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志堅 ]——(2013-8-7) / 已閱6138次
一、法院現代化是一個歷史的范疇
“只有現代化才能救中國。”林語堂先生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洞識道出了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一部中國近現代史即是一部中國現代化史，是幾代中國人不屈不撓不斷邁向現代化的歷史征程。歷史經驗已經表明，現代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進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我們長期艱辛的努力。就其政治法律屬性而言，現代化的進程即是法治化的過程，缺乏法治化的現代化是不完整的現代化，是缺失了政治核心構件的現代化，因而也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法治化構成了現代化歷史進程的另一維度，是現代化不可或缺的表征。法治化、現代化以及由此帶來的民族復興和中國崛起又共同構筑了“中國夢”，在這個承載了太多中國人太多想法的大目標中，現代化無疑是關鍵性的因素。
黨的十八大用“兩個百年”的目標為我們描繪了中國現代化的美好前景，目標更加具體明確。現代化的集結號已經吹響，“中國夢”逐漸勾勒得清晰起來，現代化也因此離我們越來越近。在這樣宏大的歷史背景下，我們討論法院現代化的問題，無疑是現實的、必要的、緊迫的，而又是意蘊長遠的。法院現代化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是現代化的題中之意，是司法對現代化的積極響應，是每個法院工作者的職責和使命所在。今年4月，國務院批準了《蘇南現代化建設示范區規劃》，要求包括南京在內的蘇南地區五市全面推進經濟現代化、城鄉現代化、社會現代化進程，加強生態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設，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努力將蘇南地區建成自主創新先導區、現代產業集聚區、城鄉發展一體化先行區、開放合作引領區、富裕文明宜居區和法治建設先導區，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符合蘇南實際、體現時代特征的現代化發展道路。江蘇省南京市作為蘇南地區的首位城市，市委早就提出了“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工作目標。“率先”的要求表明南京地區法院有條件也有責任加快邁向現代化的步伐，做中國法院現代化的先行者。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黨組于去年提出“現代化、服務型法院”的工作目標，與建設蘇南現代化示范區的規劃不謀而合，一方面體現了經濟社會現代化對法治的呼喚，反映了現代社會對平等、公正、公開司法服務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法院對現代化進程的積極回應，構建現代化法院的任務也因而顯得尤為緊迫。
二、以法治思維指導現代服務型法院建設
法治是人類政治文明的重要結晶，是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探索出來的治理國家的理想模式，誠如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的：“法治是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法院工作同樣離不開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維，法治原則同樣是司法活動的基本準則，我們在建設服務型法院的過程中必須進一步強化法治理念，堅持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指導我們的構建。這是因為在構建服務型法院過程中有太多的可能、太多的誘惑導致我們迷失航向，違背法治原則。我們過去構建實踐中的一些偏頗的做法充分說明了這一點。例如，偏袒一方的保駕護航、實際是服務于局部利益的服務大局、滿足不當訴求的信訪維穩，凡此種種，顯然是對法治原則的背離，是我們在現階段建設服務型法院必須糾偏的。
