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5-5-4) / 已閱5936次
談刑事實務與刑法學界的關系
內容提要：刑法學界堅持以實務為中心，當法學家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司法實踐中來，與實務部門緊密聯系，彼此配合默契了，選派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才能夠真正顯露出來。
關鍵詞：刑法學界 刑事實務 緊密配合
前不久，有五名教授被請進高法任法官，其中兩位分別擔任刑事審判第一庭、第三庭的副庭長。這是高法的重大舉措，是司法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這種舉措的可行性在目前看來是值得觀察的，原因是實務部門與刑法學界早已各立山頭很久了。
我國的刑法學教育存在的問題是很突出的，主要是強調法理邏輯論證過了頭。以張明楷教授編的《刑事疑案探究》為例，共有22個案例，每個案例分析從問題提出到最后得出結論平均篇幅達19頁。撰寫案例分析的每個學生都是耗時數月才完成的。筆者對這本書瀏覽了一遍，在長長的法理論證之后，其中有十二個案例分析的結論與實務部門的看法不一致。為此筆者在網上寫了一篇《刑法之美在于簡單》的文章進行評論。真要是這樣培養刑法學人才的話，這種人才最好還是留在清華校園內，不要進入實務部門。原因一是張教授及其學生的觀點，有不少在實務中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客觀事實和法律規定；二是這種辦案的效率，沒有辦法應付實際辦案的需要。類似書中的疑難案件，實務中是經常遇到的，辦案效率太低的話，沒有辦法勝任工作。
本著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宗旨，許多刑法學人熱衷于出版教科書。張教授出一本自己的刑法學教材，陳教授也出一本自己的刑法學教材，各個專家教授爭相出書，都把自己的觀點灌輸給學生們，結果法學院畢業出來的學子們，還沒有走出校門對同一法律的理解，就存在明顯的差異了。這就是實務部門處理類似的案件，判決結果五花八門的重要原因之一。更有甚者，一些專家教授還利用自己的影響力，把個人觀點當成司法考試的標準答案，影響就更大了。實務部門存在的問題不少，一些案件被公開了，存在問題也就被公開了。然而，幾乎很少有專家教授出來說一句，你那個案件的法律適用有問題。為什么會這樣？因為大家都已經習慣成自然，認為對同一條法條作不同的理解也是正常的。后果就是不少案件變得莫衷一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本身就是十分荒唐的。
我國刑法學高等教育統一教材是當務之急，教學內容要切合實際，重點是提高學子們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因為我們國家地域差異這么大，各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的差異也大，為了確保法律統一適用，統一教材是非常有必要的，對于結束司法亂象具有重要意義。這個需要教育部統一規劃，組織專家學者編寫一本統一的刑法學教材，要以案說法為中心，供全國高等院校使用。在編出統一教材之前，教育部要指導各高等院校先行采用全國人大法工委編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釋義》作為教材進行教學。對那些不聽安排采用個人編寫的《刑法學》作為教材的高等院校進行制裁，抑制部分專家教授出書的沖動。這個統一教材的做法，并不是要排斥百家爭鳴。百家爭鳴是允許的，百花齊放也要提倡，但是要有所限制，不能允許對法律理解與適用搞百家爭鳴，不得以造成國家未來法學人才的思想混亂為代價搞百花齊放。不然的話，就會出現司法亂象叢生。對于沒有達成共識的個人的想法和觀點，尤其是國外的刑法學說，例如公共盜竊學說，原則上都不要帶進教學中向學子們灌輸，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亂。對于刑法學研究生、博士生的學習課程要以研修實際案件為中心，大幅度壓縮刑法理論的內容，著重培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刑法學界與實務部門都要以實務為中心，雙方應是緊密合作的關系。實務部門要為刑法學界提供經驗和研究課題，刑法學界要為實務部門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要為立法部門完善法律提供參考意見。