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俊 ]——(2013-10-17) / 已閱18589次
第一，“保持物的本質”一詞，來源于《學說匯纂》D.7, 1, 1這一文獻，它的原意指的是不可消費物，后來被拜占庭法學家改造為用益權行使的限制。它經由《法國民法典》的繼受，對許多國家的民法典產生影響。比如《阿根廷民法典》第2807條：“對于所有權屬于他人之物，在不改變物的本質的情況下，使用收益的權利�！眥25}《埃塞俄比亞民法典》第1309條：“用益權是使用和享有物，同時承擔保存物的本質的權利。”{26}
第二，“保持物的形式和本質”一詞，來源于19世紀法國評注法學家對“物的本質”的解釋，因為“本質”是一個非常抽象的詞語，法學家將之分解為物的形式與質料。所以，很多民法典按照這種思想同時從形式和本質兩個角度同時來定義用益權，比如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477條規(guī)定，用益權是指如同本人是所有權人，享用所有權屬于他人之物的權利，但負有在材料和形式上保持物的本質的義務。類似的還有《西班牙民法典》第467條“對他人之物使用收益，但負有保持物的形式和本質的義務”�！镀咸蜒烂穹ǖ洹返�1373條：“用益權是暫時且全面享有他人之物或權利而不改變其形式與實質的權利�！钡谌�，“遵循經濟用途”一詞被一般性的用來表示用益權人的權利限制，來源于1900年的《德國民法典》，在1942年的《意大利民法典》中，“遵循物的經濟用途”被作為用益權的定義的基本限制條件：“用益權人對他人之物享有使用收益的權利，但是應該按照該物的經濟用途進行使用�！�
從本質到形式到經濟用途，這三個術語分別體現了三種不同的用益權定義模式，也顯示了人們對于用益權理解的不斷加深。但是，在一部法典中同時出現三種限制模式，并不能全面厘清用益權與所有權的邊界，反而導致了定義的混亂以及對于用益權人的過分限制�；谇拔牡姆治�，筆者以為，應該統一以“維持物的經濟用途”作為用益權的定義模式。它具有如下的優(yōu)勢：
第一，有利清晰準確地界定用益權，可以避免“實質”、“外形”這些含義抽象模糊的哲學術語。第二，有利對不同客體的協調。特別是在于客體是可損耗物、羊群、企業(yè)，這些涉及客體形態(tài)改變的情形中。在企業(yè)作為用益權客體時（《澳門商法典》第135條），為了能讓企業(yè)具有市場競爭力，必須給予更大的自由和靈活性，可以允許企業(yè)為了適應市場生產不同的產品或者調換生產線等等。在把“物的本質”解釋為客體的物理外形的情況下，就不能接受這種規(guī)定。第三，可以鼓勵用益權人提高客體價值。通過把權限定義為經濟用途，允許用益權人對物進行外形上的必要改變，有利于提高用益物的經濟價值。第四，有利于用益權的存續(xù)。只要用益權人沒有過錯的遵循了物的經濟用途，即使在客體全面滅失的情況下，也可以把用益權轉移到保險金、賠償金以及剩余材料上，不會因為意外事由對用益物形體的損毀，而損害用益權人的利益，這更符合用益權設立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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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經濟用途的界定
在明確遵循物的經濟用途與用益權概念的關系之后，有必要進一步分析這一標準的內涵。經濟用途指的是權利人對于物的使用和收益的方式，它有兩種界定方式：一種是客觀標準，按照社會的一般標準來確定用途；另一種是主觀標準，即原所有權人所選擇的用途。如果采用客觀標準，在用益物有多種用途的情況下，將導致用益權的內容難以確定，因此主流意見認為用益權的經濟用途的確定應采主觀標準，即以原所有權人的使用方式為準。但前提是原所有權人行使用益權沒有違背社會一般標準，比如過度獲取孳息或者任意破壞用益物。{27}
2.經濟用途的改變
這一限制條件只是針對用益權人，而不是對原所有權人或者空虛所有權人。前者可以在用益權設立時，以明示或者暗示的方式改變原來的經濟用途，而后者可以同意對用途進行某種程度上的改變。如果用益權人遵循物的經濟用途使用，但用益物由于外在的原因損毀，用益權將延伸至替代物或者賠償金上，此時也允許變更經濟用途。
3.經濟用途的彈性