用法治思維指導服務型法院建設最根本的一條，就是堅持依法服務。所謂依法服務，就是要恪守憲法和法律賦予的職權，運用法律規定的方式方法，于法有據地為社會和公眾提供職責范圍內的合乎法律規定的司法職能和服務保障。要有所為、有所不為，法院只有按照法律賦予的權限，嚴守法律的底線，才能獲得人民群眾的認可和黨委、政府的支持。而這樣嚴格依法服務的過程又是對法治原則的最好詮釋，對提高司法公信力，落實法院憲法地位，增強全民法治意識，都是百益無害的，本身就構成了對法治的確證。
用法治思維指導服務型法院建設還要求我們必須遵循司法規律，堅持執法辦案第一要務。司法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其最基本的特性就在于司法的功能是在一個個案件的處理、一個個糾紛的解決中得以實現和彰顯的，并由此衍生出司法的被動、中立、公開等特征。因此，辦好每個案件、化解好每個矛盾糾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是司法發揮職能作用的主要方式，是司法服務于社會和公眾的基本樣式。這是司法的制度邏輯決定的，是司法的規律所在，也是我們在建設服務型法院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執法辦案第一要務的法理所在。法院干警要做到講政治、服務大局，最根本的就是要審理好自己手中的案件。我們務必樹立執法辦案是最好服務的觀念，堅持以執法辦案為基本的和主要的服務方式。唯其如此，我們的服務型法院建設才守住了法律底線，才體現了司法規律和法治理念的要求，才經得起法治思維的審視。
三、進一步彰顯現代法院的服務功能
隨著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當今世界已進入到以自主傳播為特征的新媒體時代，司法越來越多地成為社會和公眾關注的對象，司法者如何與時俱進，積極回應公眾關切，提升與社會的溝通能力，優化與社會和公眾互動的效果也越來越成為緊迫的議題。近些年來，法院為此做了不少工作，例如在司法便民利民方面的努力。以訴訟服務中心創設為代表的便民利民舉措正逐步顯示出積極效應，但訴訟難、訴訟成本高仍然是公眾的普遍性感受。一方面，一些法院及少數審判人員在司法活動中缺少對當事人應有的關切和必要的指導幫助，某些便民措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訴訟程序專業化、技術化發展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社會公眾參與訴訟的實際能力，在訴訟成為部分群眾所不堪或不能的情況下，很難有理由讓其對司法做出正面的評價。我們在建設現代服務型法院的過程中有必要找準著力點，要順應時代的要求和潮流，有針對性地整改、化解法院工作中的不足和難題，進一步強化服務觀念，進一步加大便民利民的工作力度，進一步提升與社會溝通協調的工作水平，從根本上解決司法與公眾漸行漸遠的問題，從而不斷拉近群眾與司法的距離，不斷提高社會和公眾對司法的認同感和滿意度。
筆者曾經系統地分析過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西方法治發達國家以簡化訴訟程序、降低訴訟成本、促進民眾接近司法等為特征的司法改革新動向,把它概括為“世界司法改革的便利化潮流”。學界對此也多有關注，盡管表述方式和分析進路有所不同，但都認同這種改革潮流或趨勢。所以，強調現代司法的服務功能，并借此來排解傳統司法給民眾造成的疏離感，讓民眾接近司法(正義)，從而增強民眾對司法的認同，無疑是現代各國的司法共識。從這個角度說，我們現在討論服務型法院建設，不僅一點不老套、一點不過時，反而是充滿了現代性，甚至是后現代性的。筆者主張把構建現代服務型法院的工作重點放在不斷拉近民眾與司法距離的舉措上，也正是據于這些理論和實踐依據。一言以蔽之，通過強化服務功能，不斷邁向法院現代化。
有學者認為，中國法治的現代化正遭遇著來自前現代與后現代的雙重壓力，這是中國法治的特殊精神處境。我們在構建現代服務型法院的過程中，同樣可能面臨這樣的窘境。在南京這樣東部發達地區城市打造現代服務型法院更是如此，因為我們已經面對著以“訴訟爆炸、訴訟遲延”為典型特征的“現代訴訟病”癥狀。如果說前者是中國問題，后者則是地方特色。對此，我們要有清醒的認識。但我們無需彷徨，因為這未嘗不是我們的歷史機遇。我們必須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前瞻未來的法院制度所可能出現的現代性問題，進而注意利用傳統資源中一些與后現代法院制度暗合的方面(比如強調便民、利民的審判方式以及調解制度等)，通過創造性轉化，實現與現代化法院制度之間的耦合。顯然，我們有必要依托后發優勢實現“趕超現代化”的現代化。誠如是，這便是中國道路、南京經驗了。
（作者單位：江蘇省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