。因此，訴訟時效制度具有督促權利主體積極行使權利的意圖，也有對漠視權利的權利主體進行制裁的意圖。但訴訟時效制度絕不是義務人不履行義務及規避責任的工具，其功能和法律價值主要在于維護經濟秩序，防止權利睡眠與證據遺失。民事法律以公平為首要價值目標，推進誠實信用、促進社會和諧，訴訟時效制度在個案中的適用，應充分體現當事人的利益平衡，其平衡點即是公平的價值目標和誠實信用原則。在無法律明確規定或法律規定較為模糊，或者可作有利于與不利于債權人兩種理解時，應偏重從有利于債權人角度理解，法官也應作出有利于權利人的裁判，以保護權利人合法權益，其結果并不違背公平的價值目標和誠實信用這一基本原則。
2.訴訟時效的起算
在訴訟時效制度中，時效的起算一直是一個十分重要且爭議較大的問題，時效期間起算標準不同，對當事人實體及訴訟利益均將產生嚴重影響。從世界各國民法來看，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存在以下三種不同的立法例：一是自請求權產生之時開始起算訴訟時效。《德國民法典》第一百九十八條規定：“時效自請求權產生之日起開始計算，以不作為為目的的請求權，時效自發生違反行為之時開始計算。”二是從請求權可以行使之時開始起算。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一百二十八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之請求權，自行為時起算。”《泰國民法典》第四百二十九條規定：“時效，自權利可以行使時進行。”三是對同一請求權適用兩種訴訟時效，首先采用主觀標準，從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請求權產生之時開始計算，但期間較短，一般為兩年，以督促權利人及時行使權利；同時采用客觀標準，以請求權的發生為起算點，并規定較長期間以維護已經形成的社會經濟秩序并保護義務人的合法權益。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三十七條規定:“訴訟時效期間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權利被侵害時起計算。但是，從權利被侵害之日起超過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護。”可見，我國民法就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原則上以權利被侵害時為準，即“侵害論”。對于約定了履行期限的債權，期限屆滿而債務人未履行債務即可看做是債權人的債權受到侵害。而對于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之債，如何確定權利被侵害之時，民法通則第八十八條規定了債權人可以隨時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但應當給對方必要的準備時間，即“寬限期”。因此，多認為對于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合同之債，訴訟時效的起算點應確定為債權人向債務人提出履行要求并經展期后的次日，或應以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遭拒絕時為標準。
3.訴訟時效的中斷
訴訟時效的中斷，一般是指訴訟時效進行中，因發生了一定的法定事由，推翻了訴訟時效存在的基礎，使已經過的實效期間歸于無效的法律制度。應當注意的是，訴訟時效的中斷發生于訴訟時效進行之中，如訴訟時效尚未開始計算或者已經屆滿，則不應當適用。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條規定：“訴訟時效因提起訴訟、當事人一方提出要求或者同意履行義務而中斷。從中斷時起，訴訟時效期間重新計算。”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十六條規定：“義務人作出分期履行、部分履行、提供擔保、請求延期履行、制定清償債務計劃等承諾或者行為的，應當認定為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條規定的當事人一方‘同意履行義務’。”
本案中，李某已部分履行債務，趙某在李某部分履行債務超過兩年后，提起訴訟請求李某履行剩余債務，僅從以上規定的字面含義理解，似乎自李某部分履行債務后訴訟時效即已中斷并重新起算，至趙某提起本案訴訟已超過兩年訴訟時效期間。但需要明確的是，以上規定均系關于訴訟時效中斷的認定，而如前所述，訴訟時效中斷的前提在于訴訟時效已經開始計算。本案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合同未約定履行期限，在此前提下，義務人主動履行了部分債務，對于未履行的部分債務，訴訟時效是否已經起算還有待商榷。由于我國民法對訴訟時效期限起算采“侵害論”，因此，訴訟時效起算點應以權利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害為標準。對于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債務，根據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六條規定，義務人主動履行部分義務后未確定其余債務履行期限的，則已履行的部分債務因履行行為而消滅，無時效問題。而對于未履行部分的債務，如權利人提出要求并給予寬限期的，則應在寬限期屆滿之日計算訴訟時效期間，如義務人明確拒絕履行的，則應從義務人拒絕之日起算。權利人未提出請求，義務人也未作出意思表示的，合同法第六十二條并未明確規定。根據債務人可以隨時履行債務的原則，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六條也只是規定了債權人要求債務人履行義務，并給予一定的寬限期的前提下，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點。同時，對債權人向債務人主張權利，債務人拒絕履行義務的情形，明確了“訴訟時效期間從債務人明確表示不履行義務之日起計算”。根據上述“起算點”的確定，可以認為，在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前提下，債務人主動履行部分義務后，對其余債務，無論債權人是否提出履行要求，只要“債務人未明確拒絕履行義務”，訴訟時效期間就不應起算。司法實務中，應當認定當事人對剩余債務未約定履行期限，仍應適用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六條規定確定訴訟時效起算點。其法理在于：其一，根據我國訴訟時效制度的特點及原則，只有在訴訟時效期間已開始起算的情形下，才會發生是否中斷或屆滿的問題；若訴訟時效尚未起算，則不發生中斷。其二，雙方訂立的合同系無履行期限的合同，只要不存在訴訟時效司法解釋第六條規定的情形，訴訟時效期間就沒有起算。而民法通則第一百四十條中明確的，當事人一方“同意履行義務”系指訴訟時效期間起算后發生的中斷情形，二者前提不同。其三，基于我國訴訟時效期間的起算標準采“侵害論”，并且，在債權人未要求債務人履行未約定履行期限的債權的情況下，如債務人履行了部分債務，即開始起算剩余債權訴訟時效，對債權人似乎過于苛嚴，債務人主動履行部分債務顯然不構成對債權人權利的侵害，也不能就此得出債權人漠視其自身權利，放棄要求債務人履行債務的意思表示的結論。
綜上，對于本案未履行的300萬元債權，李某既未提交證據證明自其履行200萬元債務后，趙某提出了履行剩余債務的要求并給予了寬限期，也無證據證明其已明確表明不履行剩余債務。因此，李某主張趙某提起本案訴訟已過訴訟時效期間并無法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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