對于經濟用途限制的解釋必須帶有彈性，它包含這幾個方面：第一，出租。即便原所有權人對物是自己使用，而用益權人也可以將之出租，只要承租人遵循原所有權人的經濟用途即可。第二，用益物的改良。以經濟用途為界限，允許對物的外形進行改變，只要不觸及用途即可，比如在用益土地上有一塊未完工的建筑，用益權人可以完成施工并對之用益，或者在農田里改變作物，把西紅柿替換為土豆等等。但如果改良超出權限范圍，導致了客體的用途改變，比如把森林變成一片菜地，就屬于用益權的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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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門民法典》第1373條所規(guī)定的用益權客體除了有體物之外，還包括了權利。物當然具有外形、質地和經濟用途，而權利又如何可能具備這些要素？雖然從德國民法典開始，就存在“權利的用益權”的規(guī)定（第1068條－第1084條），但從邏輯上看，權利的用益權與有體物的用益權有著質的不同，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種擬制。
1904年，意大利學者費拉拉（Francesco Ferrara）《意大利民法中債權的用益權》一文中，否認了權利能夠成為物權的客體，認為它實際上只是在一個內容更大的權利中派生出的一個小權利。他的觀點現在成為通說。{28}所謂“權利的權利”，并非兩個不同權利重迭，在一個物上設置一種用益權，而是在一個大的權利中分出一個內容相同的更小的權利。舉個例子，當我們在傳統術語中說到“永佃權的用益權”時，是形容這種權利是屬于永佃權的某些權能的一部分，它來源于原來的永佃權，但內容更為狹小，此時它不是一種真正的用益權，只是附加了用益權部分規(guī)則的永佃權。{29}換句話說，第二個較小的權利，雖然沒有用益權的內容，但它具有與之相似的結構，由此在兩個權利之間形成一種類似于所有權與用益權的關系。在各種不同權利的用益權，如地上權的用益權，永佃權的地上權以及債權的用益權間不存在什么共同點，它們的內容是由各自的原權利決定的，原權利是地上權的，其所設立的用益權仍然是地上權，相應的原權利是債權，其所設立的用益權的內容仍然是債權。
因此，雖然“權利的權利”或者“權利的用益權”這種說法被廣泛使用，但它僅僅是為了表達的方便，能夠簡單的描述出一種復雜的關系。因此，在用益權的定義中，不宜將之與有體物并列放置，應該如德國民法典一樣，將之單獨規(guī)定為一種特殊的用益權類型。在《德國民法典》的用益權規(guī)定中，“物的用益權”和“權利的用益權”是區(qū)分開來，前者中包含了羅馬法以來的一般性用益權規(guī)則，包括了用益權的孳息判斷、使用收益規(guī)則等等，而后者則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不受這些基本規(guī)則的限制。所以在定義上，必須以傳統的有體物的用益權為基礎，將權利的用益權排除在外，正如以消費物為客體的準用益權（quasi usufructus）不屬于真正的用益權一樣。
結論
通過前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兩方面的結論：第一，是關于現代民法典對于羅馬法繼受的問題。雖然法國民法典完整接受了優(yōu)士丁尼皇帝所編撰的《學說匯纂》中D.7, 1, 1的用益權的概念，但是這一文本受到了拜占庭法學家的篡改，與《學說匯纂》中其他關于用益權具體運作的規(guī)則并不接洽，缺乏可操作性。這一缺陷同樣體現在《法國民法典》中，必須通過法官的解釋予以協調。意大利的著名的羅馬法學者彭梵得認為原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477條這一定義只是對羅馬法錯誤與無意義地翻譯。{30}因此，在羅馬法繼受中，必須同樣注意區(qū)分文獻的真實性以及各種片段之間的協調性。
第二，是關于澳門民法典中用益權定義的解釋問題。其第1373條中“保持物的形式和本質不變”，應該理解為“維持物的原來經濟用途”，并以此作為用益權人的權限范圍、保存義務以及用益權是否繼續(xù)的標準。對于損耗物，在正常的經濟用途內的使用，即使改變了物的外形和質料，也不會被看作是對所有權的侵害；在維持物的經濟用途的前提下，用益權人可以對物進行有效的改良；在用益權人按照物的經濟用途使用的情況下，物因為不可抗力或者他人過錯而發(fā)生損壞，用益權也不消滅，而是延續(xù)到替代物或者賠償金上。
