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立峰 ]——(2013-12-9) / 已閱14196次
[2][德]尼采：《蘇魯支語錄》，徐梵澄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5頁。
[3][美]麥金太爾：《德性之后》，龔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頁。
[4]桑德爾說：“正義之所以產生，是因為我們無法很好地相互了解，或是無法很好地了解我們的目的，以至于單單靠共同善來管理我們自己遠遠不夠。這種狀況不可能完全消失，而只要它不會消失，正義就是必需的。但是，我們不能永遠保證正義總占有先定的支配地位，且迄今為止它并未如此，共同體將是可能的，而對于正義來說，這一切都是一種不可確定的表象。”[美]桑德爾：《自由主義與正義的局限》，萬俊人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1頁。
[5]前引[4]桑德爾文，第284-285頁。
[6]“因為有那么多可令人享受的行為，那么多不同方式都可達到的幸福。并且，幸福或快樂并不是僅以這些行為和方式為手段來造成的某種精神狀態。‘喝吉尼斯飲料的快樂’不是‘在天鵝海濱游泳的快樂’，而且游泳和喝飲料也不是達到同一目的狀態的兩種不同手段。修道生活所特有的幸福不同于軍旅生活所獨具的幸福。這是因為，不同的快樂和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通約的：不存在任何可用來衡量它們質量和數量的尺度。因此，訴諸于快樂標準并不能告訴我去喝飲料還是去游泳，訴諸于幸福標準也不能作出當修士還是當戰士的決定。”前引[3]，第82頁。
[7]前引[3]，第87頁。
[8]羅蒂說：“要想讓白人善待黑人，讓男人善待女人，讓塞爾維亞人善待穆斯林，讓君子善待小人，要想把我們的物種納人拉博錫稱作受人權文化主導的‘地球共同體’之中，那么與康德一起提出如下說法是無濟于事的：請注意，你們共同具有的東西，你們的人性，比這些細小的差異更加重要。”“當功利主義者告訴他們我們的生物物種成員感受到的所有快樂和痛苦都同等地相關于道德思考時候，當康德主義者告訴他們具備從事這樣的思考能力對于成為道德共同體成員的資格已經足夠的時候，他們都表示懷疑。他們回答說，這些哲學家似乎對極其明顯的道德區分視而不見，對任何一個正派人都會作出的道德區分視而不見。”[美]羅蒂：《后形而上學希望》，張國清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33-334頁。
[9]J. Bentham, Anarchical Fallacies, J. Waldron, ed.，Nonsense Upon Stilts: Bentham, Burke, and Marx on the Rights of Man，London:Methuen，1987，p. 53.
[10]前引[9]。
[11]前引[9]。
[12]“所有事實上授予權利的法，要么明確地，要么暗含地，設定了一個相對的義務，或者一個與權利有關的義務。”[奧]奧斯丁：《法理學的范圍》，劉星譯，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頁。
[13][德]凱爾森：《法與國家的一般理論》，沈宗靈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頁。
[14][美]施特勞斯：《自然權利與歷史》，彭剛譯，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303頁。
[15]前引[14]，第311頁。
[16]前引[14]，第311-312頁。
[17][英]約瑟夫·拉茲：《人權無需根基》，岳林譯，章永樂審校，載《中外法學》2010年第3期，第372頁。
[18][美]阿倫特：《極權主義的起源》，林驤華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383頁。
[19]前引[18]，第393頁。
[20]羅爾斯提出了一個關于人權的政治學說：“人權是在合理的萬民法中扮演特殊角色的一組權利：它們限制那些對戰爭及其行為予以正當化的理由，并且列舉出對于一個政權（regime）的內部自治的限定。”John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2nd ed. ,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1999, p. 79.
[21]前引[9]J. Waldron, ed．書，p. 1.
[22]R. Gaete,Postmoodernism and Human Rights: Some Insidious Questions, Law and Critique 2/2（1991-），149-170, p. 169.
[23][美]羅爾斯：《萬民法》，張曉輝等譯，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4-85頁。
[24][德]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第164頁。
[25][美]羅爾斯：《政治自由主義》，萬俊人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64頁。
[26]馬克思借用鮑威爾的話說，“人權思想只是上一世紀才被發現的。這種思想并不是人生來就有的，相反地，只是人在同一直感染他的那些歷史傳統進行斗爭當中爭得的。所以人權不是天賦的，也不是以往歷史留給我們的遺產，而是通過跟出生的偶然性和世世代代繼承下來的特權的斗爭爭得的。人權是教化的結果，只有爭得這種權利和受之無愧的人，才能享有它們。”《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36頁。
[27]Eva Erma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thenaeum Press, Ltd, 2005, p. 29.
[28]“你們的觀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所有制關系的產物，正像你們的法不過是被奉為法律的你們這個階級的意志一樣，而這種意志的內容是由你們這個階級的物質生活條件來決定的。”《共產黨宣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頁。
[29][法]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何一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11頁。
[30]前引[29]，第111-115頁。
[31]前引[29]，第131頁。
[32]前引[4]，第228頁。
[33]前引[4]，第229頁。
[34]前引[3]，第278頁。
[35]前引[4]，第218頁。
[36][美]哈耶克：《法律、立法與自由》（第2、3卷），鄧正來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頁
[37]前引[36]，第196頁。
[38]前引[36]，第197頁。
[39]羅蒂認為，正確的做法不是批評文化相對主義，而是“使我們自己的文化—人權文化—變得更加自覺，更強有力，而不在于通過訴諸跨文化的某個東西來證明它對其他文化的優越性。”前引[8]羅蒂書，第324頁。
[40]前引[23]，第72頁。
[41]羅爾斯指出，人權并不依賴于特定的民族社會，人權在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及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產生于兩種不同的思想文化脈絡：一種是產生于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和自然權利學說；另一種則是有別于西方的個人主義，從某種政治觀點來看，這些傳統不是把人們首先視作具有公民權利的公民，而是視為集體中的成員，這個集體就是社群、協會或社團之類的群體。參見前引[23]，第72、84頁。
[42]泰勒認為，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能力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對其進行理論預設的方法更經不起推敲。人的這些能力是在社會生活中培養和發展起來的。自我意識和認同是在集體生活中與他人的對照中形成的。自我的本質來源于它的構成，或者更直接地是由目的構成的。自我的本質在于他的社會屬性，而不是人為的規定性。從橫向上說，“我”是在與別人的“比較”中得到解釋的，“我”與他人總是以各種方式聯系在一起，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從縱向上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殊歷史，“我”自己的歷史對于我有著特殊的意義。“我的自我定義被理解為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回答。而這個問題在說話者的交替中發現其原初含義。我通過我從何處說話，根據家譜、社會空間、社會功能和地位、我所愛的與我關系密切的人，關鍵地還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規定關系得以出現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來定義我是誰。”[加]泰勒：《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韓震等譯，譯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頁。
出處:《清華法學》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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