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久紅 ]——(2013-12-19) / 已閱3276次
判斷某一盜竊犯罪行為是否屬于刑法第37條的“情節輕微”，數額是認定的主要依據，但不是唯一依據。要根據刑法及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綜合考慮犯罪手段、犯罪對象、退贓情況及社會反應等，客觀評價刑罰處罰的必要性。
首先，這是由我國刑法的法定刑設置模式決定的。刑法中關于數額犯的規定，基本上采取了以犯罪數額決定基準刑的方式。犯罪數額是一種相對比較容易標示、易于客觀區分和衡量的情節。盜竊罪就是一種典型的數額犯，數額是定罪量刑的標準。但刑法在具體個罪的條文中無法一一列舉影響犯罪危害程度的情節，因此，刑法預留了司法自由裁量空間。刑法第13條規定“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第37條規定“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第63條第2款規定了法定刑以下判刑的情況，以緩解成文法特別是我國刑法法定刑規定模式下僵化的問題。所以，數額的客觀度量標準功能是相對的，雖然，在不具備其他法定從寬情節的情況下，數額是判定犯罪行為嚴重程度的主要標準，但在特殊情況下，法律明確規定根據具體情節可以突破數額減刑、免刑，甚至是不作為犯罪處理。
其次，這是量刑情節的廣泛性所決定的。量刑情節包括與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有關的事實，如犯罪的具體手段、犯罪的時空及環境條件、犯罪的動機、犯罪后的態度、犯罪人的一貫表現、犯罪所引起的社會反應，等等。在很多情況下，犯罪數額以外的情節要素決定了情節嚴重程度。如盜竊親屬財產的案件在定罪量刑時就應綜合考慮盜竊次數、與被盜親屬關系的遠近、給被盜親屬造成的損失及案發后的反應等情況，在司法實踐中如果過于注重犯罪數額，而忽略了其他情節在刑法適用中的作用，會帶來量刑的偏差。
再次，這是由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價值觀決定的。寬嚴相濟是我國一貫堅持的刑事司法政策，要深入貫徹該政策，就必須綜合評價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及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一方面要嚴格執法，對那些罪行嚴重、人身危險性大的犯罪分子依法進行嚴厲打擊;另一方面要推進和諧司法，對那些情節輕微、人身危險性不大的犯罪分子盡量從寬處理，爭取挽救、教育，該減則減，該免則免。對情況確實特殊的案件，突破數額的限制，予以減刑、免刑甚至不作為犯罪處理。
(作者為重慶市江北區人民檢察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