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可訓 ]——(2014-1-24) / 已閱10938次
音樂是心靈的陽光，其魅力能撫慰殘暴之心靈。法治是社會的陽光，能整治人性之惡而引之向善。法律與音樂，兩者貌似遼遠卻不乏精神上的相通之處和互補之處。
法律與音樂的相通之處
（一）兩者都具有實踐性。所謂“操千曲而后曉聲，操千劍而后識器”，音樂是一種后天習得的品味，無論是音樂的欣賞還是實踐，都要經過“拳不離手，曲不離口”的反復練習，才能形成深入骨髓的肌肉記憶，打造出靈敏的耳朵與靈巧的手指。俗話說：“十個指頭彈鋼琴”，彈好鋼琴必須訓練手指的柔韌性，使十根手指既能獨立作用又能協同運作，經由身心互動而臻隨心所欲之境。“經驗是法律的生命”，法律是人類基于社會生活的需要而發(fā)展起來的實踐理性，司法智慧要從長期反復的法律實踐中來，權利、規(guī)則及程序意識的養(yǎng)成也非朝夕之功。只有經過從個體到群體的反復實踐和互動，法治精神才能逐漸深入人心，紙上的法律才能默化為內心的自律，進而滲入民族的集體潛意識。同樣，法治的踐行也講究分工協作，各司其職。
音樂需要技巧但不唯技巧是尚，音樂背后有靈魂在。面對同樣的樂譜，普通樂工和音樂大師會演繹出完全不同的境界，除演奏技巧存在高下之分，演奏者的胸襟氣韻無疑在其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因為“風格即人”，聞其聲如見其人也。法律是一項技能但又豈止是一項技能？法律背后有良心在。雖然不好的法律背后未必是沒有良心的立法者，但好的法律背后必然是有良心的立法者。面對同樣的法律條文，不同的司法者也可能運用出完全迥異的效果，除司法技能強弱有別之外，心術正與不正，恐怕也在其中發(fā)揮著重要的作用。良法在壞人手里可以被用成惡法，惡法在好人手里也能被用成良法。法律條文是抽象僵化的，社會現實是豐富鮮活的，故法律非經解釋不能解決實際問題，而如何解釋就要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解釋者的良心了。
（二）兩者都具有抽象性。音樂是以聲音為媒介的表音符號體系，法律是以語言為載體的表意符號體系，兩者都是對生活的抽象表現，都要以有限的形式來表達無限的內容，故音樂有弦外之音，法律有言外之意。朱光潛說：“語言所不能傳達的，音樂往往能曲盡其蘊。”歷史上“高山流水”和“琴心相挑”等故事中，主人公都是透過琴音來傳遞心聲互通款曲，千載之下仍使人思之悠然。作為一種最純粹的藝術，音樂的抽象程度遠高于法律，她可以擺脫語言的束縛而取得一般性，從而超脫于特殊的對象和事件。唯其如此，音樂才能超越國界、人種、性別和語言等諸多障礙而激起普遍的心靈共鳴。
相比之下，法律通過對語言的使用而取得了相對的確定性，但因語言遠遠不能對應于多種多樣的自然面貌，所以法律的表達仍然是言不能盡意的。法律是在對社會現實進行理性抽象之后的一種制度化表述，唯其抽象，法律才能更有效地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社會現實千變萬化，“規(guī)約總不能概括世事的萬變”，故有亞里士多德所謂“法治之不及”。法治既有不足，也就不能不借助于抽象的法律原則以及執(zhí)法者的自由裁量，但必要的“人治”并不是脫離法治框架的恣意妄為，自由裁量權的大小也應與良心的多少成正比。隨著國際交流的日益增多，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已呈現一定的趨同化傾向。
（三）兩者都具有藝術性。藝術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是對現實的超越。藝術的意義何在？黑格爾認為，對藝術的向往是對平庸乏味的平淡現實的辯證之否定。音樂和法律都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均為超越現實而追求真善美的藝術。一方面，藝術源于生活。《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可見音樂聯結外物與人心，是人心有感于外物并將之轉化或升華的結果。藝術唯有貼近生活才能激起廣泛的情感共鳴。音樂雖是一種離現實距離最遠的藝術形式，但音樂人也通過采風來體驗生活，并在汲取生活之源的基礎上進行審美的再創(chuàng)造，以獲得作品的持久生命力。法律當然也不是構筑于流沙之上的空中樓閣，其生成運作必須植根于社會生活的土壤，與社會現實及民族精神相脫節(jié)的法律必然是蒼白無力的。所以，法律人要善于傾聽民眾的心聲，包括通過民歌民謠在內的音樂作品來了解社情民意。