從清末立憲以來，用益權一直沒有見諸中國立法，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國營企業(yè)改革的浪潮的到來。1980年江平先生發(fā)表了《國家與國營企業(yè)之間的財產關系應是所有者和占有者的關系》。雖然該文沒有正式使用“用益權”這一術語，但提到了在資金用途的限制下，給予企業(yè)占有、使用、收益和部分的處分權能，以促進國企的改革，{31}這事實上就是在建構一種用益權。而對于大陸法系用益權的正式研究始于20世紀的90年代，正是改革深入發(fā)展的時期，用益權的區(qū)分使用收益權能與歸屬關系的特點引發(fā)了中國學者極大的興趣。在1995年人們就開始討論用益權，比如楊立新和尹艷的《我國他物權的重新構造》，房紹坤《用益物權三論》，提出通過用益權改造國營企業(yè)經營權、國有資源使用權的意見。{32}
1998年出現了第一篇研究用益權的專題性文章，米健的《用益權的實質及現實思考》，其立論就是通過這個制度促進改革，擺脫計劃經濟的限制，因此用益權在很大程度上被他看作是市場經濟精神的體現，該文提到：“物權制度中，最積極而富有生命力，對經濟生活效益影響最為直接的法權是用益權，它的法律機能就在于調整解決生產數據歸屬與利用之間的矛盾，以實現有限資本或財產的最大化收益，而這正是市場經濟的根本法則”。{33}這種理解體現了大多數學者的共識：物權性用益制度在市場經濟中會有很大的用途，但其實他指的是廣義上的“用益物權制度”，而沒有反映出大陸法系“用益權”的本來面目。屈茂輝先生于2001年發(fā)表的《用益權的源流及其在我國民法上的借鑒意義》一文中，列舉了《法國民法典》、《葡萄牙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的用益權定義，但他沒有注意到其中細微的差別，甚至認為“意大利民法典未直接為用益權下定義”。{34}這顯然是受到了傳統的“保持物的本質”的定義模式的影響。整體而言，80年代以來，我們對用益權的研究是以它的現實用途為中心，其優(yōu)點是在制度設計上極具實踐性和針對性，而不足之處在于缺乏對用益權本身的研究，比如在私法技術層面上如何界定用益權人的使用收益范圍，在發(fā)揮物的用途的同時保持其原有的性能與狀態(tài)，如何判斷用益權的濫用等基本問題缺乏關注。因此，對用益權概念從羅馬法到現代澳門民法的發(fā)展進行微觀的制度史研究，有利于填補這一空白。
注釋:
*肖俊，廈門大學博士生，羅馬第二大學博士研究生。
{1}《澳門民法典》，北京：中國政法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頁。以下引用《澳門民法典》條文，皆出自此書。
{2}《澳門民法典》1382條：用益權人得使用、收益及管理用益物或用益權利，但應如善良家父般為之，且須顧及該物或權利之經濟用途。
{3}《澳門民法典》1384條：用益權人有權在用益物上做出其認為適當之有益或奢侈之改善，但不得改變物的形態(tài)，實質或經濟用途。
{4}本文所引用的《學說匯纂第7卷》文本，均譯自 Iustinianus Augustus: Iustiniani Augusti Digesta seu Pandectae: Testo e traduzione:2:5-11, a cura di Sandro Schipani, con lacollaborazione di Lelio Lantella (Milano: Giuffrè, 2005).
{5}所謂“羅馬法的古典時期”指的是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3世紀之間，這是羅馬法發(fā)展最為繁榮的時期，優(yōu)士丁尼所編纂《學說匯纂》中的文本均來自于這一時期法學家們的著述。
{6}Di Marzo, Salvatore, Sulla definizione romana dell'usufrutto. Carlo, Fadda. Studi giuridici in onore di Carlo Fadda (Volume Primo) (Napoli: Luigi Pierro, Tipg.Editore, 1906), pg.141-143.
