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永剛 ]——(2013-11-26) / 已閱6725次
當事人雙方訂立并依約履行合同對于維護正常的社會交易、規(guī)范商品交換，促進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起到重要作用。但在履行過程中因主客觀等多方面原因導致合同履行不能的情形時有發(fā)生，解決履行僵局并將當事人的利益損害降至最低，則是設置合同解除制度的出發(fā)點。正確理解并在實踐中審慎把握好合同解除的適用條件是合同穩(wěn)妥履行、防止合同解除權濫用的重要保證。筆者試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下稱《合同法》）中有關合同解除的規(guī)定做一厘清并結合司法實踐中合同解除的適用難點提出個人淺見，以期拋磚引玉。
一、合同解除的概念、特點
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依法成立后而尚未全部履行前，當事人基于協(xié)商、法律規(guī)定或者當事人約定而使合同關系歸于消滅的一種法律行為。合同解除權屬于形成權范疇。
合同解除具有以下特點：
（一）合同解除適用于有效成立以后、履行完畢以前的合同，如果合同被宣告無效或撤銷，不發(fā)生合同的解除。
（二）合同解除須具備一定的條件，在合同有效成立后，禁止當事人一方在沒有法定或約定的情況下任意解除合同�！逗贤ā反_認協(xié)議、約定和法定解除等三種合同解除方式，對適用的條件均做有不同的規(guī)定。
（三）合同解除必須有相應的解除行為。我國采取的是通知兼訴訟解除模式，即由解除權人主張合同解除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合同相對方對解除通知有異議的，可在接到通知后的三個月內向法院提起訴訟。
（四）合同解除的效力是使合同關系自始消滅或向將來消滅�！逗贤ā返�97條規(guī)定，在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終止履行；已經(jīng)履行的，根據(jù)履行情況和合同性質，當事人可以要求恢復原狀、采取其他補救措施，并有權要求賠償損失；并結合合同自身的性質來認定合同的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
二、合同解除的種類
《合同法》采納的是廣義上的合同解除概念，具體包括約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約定解除包括協(xié)議解除和約定解除。另外，《合同法》第268條規(guī)定的備受爭議的定作人的任意解除權作為加工承攬合同特有的解除方式也是合同解除的一種。
1、協(xié)議解除。是指合同成立后，在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之前，當事人通過協(xié)商解除合同，使合同效力消滅的行為，因其系在合同成立后再解除，又稱事后協(xié)商解除，與約定解除作為事前約定相對而言�！逗贤ā返�93條第一款規(guī)定，當事人協(xié)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該規(guī)定并未對協(xié)議解除的起止時間作出限定，只要雙方當事人就合同的解除達成協(xié)商一致，合同即可解除，協(xié)議解除的生效時間也在商定范圍內。協(xié)議解除的內容不得違反《合同法》第52條關于合同效力的規(guī)定，否則，該協(xié)商解除不生效。
2、約定解除。是指當事人以合同形式，約定為一方或雙方保留解除權的解除，即在合同中約定，在合同成立后，沒有履行或沒有完全履行之前，由當事人一方在某種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享有解除權，并可以通過行使合同解除權使合同關系消滅�！逗贤ā返�93條第二款規(guī)定，當事人可約定一方解除合同的條件。解除合同的條件成就時，解除權人可以解除合同。合同的約定解除與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類似，但二者有明顯區(qū)別：（一）適用范圍不同。約定解除適用于合同行為，而附解除條件的法律行為原則上可適用一切民事法律行為；（二）適用程序不同。約定解除系在某種或某類條件成就時，一方當事人即可依約主張解除合同，但應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而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在解除條件成就后自動失效，無需當事人再做任何表示，（三）解除后產(chǎn)生的效果不同。約定解除后其解除效力依約既可能向將來消滅，也可能溯及至合同成立之初。而附解除條件的民事法律行為一般向將來消滅。
3、法定解除。法定解除是指在合同成立后，沒有履行或沒有履行完畢以前，當事人一方通過行使法定的解除權而使合同效力消滅的行為�！逗贤ā返�94條規(guī)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屆滿之前，當事人一方明確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三）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主要債務，經(jīng)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內仍未履行；（四）當事人一方遲延履行債務或者有其他違約行為致使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五）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情形。其中，第（五）種情形在適用時要以法律有明文規(guī)定為限。
三、合同解除權的行使方式
《合同法》第96條規(guī)定，當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93條第二款、第94條的規(guī)定主張解除解除合同的，應當通知對方。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對方有異議的，可以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確認解除合同的效力。依據(jù)該規(guī)定可知合同解除權人可以采用通知解除的方式，亦可選擇訴訟解除的方式來解除合同。
