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冉容 ]——(2014-5-29) / 已閱9291次
【案情回放】
2010年7月16日，被告人萬道龍、徐愛霞得知自己剛出生四天的女兒萬某某被確診為梅毒攜帶者且治愈后將留有殘疾時，決定遺棄萬某某。當日下午，萬道龍將萬某某棄于黑龍江省寶清縣婦幼保健院北面路邊菜園內。因擔心過路行人發現并抱走萬某某，萬道龍又與徐愛霞商定將萬某某撿回扔到寶清縣人煙稀少的龍頭橋水庫。當晚，萬道龍駕駛摩托車載著萬某某前往龍頭橋水庫，途經寶清縣小城子鎮東泉村小西山時，發現山中有片林地，便將萬某某棄于林地后駕車回家。次日晨，一村民上山采蘑菇時發現尚存活的萬某某，將其救回并報案。
寶清縣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萬道龍、徐愛霞犯故意殺人罪，向寶清縣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寶清縣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被告人萬道龍、徐愛霞采用將出生僅四天的女嬰遺棄深山野林的手段，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二被告人系共同犯罪，在實施故意殺人犯罪過程中，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犯罪未遂，可比照既遂犯從輕或減輕處罰。故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萬道龍有期徒刑四年、徐愛霞有期徒刑兩年。
一審宣判后，二被告人沒有提出上訴，檢察機關亦未抗訴，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不同觀點】
本案爭議焦點為：二被告人有能力履行卻拒不履行撫養義務，將出生不久的女嬰遺棄在難以獲得他人救助的深山野林里，其行為應如何定性？
第一種觀點認為，二被告人的行為構成遺棄罪。作為女嬰的親生父母，其二人有能力履行卻拒不履行撫養義務，情節惡劣，符合遺棄罪的構成要件，應以遺棄罪論處。遺棄地點雖然比較偏僻，但女嬰被遺棄數小時后即被附近村民發現，說明還存在獲得他人救助的可能，二被告人的遺棄行為并不必然導致女嬰死亡結果的發生，實際上也沒有造成傷亡后果，不宜認定故意殺人罪。
第二種觀點認為，二被告人的行為構成故意殺人罪（未遂）。二被告人先將女嬰遺棄在醫院附近的菜園里，因擔心過路行人發現并施救，又將女嬰載至深山野林中予以遺棄，從變更遺棄地點的客觀行為看，二被告人主觀上積極追求女嬰死亡、且不希望女嬰獲救的意圖十分明顯。二被告人是以遺棄為手段來實施故意殺人行為的，只是因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遺棄地點位處深山野林，女嬰在此難以獲得他人救助，得以存活的可能性極其微小，最終能被上山采蘑菇的村民發現并救回，純屬萬幸。按刑法通說，對危害結果的明知，包括明知危害結果必然發生與可能發生兩種情況，只要行為人明知遺棄行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結果的發生，并且希望或者放任死亡結果的發生，就可以認定有殺人故意，至于死亡結果是否實際發生，并不影響對行為性質的認定。因此，本案應定性為故意殺人罪（未遂）。
第三種觀點認為，二被告人的遺棄行為不構成犯罪。根據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條的規定，遺棄年老、幼小、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只有達到情節惡劣的程度，才以遺棄罪論處。二被告人的遺棄行為并未造成實際傷亡后果，不屬于情節惡劣的情形，不構成遺棄罪。
【法官回應】
將新生嬰兒遺棄于獲救希望渺茫之地構成故意殺人罪
遺棄罪，是指對于年老、幼小、患病或者其他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人，負有扶養義務而拒絕扶養，情節惡劣的行為。故意殺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行為。兩罪性質與危害程度相差較大，一般情況下不易混淆。但是，對于負有扶養義務的行為人拒不履行扶養義務，如不給新生兒喂奶、不給重病人治病、將嬰幼兒遺棄在無法獲救的地點等，導致或可能導致上述被害人死亡的行為，是以遺棄罪論處，還是以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實踐中容易混淆。兩罪的法定刑差異很大，遺棄罪為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故意殺人罪可判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何區分遺棄罪與采取遺棄手段實施的故意殺人罪？主要可從行為人的主觀故意和客觀行為兩方面來分析。通常，故意殺人的行為人主觀上對自己的遺棄行為會導致被遺棄人死亡的危害后果有明確認識，并且對死亡結果的發生持希望或放任態度。而遺棄的行為人可能認識到、也可能沒有認識到自己的遺棄行為會給被害人的生命、健康帶來危險，其主觀上并不希望、不愿意、不放縱被害人死亡或傷害的結果發生，即如果被害人死亡或受傷，都是違背其意愿的。
