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亞軍 ]——(2014-4-3) / 已閱6552次
檢察機關內部機構的設置經過長期優化，已經基本上適應了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能。但是，也應當看到，現有的機構設置和權力配置并非盡如人意。我國檢察機關現行審判監督權主要由公訴、刑事申訴檢察、民事行政檢察三部門分別行使。筆者認為，雖然現行權力配置較之舊權力配置有較大進步，但仍存在不足。為最大限度地發揮檢察機關對人民法院的審判監督職能。有必要打破現有權力配置，建立檢察機關專門審判監督機構。
一、審判監督權力配置的歷史沿革
民事行政審判監督一直由民事行政檢察部門負責，沒有過多變化。但刑事審判監督則變化較大。2012年前，對于人民法院未生效和已生效的刑事裁判的監督主要由檢察院公訴部門負責，控告申訴部門、監所檢察部門協助辦理。這種權力配置經過15年的實踐，暴露出很多弊端。2012年1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了《關于辦理不服人民法院生效刑事裁判申訴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此進行了調整：對于未生效的一審刑事裁判由公訴部門負責辦理；對于已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由刑事申訴部門負責辦理。2012年修訂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完全采納了這一設計思路。
二、現行刑事審判監督權力配置的進步意義
現行監督權力配置對人民法院的裁判區別對待，把未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權交由公訴部門行使；把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權交由刑事申訴部門行使。它有效改變了舊有刑事審判監督權力配置中由公訴部門一肩挑的局面，其進步意義在于：
（一）保留了過去權力配置的合理成分，即由公訴部門負責刑事審判活動和未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可以充分發揮部門特長，提高辦案效率。首先，公訴人出庭對法院的刑事審判活動能夠及時發現審判活動存在的問題，進而開展監督。其次，對未生效刑事裁判的審查抗訴期與上訴期相同，只有5－10天時間。此時，承辦案件的公訴人對案情、證據相當熟悉。把未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權交由公訴部門行使，公訴人憑借判決前的量刑建議和刑罰預判，可以對裁判結果是否公正作出快速、準確的判斷。這樣就可以在較短的時限內，為檢察機關作出抗訴與否的決定提供初步審查意見，從而提高審判監督效率。公訴人角色的獨特優勢是其他檢察人員無法替代的。因此，現行權力配置保留公訴部門對未等效裁判的監督權是明智的選擇。
（二）有效克服了過去權力配置存在的弊端：一是公訴工作的特點決定了公訴人既是訴訟活動的參與者，又是訴訟活動的監督者。這種“兩棲”式角色是實施審判監督的最大軟脅。二是公訴部門案多人少、任務繁重，公訴人往往無遐履行對生效裁判的監督職責。刑事訴訟法修改后，公訴部門還要參加庭前會議、負責違法所得沒收程序中的申請工作等，使本已不堪重負的公訴人工作壓力更大。現行權力配置把等效裁判的監督權從公訴部門剝離出來，交由刑事申訴部門辦理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上述弊端。
三、現行審判監督權力配置存在的若干問題
（一）現行審判監督權力配置把人民檢察院刑事審判監督方式限縮為依申訴人的申請被動審查，限制了檢察機關審判監督職能的依法全面履行。《規則》第583條第2款規定“人民檢察院通過受理申訴、審查人民法院的判決，監督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是否正確。”意味著人民檢察院的審判監督只能依申訴被動開展。而法律并未如此限定。刑事訴訟法第243條第3款規定：人民檢察院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效力的判決和裁定“如果發現確有錯誤，有權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向同級人民法院提出抗訴”這里，法律并未將“發現”限制監督主體須依申請被動審查。這樣，監督主體依職權主動審查發現的也是“發現”的應有之義。
依職權啟動審判監督程序是由刑事審判監督的本質屬性所決定的。刑事訴訟是由國家公權力啟動的訴訟程序。其任務是準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懲罰犯罪，保障無罪的人不受追究。為確保該任務的完成，這就果求法律監督機關對刑事審判實行全程、全面監督，對人民法院的刑事審判實施必要的糾錯和矯正。民事行政訴訟，是由公民或法人基于私權利而啟動的訴訟程序，當事人對訴權享有絕對處分權。對于該類訴訟，以國家公權力不干預或少干預為原則。故民事行政審判監督，人民檢察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訴被動審查監督。
刑事審判監督若仍采用民事行政審判的被動監督權力配置，勢必導致那些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等沒有直接被害人的案件，或者雖然量刑畸輕畸重甚至是冤、假、錯案，而當事人由于認知能力或其他因素制約，不知申訴、不能申訴或無法申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不予監督，就無法高質量地完成刑事訴訟任務，進而實現司法公正。
