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濤 ]——(2004-2-14) / 已閱10411次
從“正麒吧”組織同性賣淫案看個案請示
楊濤
備受媒體關注的南京首例組織同性賣淫案，6日上午9點在秦淮區法院進行了不公開審理。去年8月17日，南京市警方接到舉報，有家叫“正麒麟”的演藝中心里有同性戀賣淫。警方隨后一舉搗毀了這個罕見的涉嫌組織男青年向同性戀者賣淫的團伙，抓獲涉案人員11人。因為現行法律沒有明確條文規定如何給同性賣淫定性，檢察機關一度曾不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經全國人大常委會聽取案件匯報后最終確定：組織男青年向同性賣淫，比照組織賣淫罪定罪量刑。
該案的特殊性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上海、山東等地的媒體也派人專程趕赴南京采訪。有關法律專家也對組織同性賣淫是否可以構成組織賣淫罪，發表了不少評論。然而對于本案中存在的程序上的瑕疵，卻鮮有人提及。
本案是在秦淮區檢察院作出不批準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由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將案件分別向各自的上級機關作了匯報，案件最終到了江蘇省省委政法委。在政法委的協調下，江蘇省級政法部門召開了案件研討會。江蘇省政法委有關負責人認為，李寧等人的行為已造成較為嚴重的社會危害，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會議決定立刻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
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進行的個案請示，由于缺乏程序上的正當性，一直為學界所詬。首先，個案請示變相剝奪了當事人的上訴權，案件已經過請示，當事人的上訴便成為一種形式。其次，個案請示破壞了上下級法院之間的獨立性，上下級法院是監督關系而非領導關系，這是由于審判要求中立、獨立等內在規律所決定，個案請示無從培養下級法院獨立的權威，也損害了上級法院糾錯的功能。再次，審判要求法官親歷的特性也決定了個案請示不當，案件必須在法官的親身參與下才能查明，上級法院在僅聽口頭或書面匯報在缺乏當事人雙方在場情形下能清楚地了望案情嗎？這與審判委員會存在的弊端如同一轍。在現階段，如果說因為法官的素質參差不齊對于法律問題進行個案請示有現實合理性的話，那么對于個案的事實請示要絕對避免，因為這是保證訴訟程序公正的底線。
本案由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將案件分別向各自的上級機關作了請示，并無不妥，因為他們都不是審判機關，上下級之間也是領導關系。如果僅就法律問題，政法委邀請省高級人民法院參加討論也可理解，然而，會議卻是就法律問題連同案情一并進行了討論，并認為本案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一個案件未進入審判階段，由法院聽取案情必將使刑事訴訟法修改檢察機關不再將全案案卷移送法院，避免法官形成預斷的努力化為泡影，此是一。其二是要求由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請示，而且是連案情一并向最高法院請示，那么我們要問以后的下級法院審判到底有何意義，被告人上訴還有必要嗎？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個案請示居然請示到了作為立法機關的全國人大。人大常委會下屬專業委員會也直接聽取案情匯報，作出指示。《人民法院報》2月7日的報道稱：“人大常委會下屬專業委員會聽取案件匯報后，作出口頭答復：組織男青年向同性賣淫，比照組織賣淫罪定罪量刑。”《現代快報》2月4日的報道更是說：“人大常委會作出答復：對李寧等2名組織同性賣淫者，立即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人大是如何答復我們不得而知，但從報道來看，不免讓人感到立法機關在行使司法權之嫌。
在一個講求程序正義的法治社會，司法機關應始終格守中立、被動、親歷的底線。司法機關不應在案件未進入審理時接觸案情，下級法院對于具體案件涉及的疑難法律問題的請示，要盡可能做到抽象化；上級法院即使有必要也不能就具體案件作出批復，只能闡述有關法律問題。立法機關對于立法條文的解釋，要以規范化的條文形式出現，不宜采用對個案批復形式，更不能對具體案件下達指示；對于司法機關的工作及具體案件的監督也應在法定程序中依法進行，獨立畢竟是司法的品格。
通聯：江西省贛州市人民檢察院 楊濤 華東政法學院法律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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