通知解除自通知到達相對人起生效。我國理論界認為通知可以口頭、書面或行為（即默示）的方式進行，但從司法實踐看對通知形式較為認同的是書面通知，具體可包括信函、傳真、電報和電子郵件等�？陬^通知雖具有便利的特點，但在當事人雙方發(fā)生糾紛時因口頭通知缺乏能提交的憑據(jù)，可能導致法院對解除權人做出不利認定；公告通知也因其不經(jīng)濟及信息知悉滯后性不為當事人所廣為接受。
訴訟解除則分解除合同異議之訴和直接訴訟解除之訴。對于合同解除相對方提起的解除合同異議之訴因有法律和法理可依，在審判實踐中對其提起和受理并無過多爭議。而對合同解除權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訴要求解除合同則是目前審判實務與學理上的爭論熱點。否定的觀點認為，若允許裁判機關的介入，則與解除權的形成權性質不符，也與《合同法》第96條規(guī)定精神相悖�？隙ㄓ^點認為，合同解除權是當事人的一項法律權利，其理應得到國家司法強制力的支持。同時，從及時了結合同糾紛、防止損失擴大的角度而言，直接訴訟解除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對該爭點，筆者認為既然當事人已經(jīng)將合同解除的效力問題提交法院，為免除不必要的損失應以受理為宜，若法院以法律無明確規(guī)定不予受理，解除權人在駁回起訴后還需再行通知相對方、若對方提起異議還需重新起訴，對解除權人而言無疑造成訟累。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等司法解釋中也規(guī)定解除權人可以通過訴訟的方式行使解除權。綜上，無論從實務還是立法角度看，當事人直接通過訴訟行使解除權是可行的。
四、司法實踐中涉及的難點探討
筆者針對司法實踐中爭議較大的合同解除時間以及情勢變更的適用，做一粗淺探討。
1、訴訟解除合同生效時間的起算。關于合同解除權行使的立法例，原經(jīng)濟合同法采判決解除主義，即符合法定或約定解除條件的合同自人民法院判決或仲裁機構裁決生效之日起解除，而現(xiàn)行合同法采大陸法系國家的通行做法，對原經(jīng)濟合同法中的判決解除主義予以修正，采通知解除主義。這就導致理論和實務對合同何時解除發(fā)生爭議。而合同解除時間的認定又涉及到合同解除后當事人請求賠償損失的起算時間，在審判實踐中當事人對此分秒必爭。目前理論與實務界對訴訟解除合同的生效時間如何認定也存在二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依照《合同法》第96關于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的規(guī)定之精神，法院在向合同解除相對方送達起訴狀、應訴通知時合同解除。另一種觀點認為，在法院向合同解除相對方送達起訴狀、應訴通知時并不能發(fā)生合同即時解除的效果，應以法院判決生效之日起合同解除。因為合同解除作為一項訴訟請求法院尚未作出認定，如第一種觀點認定解除時間會影響法院對合同解除的實質審查以及審判的權威性。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民二庭在2011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和相關講話中均明確，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解除合同，人民法院判決解除合同的，合同自判決生效之日起解除。筆者認為第一種觀點更符合形成權的性質，第二種觀點更契合審判實際。前述二種觀點各有取舍，雖然最高人民法院對此有明確表態(tài)，但并未上升至法律層面，也希望相關的司法解釋能盡早出臺，以免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出現(xiàn)。
2、第三人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合同目的不能實現(xiàn)的情況下能否適用情勢變更原則解除合同。該問題的提出對解決既不符約定解除條件也不符法定解除條件、無法實現(xiàn)合同目的的合同履行不能狀況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具體到個案而言，因當事人在合同中對第三人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情形的后果無設計，故不符合約定解除條件；雖然法定解除中有“法律規(guī)定的其他情形”的條款（《合同法》第94條第一款第（五）項），但該條要求適用時以法律有明文規(guī)定為限，而目前此類明文法律并不多見。因此，在實務中則有第三人原因導致合同無法履行的情況能否適用《關于合同法司法解釋（二）》第26條規(guī)定的“情勢變更”來解除合同的爭議。所謂情勢變更原則是指合同有效成立后，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事由發(fā)生重大變化而使合同的基礎動搖或者喪失，若繼續(xù)維持合同會顯失公平，因此允許變更合同內容或解除合同的原則。筆者認為，第三人原因導致合同不能履行的情況并非當事人所完全不能預見，從此角度而言，合同當事人有一定的責任；同時最高人民法院明確要求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必須由高級人民法院審核，必要時應報請最高人民法院審核。因程序繁瑣、認定慎重，故在審判實務中不輕易適用“情勢變更”原則來解除合同。然而，第三人原因致合同不能繼續(xù)履行，若繼續(xù)維持合同對雙方當事人明顯不公，現(xiàn)受損失一方當事人提出解除合同，法院從減少當事人損失的角度出發(fā)應予準許。雖然此類案件并非依據(jù)“情勢變更”原則下判，但實際處理效果是一致的。然這樣的處理結果仍未能解決問題提出之初的疑問，即對既不符約定解除也不符法定解除的條件但已經(jīng)無法繼續(xù)履行的合同法院如何處理的問題。若以法無明文規(guī)定為由駁回當事人訴請，則植物人型合同繼續(xù)存在，當事人必然遭受損失；若為減少當事人損失判決解除合同，則法院可能陷入自由裁量權過大的指責。建議能否對《合同法》第94條第一款第（五）項做擴大解釋，即在合同無法繼續(xù)履行、不能實現(xiàn)合同目的其他情形，法院經(jīng)審查認為符合合同解除實質條件的均可據(jù)此下判，或者適當放寬對情勢變更原則的適用程序限制，以求最大程度減少當事人的損失。
河北省景縣人民檢察院 王永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