然而，雙方的關系實際上正好相反，彼此隔閡。多年以來，刑法學界與實務部門，你談你的理論，我做我的實務，各是各的山頭，彼此隔閡嚴重。回過頭去看，又有多少實務上的問題，是通過刑法學專家教授們解決的。問題依然是問題，困擾依然是困擾，長期拖累實務部門。有些公布出來的案件，據說是請教過專家教授們的，然而那些案件的處理結果引起眾多的爭議，說服不了大家。造成這種現狀的主要原因是刑法學專家教授們沒有以實務為中心，時間和精力沒有集中在實務上，不對實務中的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偶爾實務部門上門請教，臨時抱佛腳幾乎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長此以往，刑法學界與實務部門的關系疏遠，彼此就隔閡了。
刑法學界與實務部門聯系不緊密，合作較少，刑法學界的任性應負主要責任。原因主要有三個，首先是不愿意得罪實務部門。對于實務部門處理的案件，刑法學界的人發現問題也不愿意提出來，缺少勇氣和擔當。更有甚者，某些人睜開眼睛說瞎話，且是什么場合都敢講。當今社會，指出實務部門辦案中存在問題，是需要點精神和勇氣的。其次是刑法學界熱衷于對遠離實務的刑法理論爭論不休。以行為無價值論與結果無價值論為例，這種理論上的不同觀點，無非是對犯罪進行評價的角度不同。鑒于犯罪本身的復雜性，客觀上需要從多個角度進行評價，無所謂優劣好壞。然而，刑法學界不少人，總是妄想用一種理論統一另一種理論，實際就是西方零和式的思維在作祟。遺憾的是，把兩者對立起來的刑法學家為數不少，有人刻意標榜自己是堅定的某某論主義者，這是非常荒唐的。我們中華民族是信奉儒學的，強調求同存異，和平共處。無論是行為無價值論，還是結果無價值論，都是尺有所長，寸有所短，相互依存，相互補充的。有關刑法的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也是同樣的道理。在這些問題上，以對立的眼光看待對方，無休無止地爭論完全是不必要的。既不會有結果，也是毫無意義的。第三，刑法學界不關注實務，本質上就是不務正業。不關注實務中的問題，刑法學界就會迷失自己前進的方向。實務部門遇到的疑難問題，沒有人去深究和解決。辦錯了案件，也沒有人敢出來說句真話，裝聾作啞，甚至為了維護司法機關的錯誤說瞎話假話。在這種情形下，刑法學界不可避免地誤入了高談闊論，固步自封，不切實際的歧途，理論滯后于實踐是必然的結果。例如，在定罪方法的問題上，在智能機器能不能被騙的問題上，在非法集資案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問題上，在共同過失犯罪的問題上，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問題上等等，迫切需要理論更新才能更好地指導實務辦案。除了知識面不夠，理解案件事實出現困難的難題之處，實務部門遇到的棘手難題，無一例外都是理論滯后，不切合實際造成的。刑法學界不能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不能解決實務部門遇到的問題，實務部門當然也就不會把刑法學界的意見當回事了。如此惡性循環，造成彼間的隔閡和不信任。
刑法學界要與時俱進，必須堅持以實務為中心，為實務部門解決實際問題。例如，非法集資案之所以能向社會上擴散，根本原因不是集資人騙取了出資人的資金，集資人所謂騙術其實是騙不了人的，社會上的出資人主要是以賭博心理自愿參與集資活動的，具有明顯賭博特征。最終不能退還的集資款，是從這一部分出資人手里，經過集資人的手轉移到了另一部分出資人手里，絕大多數甚至全部都在出資人手里，而不是在集資人手里。對此，請參考本人撰寫的有關非法集資案的相關文章。這種符合實際的理論用于指導實踐，非法集資案的難題將迎刃而解。刑法學界只要以解決實務中問題為己任，雙方緊密合作，為實務部門排憂解難，就能夠贏得實務部門的信任和尊重，雙方的緊密合作關系就會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高法選派專家教授當法官的舉措，對今后融洽雙方的密切合作關系，無疑將是非常有益的。只是現在就這樣做，有點難為了那幾位專家教授。如果沒有實際辦過相當數量的案件，從大學講臺到法庭，那個差距之大很快就會讓五位教授感到不知所措的地步，要能很好地適應目前的工作，最快也是好幾年之后的事。今后，刑法學界堅持以實務為中心，當法學家們把注意力集中到司法實踐中來，與實務部門緊密聯系，彼此配合默契了，這種選派所具有的重要意義才能夠真正顯露出來。
作者單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