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明剛 ]——(2013-12-31) / 已閱12644次
申請法院調查取證權是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的一項重要權利。該項權利的實現有利于法院在發現真實的基礎上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民事權益和維護國家的民事法律秩序。近年來基層法庭在處理婚姻、合同、侵權責任等案件時，存在當事人濫用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權利，給法院的工作帶來了重大的壓力。目前民事訴訟法關于這塊規定還不夠具體，需要明晰該權利的構成要件，研究該權利在訴訟實務中的運作狀況。
一、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權基本概念
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權，是指民事訴訟中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在收集證據時遇到客觀上的障礙，無法獲得必要的證據時，請求法院給予幫助，申請法院幫助其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利。
二、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權的發展歷程
申請調查取證權的確立始于1991年的《民事訴訟法》，是立法機關修訂《民事訴訟法》（試行）時為當事人新增加的一項權利，而賦予當事人這項權利的背景是我國民事審判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革。從新中國成立一直到改革開放的初期的三十多年中，我國長期實行的是被理論界稱為“超職權主義”的民事審判方式，這一審判方式的特點是強調法院職權在訴訟中的作用，要求法院不僅要對案件中的法律問題負責，而且也要對訴訟中的事實問題負責，為了獲得作為裁判基礎的事實，為了查明案件事實的真相，法官需要積極主動地調查收集證據，需要深入到糾紛發生地進行調查，需要通過走訪當事人周圍的干部和群眾了解案情。新中國的第一部《民事訴訟法》在相當程度上是在職權主義的理念下制定的，在證據的收集上，該法一方面要求當事人對自己的主張向法院提供證據，另一方面責成法院全面地、客觀地調查收集證據。
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尤其是隨著以市場經濟為價值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提出，我國的民事訴訟理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民法是私法、民事訴訟是為解決私法上的爭議而設置的制度的理念逐漸在理論和實務界占據主導地位。相應地，自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在最高人民法院主導下我國法院進行了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這一改革的切入點是加強當事人的舉證責任。1991年，我國對《民事訴訟法》作了全面的修訂，在修訂的過程中，立法機關在很多方面引入了當事人主義的因素，弱化了法院的職權。]引入當事人主義的具體做法是突出當事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在強化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同時也強調當事人在訴訟中應當承擔的責任。具體到證據的收集而言，修訂后的《民事訴訟法》強調當事人應當對自己的主張提供證據，不再要求法院全面、客觀地調查收集證據，明確了法院的職責主要是全面客觀地審查核實證據。
在法院退出收集證據的主力軍的新的訴訟格局中，當事人收集證據的重要性凸現出來了，如果當事人不能收集到對自己有利的證據，不能提出證據來證明所主張的事實，敗訴的結果可能接踵而來。當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持有證據，或者雖不為其持有但比較容易獲得時，收集證據的問題并不存在或不突出，但如果重要的證據為對方當事人占有，或者為訴訟外的第三人占有而他們又出于某種原因不愿意提供給舉證人時，收集證據的問題就開始凸顯。于是，在強調當事人舉證責任的同時，如何保障當事人收集證據的權利，成為立法中需要解決的問題。針對當事人收集證據可能遇到的自身難以克服的困難，《民事訴訟法》規定“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盡管法律是針對法院作出的規定，是為法院設定幫助當事人調查收集證據的義務，但是，權利和義務總是相對而生的，既沒有無義務的權利，也沒有無權利的義務，從權利義務關系的這一原理中，我們不難得出一項新的訴訟權利——請求法院幫助調查收集證據的權利——由此誕生的結論。
