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紹寒 ]——(2013-9-25) / 已閱7042次
本案被告人薄熙來因濫用公權力而受到審判，其作為被告人的私權利卻在法治的環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護，這充分說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敗濫權，方可尊重和保護人權，方可使國泰民安。
8月22日至26日，山東省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審理薄熙來案，并于9月22日上午10時公開宣判。此次審判是刑事訴訟法修改后的一次重大審判，這次審判中對被告人辯護權的保障，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審理高度公開。在本案審理中，參加庭審的不僅有被告人的多名親屬，而且還有法學學者、新聞媒體記者、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和其他社會人士。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官方微博同步直播整個庭審過程，特別是各種證據和被告人的陳述辯解全方位地展現在社會公眾面前。最后除判決書全文公開外，部分庭審視頻特別是關鍵問題的證言和質證過程也在判決后公之于眾。此次審理公開力度如此之大，是對被告人辯護權的最好保障。
辯護人的聘請和權利得到尊重。在本案中，被告人選聘律師的自由得到充分尊重：在偵查階段，被告人家屬代為聘請了多名律師，經被告人本人選擇確認，聘請李貴芳和王兆峰二人擔任其辯護人；在審查起訴和審判階段，則由被告人直接確認繼續聘請二人出庭辯護。擔任此案辯護人的李貴芳律師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刑事業務委員會副主任，在刑事辯護領域享有盛名；而另一位辯護人王兆峰則有豐富刑事業務經驗。整個辯護過程不僅非常專業，還充分尊重被告人的辯護意見和辯護思路。
被告人獲得充分的辯護機會。一些案件為追求效率，質證時間大幅度壓縮，被告人或辯護人發言時間和機會得不到充分保障。與之相比，此案審判時間長達5天，被告人陳述和辯解的機會和時間得到了充分的保障。特別是在質證階段，被告人充分與證人質證，證人之間的質證清晰完整，涉及諸多案件細節。庭審中即便涉及到一些與案件無關的事實和問題，法庭也僅是依法提醒，未予以強行干預或制止。而法庭辯論階段，被告人作了長達90分鐘的自行辯護，可見其辯護時間之充分。
關鍵證人出庭作證和質證。如證人不出庭，而其證言以書證代之，從而導致被告人和辯護人無法質證，辯護權利受到影響，審判質量和效果則易受到質疑。此次庭審，關鍵證人王立軍、徐明出庭作證，并與被告人反復對質，特別是被告人與證人徐明對質時，連續發問20余次，可見質證之充分。薄谷開來因夫妻關系不便出庭作證，因而出具了視頻證言，這與書面證詞相比，更具真實性和證明力。被告人和社會上的一些觀點認為，讓親屬之間證明有罪違反了“親親相隱”的中國法律傳統。但是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六十條明確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親屬之間概莫能外，更何況薄谷開來不僅是重要證人，而且在被告人一些犯罪行為中屬于其共犯，其出庭作證合情合法合理。
被告人翻供的正確處理。被告人翻供，特別是因刑訊逼供而翻供，歷來是困擾刑事訴訟的一個難題。而本案法庭審理中，被告人也推翻原有供述，指稱原供詞因受到壓力而屬于“非法證據”。然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或者采用其他使被告人在肉體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劇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違背意愿供述的，應當認定為刑事訴訟法第五十四條規定的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而本案被告人所述之“壓力”，不屬于司法解釋中規定的認定刑訊逼供的情形，因此不屬于“非法證據”。在任何刑事訴訟中，被告人都會感受到壓力，產生這種心理壓力完全正常，如果以有“壓力”為由，排除任何供述，則刑事訴訟就沒有存在的意義了。被告人口供并非法院定罪全部依據，法庭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五十三條關于口供的規定，綜合全案各種證據對被告人犯罪事實的認定，是有明確證據依據的。
本案的審理，是我國法治現代化過程中的標志性事件。我國法治現代化進程起步較晚，中間又受到過嚴重破壞，改革開放后法治建設有了長足進步，但是訴訟權利，特別是刑事辯護權利的保護狀況一直不甚理想。與以往我國刑事訴訟中的長期積弊相比，與我國新刑事訴訟法和聯合國的相關準則的要求相比，本案中被告人辯護權利的保護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不僅是對被告人本人的尊重，更是對法治人權精神的尊重。
法治的建設，一方面要規范公權力的使用，特別是要用法律控制公權力的濫用；而另一方面就是要注重私權利的保護，特別是刑事案件中辯護權的保護，防止其受到公權力的侵犯。本案被告人薄熙來因濫用公權力而受到審判，其作為被告人的私權利卻在法治的環境下得到了充分的保護，這充分說明只有法治方可抑制腐敗濫權，方可尊重和保護人權，方可使國泰民安。
（作者系司法部預防犯罪研究所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