{7} Grosso, Giussepe, Usufrutto e Figure affini nel Diritto (Torino: G. Giappichelli Editore, 1958), pg.35.
{8} D.7, 1, 13, 5.烏爾比安，《薩賓評注》第18卷：用益權人是否可以【在用益土地】上采掘石料，生產石灰或開辟采砂場？我認為他可以開采這些東西，只要他不因此占用必不可少的那部分【農業(yè)】用地。他可以經營原家父已經開采金礦、銀礦、硫磺礦、鐵礦、其他礦產，或者他自己開采，只要對農地不造成損害。
{9} Mario Bretone, La Nozione Romana di Usufrutto (Volume Primo) Dalle origini a Diocleziano ( Napoli: Casa Editrice Dott.Eugenio Jovene), 1962, pg.122.
{10}《法國民法典》，羅潔珍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82頁。
{11}Demolombe, Jean, Traite de la Distinction des Biens, de la Propriete, de L'Usufruit deL'Usage et de L'Habitation (Paris: Paris Imprimerie Generale, 1880), pg.182-183.
{12}Charles Toullier, Il Dritto Civile Francese secondo l'ordine del codice, con note di J.B. Duvergier, Vol.1 (Palermo: i Fratelli Pedone Laureiel Editori, 1852), pg.95.
{13}Etienne, Delvincour, Corso di codice civile, Vol.3 (Palermo: Napoli, Domenico Capasso Librraio-Tipografo Editore, 1928), pg.222.
{14}Recorder, Duraton, Corso di diritto civile second oil codice francese, Vol.3 (Napoli: Domenico Capasso Librraio-Tipografo Editore), 1841, pg.4.
{15}Demolombe, Jean, Traite de la Distinction des Biens, de la Propriete, de L'Usufruit deL'Usage et de L'Habitation (Paris: Paris Imprimerie Generale, 1880), pg.182.
{16}用益權的客體可以分為三類，消費物、不可消費物以及可損耗物。前者如食物和橄欖油，隨著使用而消滅，后者比如土地房屋，可以長年使用而不會消滅。在消費物和非消費物之間，還存在著第三種類型，可損耗物，比如衣服、汽車、礦山，它們在使用中不會立刻被消滅，但必然會發(fā)生一定的損耗，在一段可以預期的時間后，它的經濟用途也會隨著損耗而消滅，衣服破舊，汽車老化、礦山挖空等等情形。
{17}《法國民法典》，羅結珍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83頁。以下引用《法國民法典》條文皆出自此書。
{18}《德國民法典》，陳衛(wèi)佐譯，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三版，第358頁。
{19}《意大利民法典》，費安玲，丁玫，張宓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273頁。
{20}Codice civile (1865) e Codice di Commercio (1882), Testi con Commentate, a cura di Lolansa Pep (Napoli: Edizioni Simone, 1996), pg.77.
{21} Venezian, Giacomo, Dell'Usufrutto, dell'Uso e dell'Abitazione, Vol.1, a cura di Pasquale Fiore (Napoli-Torino: Marghieri -UTET, 1913), pg.357-359.
{22}Venezian, Giacomo, Dell'Usufrutto, dell'Uso e dell'Abitazione, Vol.1, a cura di Pasquale Fiore (Napoli-Torino: Marghieri - UTET, 1913), pg.347.
{23}Domenico, Barbero, Usufrutto e I Diritti Affini (Milano: Dott A. Giuffrè Editore, 1952), pg.225.
{24}在羅馬法中，用益權隨著物的消滅而結束的原則見：D.7, 4, 10，2-3.如果一塊田地在大水過后已形成了一個水塘或沼澤，那么對這塊農田或土地的用益權無疑也消滅。如果一個池塘的用益權被遺贈，那該池塘干枯以致于出現地面，則物已改變，所以用益權消滅�！斗▏穹ǖ洹费永m(xù)了這種做法，其第624條第2款的規(guī)定，建筑物用益權將因為建筑物的倒塌而消滅，權利不能延伸到其地基和材料。
{25}《最新阿根廷民法典》，徐滌宇譯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587-5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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