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6-3-16) / 已閱14068次
周光權教授認為，按照四要件說，即便因摩托車是甲的，對甲不處罰，也不能免除丙的責任。因為丙幫助甲實施盜竊行為，丙有盜竊故意，也實施了幫助行為，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當然構成盜竊罪。四要件說實際上是純粹的引起說立場。該說認為，共犯行為只要與正犯的違法性法益侵害之間具有因果聯系，對于共犯就需要處罰。至于正犯的行為，只要屬于某種違法行為即可：即便正犯沒有構成要件符合性，共犯也能夠成立。丙的幫助行為與甲的違法性法益侵害之間具有因果聯系，所以對于丙需要處罰。但是，這一結論無視刑法分則關于盜竊罪的規定，和犯罪支配說、共犯從屬性理論都不符合，本身并不妥當。純粹引起說的問題在于：如果將純粹引起說貫徹到底，會得出“沒有正犯的共犯”的不合理結論。在本案中，財物本身就是甲所有，甲的行為不符合盜竊罪明知是“他人的財物”而竊取的構成要素，不是正犯；甲盜竊自己的財物，說明其對自己的財物所有權有所放棄，財產權益不需要保護。在這種情況下，不能認為丙的幫助行為通過正犯甲實施了構成要件行為，并通過該行為媒介導致了法益侵害結果發生，對丙追究刑事責任就缺乏理論依據。
評析：從上述觀點看，周光權教授“沒有正犯的共犯”的觀點及對丙追究刑事責任缺乏理論依據的觀點，都是基于實務上的錯誤，即認為盜竊摩托車案中，甲是正犯，丙是幫助犯。事實上，盜竊室外停放的摩托車，實行行為應是將摩托車從車主停放的位置移走的行為。撬鎖僅僅是盜竊摩托車實行行為的準備工作。周光權教授實務經驗欠缺，搞不清楚本案的實行行為，顛倒了主從犯，得出了前述錯誤結論，進而攻擊四要件不能正確處理共同犯罪問題，想不笑都不行。本案用四要件處理，甲無罪，丙構成盜竊罪，理論上無可挑剔。
（三）警察被控玩忽職守案
案情：甲因涉嫌故意殺人罪被抓捕，但其向司法機關交代曾經搶劫他人價值高昂的金戒指，贓物保存在自己家中。警察乙、丙、丁按照甲的供述去其家里進行搜查，并未找到贓物，后來便根據領導安排帶著甲去其家里進行搜查。甲進入自己家里后，先后指認多個藏匿贓物的地點，但均未找到該財物。最后，甲聲稱贓物藏在電視柜最下層盒子里堆放的雜物中，且只有自己才能找到，便要求警察為其打開手銬。乙、丙、丁沒有辦法，便給他打開手銬，并緊緊跟隨在甲的身后。甲彎腰跪下取出電視柜中放著的一個盒子，打開盒子后，以極快的速度將盒子里早就藏好的毒藥放入口中吞下。乙、丙、丁趕緊將甲送往醫院，但甲仍然死亡。警察乙、丙、丁的行為是否具有違法性（以下簡稱警察被控玩忽職守案）？
周光權教授認為，結果無價值論認為，乙、丙、丁的行為引起了法益侵害的結果，具有違法性。當然，因為被告人甲的自殺，乙、丙、丁對死亡結果的發生沒有預見可能性，從而否定其玩忽職守的責任。結果無價值論之所以這樣思考問題，其主要考慮是：一方面，結果無價值論主張刑法規范從形式上看是一種命令、禁止規范，但是，這些規范背后一定隱藏著需要保護的生活利益，包含著立法者的價值選擇。在這種背景下，刑法規范作為評價規范發揮作用，以確定何種生活利益需要刑法加以保護。評價規范先于命令、禁止規范存在，違反評價規范的，就具有違法性；違反命令、禁止規范的，就具有責任，由此確保違法性和責任的區分，以肯定與責任無關的違法。另一方面，將客觀的、“透明”的、單純的、確定的有害事態作為違法評價的中心，對實體事實進行判斷，能夠確保判斷對象的惟一性、不變性、確保思維的一貫性，確保刑法介入的準確、有助于保持司法中價值觀的統一。