最高人民法院在其2001年12月頒布的《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稱《民事證據規定》）將《民事訴訟法》確立的這一權利具體化，明確了當事人可以申請法院調查取證的情形包括三種：（1）屬于國家有關部門保存并須人民法院依職權調取的檔案材料；（2）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個人隱私的材料；（3）其他因客觀原因不能收集的材料。當事人在第一審程序中提出申請的時間為舉證期限屆滿前7天；提出的方式為書面方式，在申請書中應當載明被調查人的姓名或者單位名稱、住所地等基本情況、所要調查收集的證據的內容、需要由人民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原因及其要證明的事實；如申請為法院拒絕，當事人可以向受理申請的法院申請復議一次；如果一審中的申請法院未準許，二審法院認為拒絕錯誤的，二審法院應當調查收集，收集到的證據可以作為新的證據在二審中使用。應當說，這些規定從實體到程序充實了這一權利的內容，也有助于保障這一權利的實現。
三、保障當事人申請調查取證的意義
（一）是保障當事人證明權的需要。我國《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廣泛的訴訟權利，并責成法院在訴訟中應當保障當事人訴訟權利的實現。在當事人享有的訴訟權利中，證明權可謂是一項處于核心地位的權利，因為在事實爭議型的訴訟中，無論是原告提出的訴訟請求，還是被告提出的抗辯，能否得到法院的采信，全在于證據。民事訴訟中的證據一般要由當事人來提供，所以可以說當事人舉證的狀況基本上決定了訴訟的勝負。
（二）是保障當事人平等進行訴訟的需要。在民事訴訟中，盡管雙方當事人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法律上都處在平等的地位，但法律上的平等并不等于事實上的平等，由于訴訟前雙方的經濟地位的不平等，如普通的消費者與生產者、經營者，尤其是那些處在壟斷地位的大公司、大企業之間；由于雙方的事實狀態的不平等，如患者和醫生之間、環境污染的受害者與排放污染物的企業之間，都會造成收集證據能力的重大差異。尤其是，有時候盡管某一要件事實是原告方要想獲得勝訴必須向法院主張和證明的，但證明該事實的相關證據卻為被告一方占有或掌控，在此情形下，如果僅僅由原告自己來收集證據，無異于拒絕對受到損害的原告提供司法救濟。即使是那些原、被告訴訟能力相當的案件，有時也會出現主張和證明某一事實的責任在一方，而關鍵性的證據卻由對方當事人控制，對方當事人又不愿意把這一證據交出來的情形，在此種情形下，負有提供證據的責任的一方當事人同樣需要法院給予協助。民事訴訟的理想狀態是雙方當事人能夠真正地平等行使訴訟權利，在武器對等的情況下進行對抗，而要實現這一理想狀態，法院對在收集證據問題上陷入困境的當事人提供幫助也是必不可少的。
（三）是法院發現真實，完成民事訴訟任務的需要。《民事訴訟法》要求法院通過訴訟查明事實、分清是非，確認當事人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制裁民事違法行為，保護合法民事權益，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一句話，要求法院在發現真實的基礎上實現實體法確立的民事法律權利義務關系，從當事人的角度說，其合法的民事權益通過訴訟得到了國家的保護，而從國家的視角看，法律所確定的民事法律秩序得到了維護。
（四）是減少適用證明責任判決的需要。盡管在事實無法查清，法官依據現有的證據無法形成待證事實真偽的心證時，還可以求助證明責任，根據證明責任的承擔作出判決，但是，法院的證明責任判決畢竟建立在對本案事實的真偽無法作出判斷的基礎上的，證明責任判決雖然強制性地解決了糾紛，但民事訴訟制度所追求的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和維護國家民事法律秩序的目標畢竟沒有實現。證明責任判決雖然無法絕對避免，但絕不可多用，如果在法院的裁判中，經常性地出現性質上屬于“灰色結論”的證明責任判決，將會嚴重損害司法的公信力，動搖民眾對司法制度的信心。
（五）是完善我國民事訴訟制度的需要。其實，在法律中賦予當事人請求法院幫助其收集證據的權利并非我國立法的首創。當事人在收集證據的過程中遇到自身難以克服的障礙是民事訴訟中普遍存在的問題，各國立法機關都需要應對和解決這一共同性問題。
四、申請調查取證權的構成要件
筆者認為，申請調查取證權的構成要件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該證據對查明案件中的爭議事實具有重要作用
