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韓偉 ]——(2014-3-28) / 已閱8067次
情理法是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特征，“準情酌理”是傳統司法審判中的重要原則，但何為“理”，“理”在傳統司法審判中又被如何運用，卻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以下即以唐代司法審判為中心，結合律令制度與司法文化，概要闡述唐代律令制度中的“理”，及其在司法審判中的運用及其現實啟示。
“理”在唐代司法審判中，不僅是司法官吏判斷推理需要參照的一種因素，而且已經明確被寫入了正式的律令法中。《唐律疏議》中《雜律》之“不應得為”條明確規定：“不應得為而為之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盡管以現代法治的眼光看，“不應得為”條與罪刑法定原則相悖，似有口袋罪之嫌。但推原此條的法意，卻是欲補充律令的不足，以使司法者在無法“輕重相舉”，又沒有條文可以比附時，加以援用，以達到“有犯罪就要受到懲罰”的目標。“疏議”對該條的解釋說：其有在律、在令無有正條，若不輕重相明，無文可以比附，即沒有律令正條可以適用，則“臨時處斷，量情為罪”，根據情、理，定罪之輕重，“杖八十”是“事理重者”。立法中的這一規定，說明“理”在唐代是司法審判中的重要法源之一。
作為一種司法可援用的法源，我們有必要首先弄清“理”在唐代法律中究竟是什么意義。唐律中多處出現“理”字，如“據理不合”、“以理去官”、“理亦無別”、“經赦之后，理無殺法”等等，這里的“理”，大致是作為是非對錯判斷的基準，或可稱為是道理、正當的理由，亦或是非屬犯罪的正常原因。對“理”作此解釋，勢必涉及罪與非罪、罪輕罪重的價值判斷，而這一判斷，在當時應有基本的共識。具體而言，唐代法律中“理”之義可以分為以下三種。
就其特定的意義，“理”在唐律中首先是指為人之道，以及人與人相處之道，即人理、情理等。如唐律對“謀反”的定義：為子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兇慝，將起逆心，規反天常，悖逆人理，故曰“謀反”。這里的悖逆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也就是嚴重違反人倫關系的罪刑，即悖逆“人理”，自然于“理”不合。在此涵義之下，唐律還有“言理”、“詞理”等語詞，《賊盜律》之“造妖書妖言”中規定了“言理無害”的各種情況的刑責，即指言辭無損于時而言。就人倫而言，“理”用以彰顯人間尊卑、貴賤、長幼、男女之序，相當于人倫之情理，表現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正當。就此而言，“父子相隱”這個“理”也可以說是從人倫親情而來的，亦是一種情理使然。
其次，唐律中的“理”指事物存在之道以及處理事務之道，或稱之為“事理”。在事務之理方面，唐律多稱之為“事理”、“理法”等，如《職制律》之“制書官文書誤輒改定”條中規定：“下制、敕宣行，文字脫誤，于事理無改動者，勘檢本案，分明可知，即改從正，不須覆奏。”此處采用了《公式令》以“事理”來解決“制書有誤”的問題。在“戶婚律”中，“有妻更娶”條之疏議提及“理法”，謂“一夫一婦，不刊之制。有妻更娶，本不成妻。詳求理法，止同凡人之坐。”此處的“理”，仍當“事理”解釋，同時明確規定“法”、“理”兩者是判斷犯罪與否的依據。再如“斗訟律”中，規定“后下手理直者”，所謂“理直者”，戴炎輝解釋說：理直者，斗競有理之謂。律意，只要拒格，皆論如律，不認為其為正當防衛。惟疏議內有“乙不犯甲，無辜而被毆，遇拒毆之，乙是理直”之句，從現代刑法而言，可謂不法侵害之防衛行為。唐律中無“正當防衛”概念，故以“理”、“事理”作為司法酌量的根據。