在前述“警察被控玩忽職守案”中，如果按照行為無價值論就會對所有事實（行為與結果）作統一的、整體的評價：乙、丙、丁在甲的房間是否已經察覺到其舉止異常，或者事先是否已經感覺到甲對其藏匿贓物一事反反復復，明顯不符合常理。如果有類似的感覺，仍然沒有保持警覺，沒有及時制止甲的自殺行為，乙、丙、丁的違法性當然存在；如果有警覺且保持高度警惕，但僅僅由于甲的自殺之心過于迫切，自殺舉動瞬間完成，吞服的毒藥毒性太強，任何人在當時情況下都難以制止甲的自殺身亡的后果發生，那么，警察的行為并無違法性。因此，不是僅僅因為有死亡的后果發生就認為行為具有違法性，行為人基于何種主觀認識，實施何種行為，也左右著違法性判斷。
在前述“警察被控玩忽職守案”中，無論警察怎么注意，都不會預見罪犯會突然自殺，都難以在極短的時間內采取應對措施，如果認定警察的這種行為違法，將對警察必須如何作為才可能適法的要求作為一般的行為規范看待，要求國民遵守類似的行為規范，刑法就是對“神”而不是對人發出守法的“呼吁”，刑法的目的和機能就會淪為沒有意義的東西。
評析：周光權教授應用行為無價值論或者結果無價值論，均論證乙、丙、丁三人的行為不具有違法性，不構成玩忽職守罪。問題是，該案甲是故意殺人重犯，從看守所押解出來指認贓物藏匿地點，協助偵查人員搜集證據，在安全上有特別規定的，三名警察無論在何種情形下，都不能讓嫌疑人代替偵查人員從事搜集證據的工作，最多讓其指認藏匿地點。本案警察為甲打開了手銬讓其參與找尋贓物，致使甲有機可乘并自殺身亡。人死了不僅意味著辦案單位面臨數額特別巨大的國家賠償支出，還嚴重影響公安機關執法形象。本案三名警察這種典型瀆職行為，成立玩忽職守罪是勿庸置疑的。周光權教授對此類案件完全沒有實務經驗，想當然，結果再犯常識性錯誤。沒有堅實的實務基礎，行為無價值論或者結果無價值論研究再透，除了紙上談兵外，沒有實際意義可言。
（四）、張王“放飛鴿”騙婚案
張某于一九九七年五月伙同女青年王某（二十六歲）準備處出以“放飛鴿”的名義騙錢。到甲省某縣后，張某、王某發現老光棍胡某可能好騙，便準備對其下手。但二人苦于不認識胡某，便由張某出面找人販子趙某，對其謊稱自己欲將王某賣出，要趙某幫忙，并答應事成之后，給趙某一千元報酬。趙某第二天便帶著張、王二人，順利將王以七千元的價格“賣給”胡某。張某得款并付給趙某報酬后，立即逃離現場。王某當晚跑出胡某村莊二百米后被發現，很快被抓回。趙某構成何罪？
周光權教授認為，張某和王某構成詐騙罪共犯當無異議。由于他們二人與趙某之間不存在意思聯絡，在詐騙罪上不可能和趙某形成共犯關系。接下來需要考察其是否可能構成拐賣婦女罪的直接正犯或者共犯。對此的分析，又必須結合拐賣婦女罪的保護法益加以考慮。從表面上看，趙某有幫助張某拐賣婦女的意思，并實施了相應的行為，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所以，應當構成拐賣婦女罪未遂。但是，如果考慮到女青年王某屬于詐騙犯罪的行為人，在本案中并無真正的被拐賣婦女。因為客觀上不存在被害人，拐賣婦女罪中刑法所要保護的婦女的人身自由法益自然就不存在，法益侵害客觀上絕對不可能發生，對趙某進行處罰對于保護法益沒有實際意義。雖然趙某的行為應當受到輿論的譴責，也對社會管理秩序有所妨害，但是，由于拐賣婦女罪是侵害人身權利自由的犯罪，當被“拐賣”的婦女不是刑法所要保護的婦女，而且詐騙罪犯時，不能認為趙某的行為侵犯了法益，所以，可以考慮對趙某作無罪處理。但是，作為通說的四要件說在分析具體犯罪時，并不將客體保護、法益侵害等問題置于中心位置加以考慮，使得客體要件的存在徒有虛名。