另一方面，藝術高于生活。如果說藝術源于生活是藝術對生活的模仿，那么高于生活的藝術必然也會成為生活模仿的對象。王爾德甚至說：“生活模仿藝術要遠多于藝術模仿生活。”藝術揭示事物的本質規(guī)律和內在聯系，因而比歷史或現實更加真實。藝術不是對現實的機械模仿，而是在個殊之中觀照普遍，于一瞬之間窺見永恒。音樂通過激發(fā)情感和想象引人進入超越時空的勝境，并通過表現瞬間和個體內部所蘊含的永恒和普遍來減輕人生的痛苦。法律承載著社會文明進步的夢想，也必然會包含對不完美的社會現實的否定。如果不能超越現實生活，法律又怎能發(fā)揮其對社會的規(guī)范和引領作用呢？法律追求安定并在穩(wěn)中求變，在給予公眾穩(wěn)定預期的同時也小心翼翼地引領社會與時俱進。
（四）兩者都具有人本性。音樂與法律均貼近人性，滿足人的特定需求。音樂“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而主要以滿足個人較高層次的精神需求。《荀子·樂論》云：“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必發(fā)于聲音……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辯而不諰，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jié)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氣無由得接焉。”可見，音樂能通過調節(jié)情緒而使人快樂，音樂的樂也是快樂的樂。而且，音樂通過身體的感官去影響心靈，使人心靈柔軟性情柔和，從而遠離野蠻和暴力。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也說：“身體的鍛煉使人冷酷，推理的科學使人孤僻……在所有感官娛樂之中，音樂是最不會敗壞人的心靈的。”誠然，“誰能思不歌？誰能饑不食？”而音樂之曼妙竟能使人“三月不知肉味”，足見音樂所給予人的是一種高于物質層次的精神滿足。孔子所謂“成于樂”，也是在說，只有借助音樂才能真正形成健全和成熟的人格。
法律旨在通過構建制度信任而使個體能在群體中安放一己之身心，不僅群體能通過個體的自由聯合而獲得更大的力量，個體也能通過群體內部的守望相助而生活得更加幸福美滿，從而實現社會的整體和諧與發(fā)展。如果說音樂是一種人生的藝術，可以調和情志而提高個人修養(yǎng)；法律則是一種社會生活的藝術，可以調節(jié)社會關系而提升社會的品格。究其實質，法律和音樂都關注人的自由、幸福與和諧。
不過，法律和音樂都不是包治百病的萬靈藥，而是須用之得當的雙刃劍。法有良惡，聲有“雅鄭”，其中分別，不可不察。惡法徒具法律之外表，但卻違背正義這一最高社會準則，故終不免為歷史所唾棄。音樂中的“雅聲”是發(fā)乎情而止乎禮義，可使喜怒哀樂發(fā)而中節(jié)，而“鄭聲”則是發(fā)乎情而涉乎猥褻，如同西方的塞壬歌（siren song），具有亂人心智的作用。所以，好的社會治理不僅應用良法而存雅聲，也須遠惡法而“放鄭聲”。
法律與音樂的互補之處
（一）兩者在情理上相補充。人性包含先天的源于動物本能的“情”和后天的源于群體意識的“理”兩部分，“情”、“理”統(tǒng)一才能構成完整的人性。音樂和法律皆本于人性因而情理兼?zhèn)洌魳肥乔橹幸娎恚墒抢碇杏星椤?br>
音樂表情而偏于感性，但音樂之中亦有理性表達的成分，缺乏理性的聲音算不上是表達而是無意義的噪音。音樂不是情感的直接發(fā)泄，而是有節(jié)制有選擇地借助節(jié)奏、旋律、主題等特定形式對情感所作的藝術性表達，樂音在一個音調中被有秩序地排列后才成為音樂。所以雨果說：“音樂是思維著的聲音。”正如法律條文之中蘊含法理，音符的背后也存在著樂理。
法律表意而偏于理性，但法律中的情感因素也必不可少，不全面把握人性的法律不可能是有血有肉的良法。法律是一門說服人心的藝術，而有效的溝通和說服，不但要曉之以理，還要能動之以情。所謂“通情達理”，即指熟知人情事理。“達理”屬于科學的范疇，科學的對象是包括許多特殊的共性，其方法是以偏求全的，所謂“理一分殊”，萬物各有其理，所以任何人窮其一生，也難以周知萬物而做到真正意義上的“達物之理”；“通情”近于藝術的范疇，藝術的對象是包括共性的特殊，其路徑是直指人心的，故任何人只要肯用心體悟，都不難做到“通人之情”。可見，“情”與“理”兩者相輔相成而不可或缺，不受制于理的情是濫情，不近乎人情的理是頑理，都是有失偏頗而難謂“通達”的。