再次，唐律之“理”指天理、天常或天秩。唐律、唐令中尚未發現直接使用宋代以后常見的“天理”一詞，但有許多與“天”有關的用語。如疏議中多次援引《周易》中“天垂象，圣人則之”，《名例律》中開篇即有“夫三才肇位，萬象斯分，稟氣含靈，人為稱首，莫不憑黎元而樹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這里的“稟氣含靈”，即指陰陽五行而言，說明天有陰陽、五行之氣而生萬物、四時，而人類得此靈氣，成為萬物之首。人君再根據百姓的需求，設置百官、政刑。因此，天是自然法，人君的政刑依此自然法而來，當然不能違背自然法的根本要求。唐律在表示自然法意義上的“天”時，還有“天秩”、“天常”等名詞，如《名例律》中有“咸有天秩，典司刑憲”，“十惡”之“謀反”條引用《左傳》說，天反時為災，人反德為亂；“謀大逆”之行也被認為有人獲罪于天，不知紀極。這些律令中的用例，“天”大都是指宇宙萬物的主宰，所謂“天理”、“天秩”，就是宇宙萬物運行的規律，即天地、陰陽、四時的自然律。人君用刑順天則時，自然不能違背天道；百姓行為生活亦須遵循天道，否則就是“獲罪于天”，因此，作為天理之“理”，即指天之理法、天之命意、自然的條理、必然的趨勢，頗有點自然法的意味。
在唐代的司法實踐中，也可以看到不少對“理”的運用。在西域出土的唐代《文明判集殘卷》中記載了“秦鸞犯盜”的一個案例，秦鸞母患病在床，“家貧無以追福。人子情重，為計無從，遂乃行盜取資，以為齋像。”這一特殊的盜竊犯罪，對于唐代的司法而言，非常棘手：母病而行盜，實為孝子，但“假賊成功，因贓致福，便恐人人規未來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側鏡此途，深乖至理。據理全非孝道，準法自有刑名。”顯然，一心盡孝與“理”相符，盜竊取資與法不合，再考慮到“人人規未來之果，家家求至孝之名，側鏡此途”的可能后果，更不能簡單以“理”悖法，因此在充分考量了案情之“理”后，依據《賊盜律》之“竊盜”條，按盜竊匹數多少斷罪，實現了法、理結合。在《白居易集》中，記載了另外一個案例，某人因有故，在除喪十年后申請襲爵，有司引《格》不許，他不服。白判以為“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如致身于宴安，則宜奪爵；若居家而有故，尚可策名。須待畢辭，方期析理。”即如果確實有合理原因，應可以接受，但此事須再查明。判文謂“法通議事，理貴察情”，就是再次強調理與法均作為司法審判的兩個思維要素。這里的理，就是“事理”，是作為查明實情的指導性原理，也是義理。
從司法實踐中對理的運用，可以發現，唐代司法中大致遵循“由事而理，由理而斷”的三段論，亦即司法審判中首先查明案情事實，即確認實情，以此為理的運用提供一個基礎。在判決中，也是先講明具體的事實，然后闡述理由，最后作出結論。判詞注重于說理，較少直接引用律令原文，通常只是節略引用律意。說理中包含了情、理、法三種要素，亦即情、理也是司法判斷的依據。也因此，學者高明士將“理”稱之為是唐律斷罪中律、令之外的“第三法源”。
一般意義上，理是指情理、事理，在“禮法合一”的唐代，這理也就是禮，尤其是指尊卑、長幼、親疏等人倫之理。禮是理、義的規范化表現，在傳統中國，禮作為“天地之序”，具有“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等等作用，律令制度正是規定人道之理，論人道之理，是狹義之理。在更廣的意義上，理還指“順天人”的道理，特別是具有“天常”之意的“理”，實際上已經頗具“自然法”，或“高級法”的意蘊，它超越了人間的律令制度，而是自然界的運行原理。律令制度當然要嚴格遵照執行，但當刻板地適用律令制度導致情法不能“允協”時，就需要引入“理”來衡平，進而使司法判決入情入理，最終符合禮義大道之要求。
唐代司法審判中的“理”，不完全是“過去式”，它實際上提出了一系列跨越時空的問題，司法審判該如何面對“于法有據、于理不合”的難題，司法審判該如何更有效地“說理”，包含價值判斷的“理”又該如何進入司法并體現正當性？就唐代司法的經驗而言，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啟示：在立法中，已經明確地引入“理”的因素，特別是在世情紛繁的家庭、倫理等犯罪的定罪處罰中，以“理”來調節法律自身的僵化。在司法審判中，援引“理”以對情、法作出衡平時，首先需要查清案件的原委，“理貴原情”，只有在實情的基礎上，才可以應用“理”。在最終裁斷時，仍需優先訴諸于制定法中的理，窮盡制定法后，才有情理、事理、天理運用的空間，而情理、事理等最終還要符合“禮”，即人類社會的共同價值觀。由此，通過對“理”的一種規范化應用，使得司法裁判更符合人情，更有說服力，同時，也使司法能夠取得更好的社會效果。
（作者單位：陜西省社會科學院政法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