評析：為了便于看清本案的實質，這里將案情稍加延伸。王某當晚逃跑被抓回后，從此受胡某嚴加看管，再無逃跑機會，只好為胡某生兒育女。如果是這樣，還能認為趙某無罪么？顯然，王某逃跑不成，趙某、張某的行為構成拐賣婦女罪，王某偷雞不成蝕把米，恐怕只能算是詐騙未遂吧。假如王某逃跑成功，張王二人自然成立詐騙罪，但是張某一行為觸犯兩罪名，成立想象競合犯，最終應以拐賣婦女罪處罰。趙某則與張某成立拐賣婦女罪的共同犯罪。無論何種情形，對三名犯罪嫌疑人的處理，四要件體系都充分體現了保護法益原則。相反，周光權教授前述有關本案婦女人身自由法益不存在的觀點，不符合實際，無視法益被侵害的事實。即使婦女本人同意，拐賣行為同樣破壞整體法秩序，仍然具有可罰性。更何況王某并非真心讓張趙兩人賣掉自己。因此，周光權教授利用此案例抨擊四要件不重視法益侵害、客體保護等問題，客體要件是徒有虛名的指責，實際上顛倒了事實，混淆了是非，用自己的錯誤攻擊自己的另一個錯誤。從社會效果看，本案趙某的行為不定罪處罰，社會規范意識恐怕會動搖，公眾的法感情難以接受。
（五）、非法采集血液致人重傷案
甲因生活窘迫多次到違法抽血點賣血，乙發現甲此次賣血離上次的時間太短，就勸阻甲，但敵不過甲的苦苦哀求，乙對甲抽血，導致甲陷入昏厥，甲出現重傷結果。本案應如何處理？
周光權教授認為，雖然有甲的承諾，但是，違法抽血的乙知道自己的行為違反公序良俗，承諾無效，乙構成故意傷害罪。按照責任共犯論，甲使乙陷入責任和刑罰處罰的地步，甲是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但是，甲的自傷身體不是犯罪，在成為違法抽血的被害人之時，甲就構成故意傷害罪的教唆犯，難以讓人接受。
評析：乙不構成故意傷害罪，應成立非法采集血液罪（過失地對人體健康造成重傷結果）。接受他人自愿賣血的行為，與刑法意義上的故意傷害行為無法相提并論，本案乙既沒有傷害的故意，也沒有傷害的行為，成立故意傷害犯罪的觀點過于牽強。有關甲構成故意傷害罪教唆犯的觀點，甚至周光權教授自己都是無法理解的。本案例周光權教授因自己的錯誤而推導出讓人難以接受的結論，原因在于周光權教授從來沒有處理過此類案件。
（六）、爬樹強奸案
甲暗戀鄰居家乙女，某日，甲趁乙獨自在家便潛入其家院落內，并爬上樹窺探乙在家的一舉一動。甲在樹上艱難地度過四小時后，意外遇到閃電雷雨。乙覺察到甲的行為并報警。“我爬上樹，確實想強奸她。”面對民警，甲坦白了他爬上樹的主觀企圖，表示愿意接受刑法處罰。該地法院經審理認為：甲翻墻進入乙家，企圖與之發生性關系的目的很明確。因天氣突變，他自覺地終止了犯罪行為，但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鑒于其從主觀上終止了犯罪行為，可對其依法減輕處罰。法院據此判處甲有期徒刑一年緩刑一年。
劉艷紅教授認為，在本案中，甲爬上女鄰居院內的樹上偷窺，竟然被定為強奸罪，可以說，這是典型的從主觀到客觀認定犯罪導致的錯誤結論。先抓到甲，再詢問得知其主觀上有“想強奸”的意圖，客觀上則通過將趴在樹上偷窺的行為解釋為強奸罪預備，再借助主客觀相統一的四要件體系，使甲的行為符合強奸罪的主體、主觀以及客觀和客體要件，那么，結論當然是甲的行為構成強奸罪。
評析：根據案情認定甲成立強奸罪（預備）是符合實際的。盡管刑法總則中明確規定了預備犯可以比照既遂犯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但是實際執行中對于預備犯一般都是免除處罰的。本案甲被定罪判刑，應是司法機關執法過程中出現了機械執法的罕見錯誤，不具有代表性。然而，劉艷紅教授利用此錯誤抨擊四要件定罪的主觀化和處罰的擴大化，沒有道理可言，有借題發揮的嫌疑。因為四要件體系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與定罪的主觀化和處罰的擴大化是格格不入的。
（七）、李某富故意殺人案