總的來說，法律實踐注重分析判斷和邏輯推理，總不免引起身心的緊張和沖突；音樂實踐使人釋放情緒而渾然忘我，是以能撫慰身心而使之復歸于和諧。法律理性有余而感性不足，刻板有余而靈動不足，音樂則與之大抵相反。理中有情的法律與情中見理的音樂相互補充，才能更有效地保障并實現人性的和諧統(tǒng)一。
（二）兩者在思維上相平衡。法律思維是一種訴諸理性的求異思維，因理性為法律之靈魂，而理性求萬物之異。雖說法律強調“相同事物同等對待，不同事物區(qū)別對待”，但過于理性的法律人更易于見物之異而難于見物之同，因為既然“世上沒有完全相同的兩片葉子”，世上當然也就沒有完全相同的兩起案件，加之不同的生活經驗往往導致人們相異的立場和視角，以致辯法析理每如盲人摸象而莫衷一是。可見，一味求物之異而忽視異中之同，就難免流于瑣細而失其本真，導致人心相隔膜的困局。況且，法律以語言為載體，而語言是思維的工具，其主要功能是達意而非表情，所以法律在情感的表達和溝通方面先天不足。但是，所有被侮辱和被損害者首先需要的恐怕是情感的適度表達和宣泄，以及對其“精神損害”的情感撫慰。無怪乎中國存在“歌哭”和“歌罵”的奇特習俗，在吵架時用唱歌來互相詈罵，以表達對對方的不滿甚或仇恨。而世人熟知的《竇娥冤》的故事，也是女主人公因言語不足以達其怨氣而長歌當哭罵天罵地的典型事例。
音樂是一種訴諸情感的求同思維，因“喜怒哀懼愛惡欲”為人之常情，人皆有情而能相互感通。情動于中而不能抑，則形之于言，言之不足，則詠歌之。可見，“音樂始于辭盡之處”，音樂也能在法律難以有效運作之處發(fā)揮作用。聲音是人之性情的自然流露，具有直接的情感表現力，因此，以聲音為材料的音樂比語言更適于表達豐富的情感，也更能激起普遍的或非個人的情感，進而起到陶冶性情、塑造情感、感動人心和移風易俗的作用。古人就強調“制禮作樂”，指出“禮者為異，樂者為同”，“禮以別異，樂以調和”，認為禮的精神在秩序，樂的精神在和諧，兩者相輔相成，故在以“禮”維持社會分化的同時，應兼以“樂”來維持社會團結，這樣社會才會內有人心之和諧而外有生活之秩序。人世多紛擾，只緣人心隔。唯有人心相通而不相隔，世間才有和平、希望和大愛。杜威認為，每一種藝術由于其表現而傳達，表達打破了將人與人隔開的障礙。也有人說，“所有的音樂都是情書”。借助音樂的感染力，或可打破“人心隔肚皮”的局限，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吧！
（三）兩者在境界上相生發(fā)。王國維在其《人間詞話》中區(qū)分了“造境”和“寫境”即理想派和寫實派，前者是一種離現實較遠的藝術境界，后者是一種離現實較近的藝術境界，“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故也”。借用王氏的說法，不妨認為法律近于“寫境”而音樂近于“造境”，兩者離現實雖有遠近之別，但均介乎理想與現實之間，亦能相互融合和滲透。
一般來說，法律人大多是入世者和實干家，像推石上山永不停歇的西西弗斯，要腳踏實地直面人世間的紛爭，披荊斬棘構建起一個正義而有序的法治社會。音樂人則不妨做出世者和夢想家，用音樂打造出一個與世無爭的“桃花源”，以對抗和緩解人世間的困厄，讓溺水者得以掙扎著伸出頭來透一口氣。如果說法治大廈的構筑當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勇氣去勉力行之，則崇尚性靈的音樂如生活中的憂傷和重負的避難所，能于紛擾的塵世中還你一片靈魂的凈土。法律與音樂，一實一虛，亦如一“儒”一“道”，兩相生發(fā)而共同提升人生的境界。“活在當下”與“超越當下”不正是人生不可或缺的兩大意義嗎？
另一方面，雖然音樂人偏于理想，但理想不等于理想化，音樂的演繹離不開人生的舞臺，音樂家亦不必是消極避世者，相反，他的音樂可以點亮塵世的希望和夢想。法律人注重現實，但再現實的人也不能沒有理想，法律人必先筑起他心目中的理想國，并義無反顧地向這理想國步步邁進，才不至于淪為時時預備向現實作無原則讓步的平庸法匠。好的音樂無疑可以提升法律人的精神境界。美妙的音樂難道不能喚起最溫柔的情感和更良善的人性嗎？弘揚法治的音樂作品難道不能激發(fā)對正義和善的尊崇嗎？喜好音樂的法律人不是更悲天憫人、更聰明睿智、更靈動飄逸嗎？而通曉法律的音樂家也會更沉著穩(wěn)健、更深刻務實、更持重平和吧。因為當法律遇上音樂，那便是理性碰撞激情，亦是理想照進現實，怎么會沒有——思想火花的迸發(fā)與靈魂樂章的奏響呢？
（作者單位：上海政法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