只有當證據同作為裁判基礎的爭議事實存在著緊密的關聯，獲得該證據對法院查明爭議事實有重要作用時，法院才有必要調查，才會同意當事人的申請。其實，不僅當事人申請法院調查取證，要以必要性為前提，就是當事人將已經收集好的證據提交法院，也只有在必要的前提下法院才會組織質證。在下列情形中，當事人的申請就會因為不符合這一要件而被拒絕：1、證據對解決本案的爭議缺乏重要性。如果事實本身對本案的訴訟無關緊要，就不能成為證明對象，當然也就不必用證據來證明。2、申請調取的證據缺乏關聯性。關聯性是指由于證據的提出會使待證事實的真實或者虛假獲得一定程度的證明， 也是證據的基本屬性之一；若缺乏關聯性，就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證據，也就沒有必要去收集。3、證據的證明力太弱。即使請求收集的證據與待證事實存在著關聯，但若該證據的證明力相當弱，即使取得這一證據，也不能證明當事人主張的事實。對證明力明顯太弱的證據，法院也不會同意收集。4、超出證明需要的證據。有時候，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雖然與爭議事實有關聯，但如果法官認為現有的證據已經達到了充分的要求，即使沒有這一證據，法官也能夠形成心證，法院就會以不必要為由拒絕當事人的申請。5、可以用其它證據來替代當事人申請調查的證據，并且相比之下，其它證據可用較容易的方法獲得或者可以支付較低的成本獲得。
（二）當事人申請調取的證據是本人和訴訟代理人無法收集的證據
“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是《民事訴訟法》確定的條件，這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法律的這一規定，應當承認，這一規定是高度抽象化的，如同民法中的“善意”、“惡意”、“過失”、“正當事由”一樣。最高法院在《民事證據規定》中雖然作出了將其具體化的努力，但能夠明確列舉的也只有兩種情形，不得不規定了“當事人及其訴訟代理人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這一兜底性質的條款。在訴訟中，如果申請法院調取的是《民事證據規定》明確列舉的情形，相對會好辦些，當事人只要在申請書中說明該當于這兩種情形的具體事實，但問題在于，訴訟實務中發生的，有不少并不屬于明確列舉的情形。
即使屬于明確列舉的情形，當事人本人進行訴訟還是聘請律師代理訴訟，由于收集證據能力上的差異，也會導致不同的結果。例如同樣是企業的工商登記材料，如果當事人本人進行訴訟，當事人自己去要求查閱和復制對方當事人的登記信息就會被拒絕；而假如當事人委托律師作為訴訟代理人，律師就能夠去收集這樣的證據材料。法院在審查當事人的申請時，應本著保障當事人的申請權的宗旨，只要對當事人來說確實屬于自己無法取得，而由法院幫助收集又不會給法院增加很大的負擔，法院就應當同意當事人的申請。在當事人本人進行訴訟的場合，法院不宜以本來可以聘請律師代理訴訟拒絕當事人的申請，也不宜建議當事人請律師而自己不去調查取證，因為我國《民事訴訟法》并未規定當事人必須聘請律師代理訴訟。
對不屬于明確列舉的情形，就需要分析能否列入兜底條款的范圍。而在進行這樣的分析和判斷時，需要從具體案件的實際情況出發，通過一個個具有典型性的個案，來明晰識別與判斷的標準。例如，有些存放在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證據資料，雖然這些同商業秘密、個人隱私并無關系，但當事人自己去收集的時候，對方是否同意提供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一旦拒絕提供，當事人和訴訟代理人除了申請法院調取外并無其他良方。對這樣的證據，只要當事人向法院說明本人或者訴訟代理人已經前去收集但遭到拒絕，就可以認為符合“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條件。
（三）當事人向法院提出了書面的申請
《民事證據規定》明確要求當事人應當以書面方式向法院提出申請。在申請書中，應當寫明被調查人的姓名或者單位名稱、住所地等基本情況、所要調查收集的證據的內容、需要由法院調查收集證據的原因及其要證明的事實。寫明上述內容，一方面是為了幫助法院判斷是否符合申請調查取證的條件，另一方面在于當法院準予申請時，為法院的調查取證活動提供必要的信息。當事人提出書面申請的必要性還在于，法院會把申請書保存在案件的卷宗中，可以起到程序問題的證明作用，這對于可能發生的上訴或申請再審具有重要意義。
（四）一般應在舉證期限屆滿前7日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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