李某富因懷疑妻子王某與張某有不正當關系而起爭執，王某離家出走，李某富去岳父家尋找并在后者家中吃完晚飯，后李某富從廚房里拿出兩把菜刀，邊磨邊自語：“我今天就把你們都殺了！”并寫下遺書稱“要帶張某和岳父一起上黃泉路”。為逼岳父說出王某的下落，他把岳父叫到屋外僻靜處，繼續以殺人相威脅。見岳父老淚縱橫，李某富才將掐著岳父脖子的手松開。此時己是深夜，李某富悄悄從廚房拎了菜刀出門，準備去找張男尋仇，因不知道張男的住處，轉了一圈后于次日凌晨拎著菜刀回屋。接到報警守候在屋內的警察將李某富逮住并從其身上搜出遺書。本案最后法院經審理，判決李某犯故意殺人罪，處以有期徒刑三年。
劉艷紅教授認為，本案李某富為了實現其“要殺人”的念頭，磨了菜刀，威逼了岳父，尋找了被害人，只因未能找到被害人張男，李某富便回家。根據刑法有關犯罪預備的規定，李某富的行為固然屬于為了實施故意殺人罪而準備工具、制造條件，但問題是，李某富出門尋找張男未果之后，并未繼續其行為而是悄然回家，這說明，李某富的行為是故意殺人預備的中止行為，該行為應該屬于不可罰的預備中止，亦即其對被害人人身法益的侵害根本達不到動用刑罰懲處的程度，因此，李某富的行為應該無罪。
評析：李某富揚言要殺人，為了逼岳父說出王某的下落，還有將岳父叫到屋外僻靜處，繼續以殺人相威脅。看見岳父老淚縱橫，李某富才將掐著岳父脖子的手松開。爾后，又深夜持刀去找張某尋仇未果等。李某富的行為已經嚴重威脅到其岳父的生命安全和侵害了岳父家住宅生活安寧，其行為已經達到應受刑罰處罰的程度，至少可能成立尋釁滋事罪了。因此，劉教授認為李某富行為無罪的觀點，只考慮了找張某尋仇未果這一部分事實，沒有考慮全部案件事實。劉艷紅教授以此案例作為實證，認為主客觀相統一在實踐中其實就是以主觀為先導的，想殺人、要殺人的主觀意圖，決定性地決定了李某富的行為性質。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片面、孤立，罔顧全案事實，目的就是為了否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然而，以主觀為先導，由主觀意圖決定性地決定著行為性質的做法，與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完全是背道而馳的。
（八）、俞某等人共同搶劫案
某日晚，王、劉、俞等人吃完晚飯后在街上閑逛，劉抱怨口袋沒錢，俞想起同學孫在外打工剛回來，認為孫肯定有錢，且家中沒有其他人，便提議去孫家搶點錢。在俞帶領下，他們攜帶兇器來到孫某家附近。俞因自己和孫是同學害怕被認出，在詳細描述孫家房屋結構、室內人員情況和騙取孫開門的借口之后，俞在離孫家百來米處放風兼看守摩托車。本案中，俞究竟是成立實行犯，還是教唆犯或幫助犯？
劉教授認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構成要件說，俞主觀上具有搶劫罪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放風行為而不是直接入室劫取他人財物，于是俞不能被認定為實行犯，而只可能是教唆犯或幫助犯了。問題是，這樣的認定是錯誤的。
劉教授認為簡單而抽象地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的構成要件說，就會認為俞的行為不符合搶劫罪客觀要件，于是得出俞不是實行犯而是教唆犯與幫助犯的結論。如果立足于俞在整個案件中客觀上所起的實質作用，就不會將俞的行為當做教唆犯或者幫助犯。
評析：本案中俞的行為按照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本身就不能成立教唆犯或者幫助犯，而是實行犯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劉教授自己犯了一個形式主義的錯誤，然后借用這個錯誤不加掩飾地抹黑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事實上，實務中犯這種錯誤是非常罕見的。