（二）審判監督權多頭分散行使，不能有效集中檢察機關有限的高端法律人才資源，形成整體監督合力。根據《規則》，人民檢察院的審判監督權分別由公訴、刑事申訴檢察、民事行政檢察三部門行使。即由公訴部門負責對刑事審判活動和未生刑事裁判的監督；刑事申訴部門負責對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民事行政檢察部門負責對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監督。現有權力配置的設計思路，雖然考慮到了分工的專業化。便這種過于分散的權力配置，不利于檢察機關通過人才優勢提高審判監督職能的質量和效率。
首先，刑事申訴部門無力承擔刑事審判監督重任。如前所述，對審判活動和未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由公訴部門行使有其合理性。但讓已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權和已生效民事行政裁判的監督權分別交由刑事申訴檢察和民事行政檢察部門行使則值得商榷。據了解，除了高檢院和省級院單獨設立刑事申訴檢察部門外，基層檢察院受人力資源限制，刑事申訴檢察部門往往被并入控告申訴部門。而控告申訴部門還肩負著來信來訪和舉報線索的分流工作。尤其是當前維穩局勢嚴峻的情形下，控告申訴部門信訪工作任務繁重，根本無遐顧及刑事審判監督工作。
其次，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因業務大幅萎縮，造成人才資源的浪費。這是因為，現行民事訴訟法設置了人民檢察院對生效民事裁判監督前置程序：即當事人不服法院生效民事調解、判決、裁定的，首次申訴的受理機關限定為人民法院。將啟動再審的權力優先配置給了人民法院，目的是讓人民法院自我糾錯。只有當人民法院駁回再審申請或逾期未對再審申請作出裁定時，當事人才可向人民檢察院申訴。檢察機關的民事審判監督變成了“后再審”式的監督。民事審判在人民法院自我矯正之后，其錯誤裁判必然大大減少。2013年的司法實踐表明，民事行政檢察重頭戲的民事審判監督業務量已經大幅萎縮。業務萎縮的結果，便產生了人才資源的浪費問題。
（三）現有審判監督機構的名稱與法定監督職責缺乏密切關聯，不利于社會認知。如果說“刑事申訴”部門與刑事審判監督尚有一定聯系的話，那么“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就與審判監督就有點風馬牛不相及了。盡管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已經建立20多年，但“民行檢察”的內涵一直鮮為人知。實踐中，如果檢察官不作一番耐心解釋，不僅說普通百姓不知“民行檢察”為何物，甚至鬧出法科畢業的大學生也不知所云的笑話。而這對審判監督工作的開展是十分不利的。
四、建立檢察機關內設審判監督專門機構的可行性
筆者認為，鑒于現行審判監督權力配置存在的上述問題，有必要打破現行格局，建立檢察機關審判監督專門機構。具體設想是：將生效刑事裁判的監督權與原來歸口民事行政檢察部門行使的民事、行政審判監督權進行整合，建立專門的審判監督機構，由該機構統一對人民法院的三大審判行使再審審判監督職權，兼顧對人民法院民事執行活動的監督，并負責辦理刑事申訴國家賠償案件。
建立檢察機關審判監督專門機構，有利于人民檢察院依法、全面、高效地開展審判監督。
（一）與三大訴訟程序設計的審判監督層次相匹配。在我國民事、行政、刑事三大訴訟法中，均設計了對已生效裁判實行監督的審判監督程序。由于都是對生效裁判的再監督，因而是一種較高層次的法律監督活動。這就要求具體實施監督的檢察官具備較高的法律素養。將分散于民事行政檢察部門、刑事申訴部門的審判監督權進行有效整合，由專門的審判監督機構統一行使三大審判監督權，既與法律程序相匹配，又有利于檢察機關的人才資源的整合，最大限度地發揮監督合力。
（二）與人民法院內設監督機構相呼應，便于廣大民眾識別和申訴。由于檢察機關一些部門的命名與法律監督缺乏緊密關聯，司法實踐中，常常出現老百姓因不服法院裁判而欲主張權利時，不知向檢察機關的哪個部門進行申訴現象。因此，撤銷現有民事行政檢察和刑事申訴部門，組建專門的審判監督機構，既可與檢察機關內設的偵查監督機構結合形成較為完整的訴訟監督體系，又能與人民法院內設的審判監督庭相呼應。這樣一來，機構名稱能夠充分體現實際職能，可謂名符其實；同時又合乎三大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規定，可謂名正言順。這種設置既合乎法律規定，又便于民眾識別知悉和行使權利。
（三）可以有效拓展刑事審判監督范圍。檢察機關內設專門審判監督機構，其刑事審判監督的范圍，是法律賦予人民檢察院的全部審判監督職權。既包括由當事人申訴而啟動的生效民事、行政、刑事裁判的個案被動監督；也包括由檢察機關依職權啟動的對生效刑事裁判的全面主動監督。進而確保人民檢察院依法全面履行審判監督職責。
（四）能夠更好完成刑事錯案國家賠償申訴處理和人民法院民事執行活動監督任務。由于檢察機關內設審判監督機構集中了檢察機關高素養法律人才，既有利于刑事錯案國家賠償的準確把握與處理，也有能力將監督觸角延伸到對民事行政裁判的執行監督。因此，在某種意義上，刑事錯案的申訴賠償和對民事行政執行活動的監督，可以視為檢察機關內設專門審判監督機構析兩項附隨義務。
綜上，筆者認為，對人民檢察院現行審判監督格局進行重組，不僅必要而且可行。新一輪司法改革的大幕已經開啟，人民檢察院應當審時度勢，從更加有利于完成法律監督職能角度出發，重新審視法律監督資源的配置，建立高效完善的內設審判監督機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