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靜 ]——(2014-4-1) / 已閱8971次
最近，中國富豪尋找美國女性代孕的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使得代孕規制問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之中。
實際上，許多中國人想要獲得美國公民身份，這已不是什么新鮮事。從1993年的《北京人在紐約》到2013年的《北京遇見西雅圖》，中國人的“美國夢”似乎從來沒有間斷過。由于美國憲法第14條修正案規定，所有在美國出生的人均為美國公民，所以越來越多的中國孕婦千里迢迢赴美產子，很大一部分就是為了讓子女成為美國公民。然而，此次“代孕”的新聞曝出之后，我們才恍然發現“赴美生子”好像已經過時了，中國人找到了實現美國夢的又一新的途徑。美國的代孕機構也正在迎合中國富人希望在海外產子的需求，不斷地拓展業務，為他們提供更完善的服務。一家代孕機構負責人甚至表示，其潛在的中國客戶幾乎都希望讓孩子獲得美國公民身份。究其原因，中國富人雇用美國女性代孕，除了可以規避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法規外，全家移民是另一個具有重要吸引力的因素。因為根據美國法律，美國公民年滿21歲就可為父母申請綠卡，所以才有中介鼓動客戶稱，比起投資移民，通過在美國找人代孕移民的成本相對更低。
時下，代孕現象開始由我國國內轉移向美國轉移，其制度根源在于我國規制代孕的法律制度的欠缺，以及中美兩國之間法律制度的迥異。一般來說，在代孕這一富有爭議性的問題上，大陸法系國家立法多采取了禁止的態度，甚至對代孕科以刑責，而英美法系國家立法多采取相對寬容的態度，美國就在其中。在美國，聯邦層面并沒有出臺統一的代孕規制法，有關代孕規制的問題是由各個州自行規定的，不少州都對代孕持開放態度，認可代孕協議的合法性。這無疑為相關代孕中介機構在這些州開展代孕業務提供了可能，從而為中國的富人在這些州謀求代孕生子打開了方便之門。
筆者以為，對于中國富人海外尋求代孕現象，我們應當寬容看待，畢竟，這種現象并不違反我國的法律，同時亦客觀地存在有一定的社會需求。
首先，就不違反我國法律而言。我國在2001年頒布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并于同年5月發布了《人類輔助技術規范》和《人類精子庫技術規范和實施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的倫理原則》，以上部委規章與規范性文件中雖然對代孕問題作出了一些規定，例如“禁止以任何形式買賣配子、合子、胚胎。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但是對于是否允許中國公民在海外代孕等更為具體的問題卻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當代社會是一個以權利為本位的法治社會，在權利本位的視野下，凡是法律未明確禁止的，就是公民有權利去做的。而赴美尋找代孕母親代孕產子并未被我國法律所禁止。這就意味著，在美國尋找代孕母親代孕產子是中國富豪的權利——至少在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是這樣。
其次，就海外代孕具有一定的社會需求而言。盡管代孕有違我國現行規章或規范性文件，而且也容易引發一些社會倫理問題，但顯然也有積極的一面。原因在于，這是實現部分家庭生兒育女夢想的客觀需要。目前，我國不孕不育癥的發生率已經越來越高，在此情況下，通過代孕的方式生育一個孩子已經成了很多中國公民的無奈選擇。在我國規章禁止代孕的情況下，海外代孕就成為部分家庭圓夢的必然選擇。從生理以及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每個家庭都渴望擁有自己的孩子、渴望家庭圓滿，所以絕對禁止代孕的行為其實是不盡合理的，為了更好地維護家庭穩定和社會和諧，我們應當對代孕行為報以更理性與包容的態度。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在現實生活中，以牟利為目的的代孕現象屢禁不止，非法供卵供精和代孕生子的“地下”交易依然活躍，這充滿銅臭味的代孕行為不僅嚴重擾亂了我國社會的和諧，也嚴重挑戰著人類的生命倫理底線。我們應當通過立法和加大打擊以牟利為目的的代孕行為的力度來更有效地應對代孕對社會帶來的挑戰，但同時我們亦應重新審視有條件開放代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一味的禁止或者一味的放任都不是科學的態度，我們更應該以一種寬容的態度加強這一領域的立法和相關制度的建設，讓權利的行使得以規范，讓秩序的建立更加可行。
總之，對于中國富豪尋找海外代孕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辯證的看待，不能一味的去批判，畢竟這是建立在不違反我國法律的基礎之上的，同時這也是一種市場需求，是一種現實需要。我們期待著更加合理的制度的建立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