（九）、單方幫助故意殺人案
甲殺乙，持刀緊追乙，丙見狀，在乙必經之處放置一塊石頭，乙恰好逃經此處并被石頭絆倒，甲得以順利殺乙。丙能否成為甲故意殺人罪的共犯？這即是共同犯罪領域長期有爭執的片面共犯的問題，亦即在共同犯罪行為之中一方以加功的意思并協力于他人的犯罪行為，而對方并不知情，從而缺乏共同意思聯絡的情況。片面共犯能否成立共同犯罪，是我國刑法學界長期討論卻仍見分歧的一個重要問題。否定論者曾指出，片面共犯僅有“片面聯系”而缺乏“雙方一致的主觀聯系”，“主張‘片面共犯’成立的人違反主客觀統一的基本原則，以共同行為為標準，而忽視、拋棄了主觀聯系性這一標準，這是‘客觀歸罪’的反映”。肯定論者則認為：“我們認為片面共犯是可能存在的”，“暗中故意幫助他人實施故意犯罪，被幫助者雖不知情，但幫助者既與他人有共同犯罪的故意，又有共同犯罪的行為，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按片面共犯論處，是比較適宜的，怎么能說這是‘客觀歸罪’呢？”同樣是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和主客觀相統一的構成要件說，在肯定論者那里，它是認同處罰片面共犯的理由；在否定論者那里，卻是反對承認片面共犯的理由。如此滑稽的局面，充分暴露了根據所謂的主客觀相統一的構成要件理論根本無法解決片面共犯這樣的實際問題。
劉艷紅教授認為，上述案件中，如果不處罰丙，顯然違背了國民的規范意識，因為舍卻丙的暗中幫助行為，甲難以順利殺死乙，丙的行為在性質評價上已然具備侵犯乙生命法益的可罰程度；但是，如果獨立處罰丙，則丙缺乏故意殺人罪的定型行為，亦即殺害乙的殺人行為，其罪名根本無從確定；如果以間接正犯處罰丙，又違背了間接正犯的基本原理，因為間接正犯是指利用不知情的他人作為工具實施犯罪的情形，更何況，對于片面的教唆犯、幫助犯等其他不是實行犯的情況還不能套用間接正犯來處理。所以，目前理論與實務的通說均是承認片面的共犯。
評析：片面共犯的肯定論者或否定論者，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以相同的主客觀相統一原則進行評價，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結論是正常現象，何談滑稽局面？需要強調的是，本案中丙不是什么片面共犯，而是單獨的實行犯，其罪名是故意殺人罪。劉教授所謂丙缺乏故意殺人罪定型行為的觀點，只說明這位劉教授無力處理這種疑難案件。丙明知甲要殺乙，卻設置障礙使其被絆倒從而被甲殺害。表面上看，只是甲殺死了乙，丙只是將乙絆倒了。但是，從丙的角度觀察，丙將乙絆倒，主觀上具有殺人故意，客觀上借甲的手將乙殺害，丙也是故意殺人。丙之所以沒有親自動手殺乙，是因為特定情形下不需要親自動手就能達到目的。本案的情形與丙主動將乙引入他人設置的死亡陷阱殺害乙的性質完全一樣。因此，丙不是什么片面共犯，而是采取了“借刀殺人”方式進行故意殺人的正犯。這種殺人方式特殊，與定型化的殺人行為差距比較大。刑法意義上的共同犯罪，強調共同故意，片面共犯不可能有共同故意，故片面共犯沒有太大的意義，實務中宜作單獨犯處理。劉教授所謂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無法處理片面共犯的觀點，其實是劉教授無力處理此類案件，卻要企圖唱衰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
（十）、白糖當砒霜、稻草人當真人等對象不能犯
