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星 ]——(2000-10-20) / 已閱8743次
追問證據
2000年10月20日 16:28 劉星
清朝道光年間，有一官員叫鄧廷楨。鄧廷楨名震四海。因為，他曾和林則徐一起同英國人打過鴉片戰爭。史書對此夸過兩句。鄧大人是嘉慶進士，為官精明，細中有細，辦案子也是口碑極好。
鄧廷楨曾作過西安知府。以今人眼光來看，知府一類的官員，在工作上可稱作“萬金油兒”。大凡轄內之事，均要過問。這是職責。審案斷獄就更不用說了，根本就是不能不管。作為知府的鄧廷楨，審過一個案子。
此案為砒霜毒殺。原來，當時漢中兵營里有個叫鄭魁的士兵，被控謀殺。證據顯示：他把砒霜放入了一個饅頭里；饅頭被人吃了；吃的人最后一命嗚呼。證據除砒霜、驗尸報告之外，就是三個證人證言了。證人有賣砒霜者、賣饅頭者，另外一個是賣者二人的鄰居婦人。
鄧廷楨開始時對其他證據沒啥疑問，惟獨覺得賣饅頭者和鄰居婦人的證言，暗藏蹊蹺。他在琢磨，這賣饅頭是種生意，此等生意為薄利買賣，一定要多些人來關照才能維持下去。這人一多，賣者怎能記住“買者買了幾個饅頭”，“具體何時光顧”，“一日有多少人向其遞過銀兩”，以及“每個買者具體相貌”之類的問題。
就這樣，賣饅頭者和鄰居婦人被傳到了官府。兩人一進衙門，鄧廷楨便開門見山，徑直訊問：“賣饅頭的，你一天下來賣多少饅頭？”賣饅頭者說：“回大人話，一天下來至少二三百個。”鄧廷楨又問：“買饅頭的平均一次買幾個？”回答是：“三四個。”鄧大人自言自語道：“這么說來，你這一天，多少也要遇上百來號顧客了。”回音兒跟著出來：“那還用說。”
鄧廷楨趁勢追問：“這百來號人的樣子、姓名、買饅頭的時間，你能記清楚？”賣饅頭者想都沒想，回答：“自然是不行，大人您才有這本事。”鄧廷楨瞪了那人一眼，喝道：“既然如此，那你為何獨獨記下鄭魁在某日買下你的饅頭？！”賣饅頭者傻了，半晌兒答不出話來。最后，他照實招了：是縣衙門為了破案，要他這么說的。一問那鄰居婦人，情形也是差不多。
回頭再瞧驗尸報告，上面僅說：死者嘴唇發青。再仔細解剖尸體，查明死者死于狂犬病。這病也會使死者嘴唇發青。原來，死者的確和鄭魁斗過嘴兒，不過，鄭魁買砒霜是為了毒死小老鼠。至此，案情清晰了。
案子審得算是不錯。鄧廷楨為自己光榮歷史也添上了一段佳話。
只是，我們這里更為關心這樣一種現象：在刑案審判中不斷追問證據。國人在刑案審判中，對證據的態度，往往像偵查破案那樣，力求向證明犯罪成立的方向使勁兒，并不經常懷疑追問證據，除非遇到了特別意外的情形。因為，國人容易具有這樣的觀念：刑案審判，是國家對付犯罪的手段，國家利益第一，犯罪嫌疑人的權利第二，而且，那權利甚至可能是不重要的。
鄧廷楨的審案方式，便是反向懷疑追問證據。換個說法，已經有許多證據擱在那兒了，但是，判官應該不斷設置疑問、排除疑問，反復推進，……直至證據無法懷疑了，再定罪。這樣一種方式的背后觀念，是重視犯罪嫌疑人的權利，起碼，并不認為國家利益一定時時處處都在個人權利之上。雖說那陣兒的鄧大人腦袋里沒有“權利”的詞匯，可類似的意思，卻是有的。
說來，不少“洋鬼子”對刑案證據的態度，大體和鄧大人的差不多。就是那會兒的英國人，也是這般。在刑案審判中，英國人不僅有法官，還有一窩陪審團。這些角色的基本任務，就是不斷設置懷疑、排除懷疑，反復推進，將證據打破砂鍋問到底。只要有點疑問，便不定罪。直到沒有懷疑了，才把嫌疑人定為罪犯，打進大牢，或者送入陰間。
鄧廷楨式的“追問證據”，沒有流傳開來。個中原因，蠻復雜。而且，有時的確難說這樣追問證據就一定是不錯的斷案方式。社會太亂，犯罪叢生，邪惡之火難以抑制，便需要基本證據確鑿即可定案的審判方式。打破砂鍋問到底，是耽誤工夫。但是，“追問證據”有時是有意義的，毫無疑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