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3-11-28) / 已閱6612次
有學者在著作中提出公開盜竊的觀點。筆者認為公開盜竊學說值得商榷。
盜竊和搶奪，都為侵犯財產的犯罪。前者的本質特征是秘密竊取，后者的本質特征是公然奪取。這早已經深入人心，獲得司法實務部門和大眾的廣泛認同。所謂公開盜竊的觀點，是近年來部分學者從國外弄來的舶來品。在德日等國家的刑法中有這個概念，究其原因是，這些國家的刑法中沒有明確規定搶奪罪。
無論是盜竊罪，還是搶奪罪，作為犯罪對象的財物，都是在財物主人或者第三人的控制之下。對財物的控制，分為有形控制和無形的控制，前者的控制力大，例如項鏈戴在脖子上，后者的控制力小，例如財物擺在攤位上，財物在主人的視線范圍內。就無形控制而言，主人距離財物近，對財物的控制力相對較大；主人距離財物遠，對財物的控制力要對較小。從總體上講，人對財物的控制力存在一個由大到小，直至為零的區間。對于盜竊和搶奪的行為人而言，需要排除他人對財物的控制，轉為自己的控制，才能實現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要排除他人對財物的控制，需要針對財物使用有形力，這個有形力客觀存在一個由大到小，甚至為零的區間。由于在相同區間中的事物應具有相同的性質，才是符合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因此，在傳統的法律解釋語境中，當人對財物的控制力較小甚至為零時，盜竊和搶奪都存在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獲得財物的特殊情形，應是順理成章的。基于這種認識，我們再來分析研究學者們經常用來說事的所謂公開盜竊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乙手拿錢包去銀行取款的途中，因為不小心被路邊的鐵鏈絆倒，錢包也隨之落在離其身邊3米多遠的地方。此時，盡管乙眼看著自己的錢包，但由于其腳摔傷不能行走，不能撿回錢包。看到這一情形的甲拾起錢包后逃走，甲構成盜竊罪。
案例二、有人不慎從高層樓的陽臺上將錢包掉在人車較多的馬路上，一直看守著該錢包，不時高喊其他人不要拿，其他人若拿走錢包則構成盜竊罪。
案例三、26歲的男青年劉某深夜偷偷進入了76歲的孤老太太王某房中，企圖竊取財物。劉某翻找財物時，聲響驚醒了王某，王某不敢阻攔，只是苦苦哀求不要拿走她的財物。劉某見狀置之不理，繼續翻找財物，最后找出現金2000元拿走構成盜竊罪。
第一個案例的錢包主人受了傷，但錢包仍然在其視線范圍內，客觀上錢包主人仍然對錢包具有無形的控制力，只是這種控制力相對較弱，遠不及有形控制如直接抓在手中，行為人若拾起錢包逃走，應當成立搶奪罪。如果錢包距離主人三米遠的地方成立盜竊罪，那么我們將錢包往錢包主人方向移動，使錢包離主人逐步接近，當錢包推近到錢包主人手中時，行為人是從錢包主人手中搶走錢包，肯定是成立搶奪罪的，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當錢包距離主人的手是多遠的地方，才是盜竊與搶奪的分界點呢？第二個案例，假如是從在第20樓上掉下錢包的，若成立盜竊，那么隨著樓層的降低，當從一樓外面的陽臺上將錢包掉在馬路上的，錢包近在眼前，因陽臺阻攔不能及時撿回，若行為人若拾起錢包就逃走了，應當成立搶奪罪。同樣的問題是，第幾層樓才是成立搶奪與盜竊的分界點呢？第三個案例的情形同樣類似。由此可見，公開盜竊的觀點存在二個荒謬地方，一是，距離遠了是盜竊，距離近了是搶奪，兩罪的界限無法確定；二是，一般而言，盜竊的社會危害性比搶奪要大。距離遠，拿走財物的行為人主觀惡性相對較少，距離近，拿走財物的行為主觀惡性相對較大。若距離遠了，成立盜竊；距離近了，成立搶奪。豈不是距離遠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還大些，距離近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還小些，與大眾傳統觀念正好完全相反，豈不是荒唐嗎？究其根源，就在于公開盜竊這種觀點，與我國刑法的框架不相協調，忘記了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搶奪罪，公共盜竊已經實際被納入搶奪罪調整的范圍，從而排除了公開盜竊成立的空間。如前所述，只要將所謂的公開盜竊視為搶奪罪的特殊情形，則前述問題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另外，公開扒竊也經常被認為是公開盜竊。的確有被害人明知自己遭遇扒竊而不敢有任何反抗的情形存在。當被害人有明顯反抗，行為人針對財物使用明顯的暴力，此時我們認定為搶奪沒有問題。假如公開盜竊的觀點能夠成立，那么隨著被害人對扒竊人反抗力度的減少，行為人針對財物使用暴力的減少，請問需要減少到什么程度時，扒竊行為人的性質由搶奪轉化為盜竊呢？也是無法確定界限的。然而若將這種情形視為搶奪的特殊情形，則不會產生任何的問題。因此，公開扒竊并非所謂的公開盜竊。
有學者認為搶奪罪的成立，必須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是財物必須是被害人緊密占有的，換言之，必須是被害人提在手上、背在肩上，裝在口袋等與人的身體緊密聯結在一起的財物；二是行為人必須對財物使用了非和平的手段。可是這位學者忘記了，客觀上財物與被害人身體的緊密聯結，緊密與不緊密是沒有明顯界限的，例如用一根繩子將財物與人聯結，繩子很短肯定是緊密的，繩子很長肯定是不緊密的，那么繩子多長才是緊密與不緊密的分界呢？所謂使用了非和平的手段，需要多大的力量才算得上是非和平的手段，和平手段與非和平手段也沒有明顯的界限。顯而易見，這位學者提出的搶奪罪需要同時成立的兩個條件，都因為存在界限不明而無法進行操作的情形，從而容易給司法實踐帶來混亂。目前，這種觀點還滲透到了司法考試當中，成為司考觀點，一定程度上引起的思維混亂，值得檢討和反省。
總之，公開盜竊論的觀點，不符合客觀事物發展的內在規律，也與我國立法現狀不協調，界限不明更是容易帶來操作上的混亂，應受到質疑和批判。秘密竊取的盜竊與公然奪取的搶奪之傳統經典學說，仍然能夠完全滿足當前司法實踐的需要。全國人大法工委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第四版仍然采納這種傳統學說，當然是有其道理的，理應堅持并發揚光大。將所謂的公開盜竊視為搶奪的特殊情形，不僅法律能夠得到完美地解釋和應用，而且盜竊與搶奪兩罪的界限清晰分明，便于司法操作。
作者單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