誤將白糖當砒霜的工具不能犯，誤將稻草人當真人的對象不能犯成立犯罪未遂的問題。劉教授認為，主客觀相統一的犯罪構成理論在認定不能犯未遂是否成立犯罪、是否有可罰性時，沒有考慮到此類行為客觀上絕對不可能發生法益的侵害或者危險，而是固執地認為客觀上實施了某種行為，主觀上具備實施某種犯罪的故意，按照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及其犯罪構成理論，理所當然地成立犯罪。于是乎，不能犯未遂就具備了可罰性。問題是：在此層面上所統一的客觀方面是否還能稱為犯罪的客觀方面？譬如，射殺稻草人的行為還能叫殺人行為嗎？如果認為可以，那顯然是基于這樣的邏輯：出于殺人故意的射殺行為當然是殺人行為，既然是殺人行為，又有主觀故意，主客觀相統一，當然就可以作為故意殺人罪的未遂予以處罰了。可見，傳統刑法理論雖然一再聲稱是根據主客觀相統一的犯罪構成要件理論來確定所謂的客觀方面以及主客觀之統一的。也因此，我國刑法理論對不能犯未遂的處罰一直飽受詬病。有學者早己指出，這種做法不僅沒有堅持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導致主觀歸罪，而且還有擴大刑法處罰范圍之嫌疑。
評析：在學界劉教授的觀點算是有代表性的。然而，學界的某些觀點，最大的問題是不切實際。例如，去年司法考試中救了女友不救母親成立不作為的故意殺人罪。學界常有奇葩觀點出現，不足為奇。事實上，將白糖當砒霜、稻草人當真人的假想案例，涉及故意殺人犯罪，都是極端型的案例。實務中許多罪名的未遂犯，不少在偵查階段就被忽略了，真正進入訴訟程序并不太多。但是，將白糖當砒霜投毒殺人、將稻草人當真人開槍殺人，具有共同的特點，就是對犯罪指向的對象而言，要么毫無防備，要么無法防備，被害人面臨的危險性極大。最重要的是，行為人因意志以外的原因，這次沒有殺死對方，可能繼續進行下一次作案。打擊犯罪當然要考慮法益是否受到實際侵害。然而，實務中同樣應考慮現實情況，以防患于未然。等到行為人把人毒死了、把人槍殺了，司法機關才介入處理就晚了。能夠避免悲劇發生而沒有避免，司法機關將難辭其咎。因此，刑法理論需要考慮特殊情形，對前述極端案例定罪處罰是妥當而無可非議的。劉教授將極端情形的案例作為普通情形，詆毀四要件體系主客觀相統一原則導致主觀歸罪、擴大處罰范圍，以偏概全，沒有客觀公正可言。
上述十個案例是我從德日派刑法學者的著作中隨意挑選的，它們都是被用來攻擊四要件不如三階層體系的。事實上，絕不可能存在這種案例：用三階層處理的結果比四要件處理的結果好，或者三階層能夠處理，四要件不能處理。無論何時遇到這種案例，原因無他，都是出了錯誤或者產生了錯覺。我國德日派學者最大的短板就是實務能力非常有限，他們不愿意走先實務家后刑法學家的道路，企圖通過著書立說直接成為刑法學家。刑法是實踐的科學，不先煉成實務家，幻想著書立說走捷徑直接成為刑法學家，如同在沙漠上修建高樓大廈一樣。當今中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刑法學家，只有你抄我，我抄你忙于著書立說的刑法學學者和教授。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大力推行的階層論體系，既談不上是什么先進性的代表，也談不上與我國國情現狀相適應，在我國沒有推廣的價值。可是，我國德日派刑法學者中不少人對階層體系陷入癡迷狀態，產生了幻覺，我國刑法學的發展面臨走彎路甚至誤入歧途的現實危險。筆者八個字評價三階層：舍易求難，故弄玄虛。當然，筆者并不否定，三階層作為一種定性的方法也是可以使用的，只是過于高大上，遠非一般人所能為。