理論上區分兩種行為似乎不難，但實踐中卻容易混淆。行為人在供述其主觀意圖時往往會避重就輕，因此，要準確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遺棄故意還是殺人故意，還應根據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結合具體案情和行為人實施的客觀行為來綜合分析。一般可從行為人遺棄行為的原因、動機、時間、地點、對象、手段、后果、案后表現等情節進行研判：
第一，考察遺棄行為的原因和動機。當前，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因家庭經濟困難、無力負擔醫療費用而遺棄重病嬰幼兒的現象時有發生。對于此類案件，應當查明行為人是出于何種動機實施遺棄行為，是希望孩子得到他人關注并獲得救助，還是狠心拋棄任其自生自滅，抑或欲置其死地以求解脫？例如，父母將重病嬰兒棄于醫院或民政局門口，附上嬰兒病歷或介紹病情的字條，這明顯是希望嬰兒能夠得到及時的關注和救治，此類行為，應認定為遺棄；反之，父母將重病嬰兒扔到車輛穿行的高速公路或荒郊野外，明顯表明其主觀上不期望嬰兒獲救并且希望或放任嬰兒死亡，可以認定其主觀上具有殺害嬰兒的故意，其行為應認定為故意殺人。
第二，考察遺棄的時間、地點、對象、手段、后果等客觀要件。實踐中，一般分為作為的遺棄與不作為的遺棄兩類方式。以作為方式遺棄的，行為人通常會積極尋找遺棄地點、選擇遺棄時間等。例如，父母將新生嬰兒棄于超市入口、車站站臺、集市路邊等地，這些地方人流量大，嬰兒獲得他人救助而存活下來的可能性較大，這是典型的作為方式的遺棄行為；反之，將嬰兒棄于荒郊野外，嬰兒獲得他人救助的可能性極小，且野外環境惡劣，嬰兒餓死、凍死、遭動物嚙噬的可能性大，對于故意將被害人遺棄在不能獲救或獲救希望渺茫地點的，這是作為方式的故意殺人行為，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實踐中，以不作為的方式遺棄或殺人的案件也屢有發生。例如，對無生活自理能力、尚能求救的殘障人員不提供食物或不予護理，只要該被害人肯求救，周圍鄰居或（村）居委員會就可能對其實施救助或報警的，由于行為人主觀上主要是不愿意盡扶養義務而非希望或追求被害人死亡，故其行為是屬于不作為方式的遺棄行為，應以遺棄罪予以評價。但如果被害人是完全無行為能力人，行為人不僅不給被害人食物和水，且將房門反鎖、電話線拔掉離去，致使被害人無法或不能呼救，最終餓死家中，這種行為，就是以不作為的遺棄方式實施的故意殺人行為，應以故意殺人罪予以評價。
第三，考察行為人的案后表現。發現遺棄行為導致被害人生命、健康受威脅后，行為人是置之不理，還是積極施救，抑或二次加害，可以反映其有無致死被遺棄人的主觀故意，也是量刑時應當考慮的重要因素。例如，父母將嬰幼兒遺棄路邊后躲到附近角落觀察，直至孩子被人抱走才離去；或者發現無人注意，又將孩子帶到市政辦事大廳內遺棄，雖屬二次遺棄，但其變更遺棄地點，是希望幼兒能夠得到他人關注、救助，關心幼兒性命安全，采取措施減少傷害，對于這樣的行為，應定性為遺棄；反之，父母將盲童帶到河邊后徑直離去，導致盲童在摸索中掉入河內淹死，行為人主觀上應當預見到盲童有掉入河中淹死的可能性，但其不管不顧，徑直離去；或者發現盲童自己爬上岸后，又將盲童帶至河邊，最終導致盲童掉入河中被淹死的，可以認定其主觀上有放任盲童死亡的故意，應以（間接）故意殺人罪論處。
綜上，區分遺棄罪與以遺棄方式的故意殺人罪的關鍵點在于：行為人實施遺棄行為時，其是否考慮并給予了被害人獲得救助的機會。如果是，則可以遺棄罪定罪；否則應以故意殺人罪來定罪。就本案而言，被告人萬道龍、徐愛霞獲悉自己剛出生四天的女兒罹患重病，先是遺棄在醫院附近的菜園里，因擔心過路行人發現并施救，又將女嬰載至深山野林中予以遺棄，二被告人不愿意讓女嬰獲救、希望女嬰死亡的主觀故意十分明顯。因此，本案以故意殺人罪定性是準確的。由于女嬰被群眾及時發現救回，二被告人系故意殺人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加之認罪態度好，有悔罪表現，法院對二被告人依法減輕處罰，以故意殺人罪（未遂）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二年，量刑是適當的。
本案二被告人因家境貧困，導致其放棄對女嬰的治療雖值得同情，但其因此險將女兒致死的行為卻觸犯了刑法，讓人扼腕感嘆。畢竟，生命的意義高于一切。本案的判決明確地昭示了一條法則，任何人都沒有非法剝奪他人生命的權利，否則都將受到法律的懲罰。同時，鑒于本案的具體情節，法院對二被告人作減輕處罰，又較好地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利于二被告人的教育改造和回歸社會。因此，本案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都值得肯定。
（作者單位：最高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