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法律是一門實踐的科學，必須堅持實事求是，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事實證明，四要件體系雖然理論和實務中都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總體上這個體系是科學的，是能夠承擔起歷史重任的。經過改造，四要件體系成為四要件（維度），形成了以主客觀相統一為核心的直接定性法，任何三階層能夠解決好的問題，四要件（維度）體系都能夠完美地解決。最大優勢的是，直接定性法簡單易學易會，并且結論客觀唯一，不容易出現意見分歧。下面筆者應用直接定性法，通過經典案例演示四要件（維度）體系簡潔明快的魅力。
對于洞穴奇案，主客觀要件顯然符合故意殺人的規格標準，但是案發時的特殊背景——犧牲一人救活多人，削減了殺人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綜合衡量的結果是全案社會危害性大大下降，客體要件達不到典型故意殺人犯罪規格標準之要求，故不構成故意殺人罪。
對于癖馬案，涉及期待可能性理論，同樣可以納入犯罪客體之綜合衡量功能中進行考慮。主客觀要件顯然符合過失罪的規格標準。但是，馬車夫因養家糊口，不得不冒險駕駛馬車，這一特殊背景能夠削減馬車夫的過失行為之社會危害性，使癖馬案的犯罪客體要件達不到過失犯罪所要求的規格標準而出罪。
為修路開山炸石而制造黑火藥案。從主客觀方面完全符合非法制造爆炸物罪的規格標準，但是，由于行為之生產生活正當需要的背景，爆炸物已經使用了，路已經修好了，沒有造成任何不良后果，削減了非法制造爆炸物行為之社會危害性，使得全案的社會危害性降為零，因而本案犯罪客體要件達不到非法制造爆炸物罪之規格標準要求，故全案認定為無罪，根本不需要引用刑法第十三條之但書規定（該案處理曾因引用但書而飽受刑法學者批判）。
對于女青年在晚上為避免被殺，與同睡一床的歹徒的妹妹調換位置，導致他人被殺身亡，自己得以生還的案件。周光權教授認為，該案司法實務上通常會根據通說的法學理論以故意殺人罪對女青年定罪判刑。此處通說在處理“犧牲他人的生命保全自己”的案件中，容易得出行為完全符合四個構成要件，不能成立緊急避險，從而有罪的結論。筆者認為周光權教授的觀點并不代表實務界正確的觀點。其實該案不少學者認為女青年構成故意殺人罪。本案中女青年的行為用四要件進行衡量，根本不符合故意殺人罪的構成要件，主要是女青年不具有殺人的主觀故意，客觀上不具有殺人的客觀行為，女青年理所當然無罪。調換位置讓歹徒的妹妹處于危險境地，的確是事實，但在當時情境中，女青年別無選擇，換成其他任何人，都會做女青年同樣的事。因此，女青年與歹徒妹妹調換位置的行為本身，不具有自由意志，沒有選擇合法行為的余地。本案調換位置的行為，與前述第九個案例中的情形完全不同，不屬于“借刀殺人”型的故意殺人行為。周光權教授用實務中出現的錯誤觀點抨擊四要件體系，以偏概全，既不嚴肅，又不嚴謹。
我國刑法理論如果說當初照搬照抄是沒有選擇的話，那么數十年后再次主動照搬照抄恐怕將難以對子孫后代作出交待。我國刑法學界德日派學者形成的一股要直接或者間接以三階層取代四要件的逆流，需要認真反省，但愿這些德日派刑法學者不要好心辦錯了事，不要成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負能量，真正做到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和時代。
作者單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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