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軼民 ]——(2004-3-4) / 已閱14122次
從于建東貪污、挪用公款案引發的
職務犯罪預防的若干思考
作者：賀軼民
單位：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研究室
單位：010-65014161
當前，職務犯罪的法律形式日趨復雜，實踐中還往往呈現出多種形態交織的特點。這表明，職務犯罪的主體日趨多樣化，犯罪手段日趨專業化和隱蔽化，犯罪思想成因日趨深層化，這無疑給相對滯后的職務犯罪預防工作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院辦理的于建東貪污、挪用公款案就是這樣一起很具有代表性的職務犯罪案件，雖然早已塵埃落定但卻發人深思。
一、案情簡介
案發前，被告人于建東系北京某國有集團總公司下屬某公司投資組建的通達咨詢公司、亞風經銷公司經理。此前被告人從部隊轉業回地方后一直在該集團總公司下屬公司工作，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1989年被該集團總公司下屬公司聘為經理。1994年1月至3月間，被告人利用擔任通達公司和亞風公司經理職務的便利，將亞風公司收取的貨款74.9萬元轉入通達公司賬戶，隨后以歸還亞風公司款的名義，將其中的人民幣44.4萬元轉入河北某公司賬戶，以其妻子的名義為其個人購買汽車一輛。1995年5月至9月間，被告人利用擔任通達咨詢公司經理的職務便利，在該公司以北京某裝飾工程有限公司名義承攬的“南海觀音寺”工程中，將應由通達咨詢公司收取的工程款人民幣50萬元和39萬元，分別轉入以其妻子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通天地經濟文化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和江蘇某市家用電器廠，予以侵吞。1996年10月至11月間，被告人利用其擔任通達咨詢公司的職務便利，在某大廈的工程建設監理業務中，將北京某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支付的工程監理費36萬元中的15萬元挪用至以其妻子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通天地經濟文化發展有限責任公司中，用于經營活動。同年12月間，被告人又以類似手段挪用通達公司向北京某公司的借款100萬元用于償還個人欠款。該案業經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判處被告人于建東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二、案件呈現的一般特點
此案在當前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職務犯罪的司法實踐中很具有代表性，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1、被告人在擔任企業領導職務期間長期缺乏有效監督。被告人于建東在1994年1月至1996年12月長達兩年的期間內，多次貪污、挪用，上級單位毫不知情，直至案發。
2、企業內部管理混亂，私有意識逐步強化。在被告人任職的兩個公司，公司會計同時也是以被告人妻子為法人代表的北京通天地經濟文化發展有限公司的會計，致使資金流轉不代表企業行為，隨意性強。被告人于建東“老板意識”濃厚，導致錯誤的私有意識逐步強化，并直接體現在日常工作中。
3、利用家庭成員或者近親屬設立相關性質公司，采取隱蔽的手段侵吞國有財產。被告人于建東用妻子的名義成立了北京市通天地經濟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大肆利用國有資產進行個人商業經營，從中謀取非法利益為個人所得。
4、假借正常的經濟商務往來，采取制作假帳務、假票據等手段，轉移國有資產以達到歸個人使用的非法目的。
5、法制觀念淡薄，個人私欲極度膨脹，長期放松思想教育。被告人于建東在法庭上辨稱北京市通達咨詢公司、亞風經銷公司是個人公司，其與“南海觀音寺”的工程承攬項目是其個人的承包行為，在公司的管理過程中儼然以老板自居，不參加上級公司會議，公司經營狀況也不向上級公司匯報，個人享受思想濃厚。
三、案件反映出的問題
（一）有的國有企業干部任免程序尚不科學
國有企業領導干部擔負著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艱巨任務，從事著非常重要的日常生產經營管理活動，可控制、調用、交易的資產數目龐大，因此，國有企業干部任免程序的科學性應當引起充分的重視，避免干部任免的主觀性、個人性和隨意性。要把好“進人關”，暢通“出人口”， 以建立健全選拔任用和管理監督機制為重點，以科學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為目標，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擴大企業員工對干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擇權和監督權，完善干部職務和職級相結合的制度，建立干部激勵和保障機制。
（二）實踐中落實競業禁止制度缺乏有力監督
競業禁止的義務可以說是世界各國公司法統一的規定，我國《公司法》第61條規定：“董事、經理不得自營、或者為他人經營與其任職公司同類或者從事損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動。從事上述營業或者活動的，所得收入應當歸公司所有。”“董事、經理除公司章程規定或者股東同意外，不得同本公司訂立合同或者進行交易。”在實踐中，由于對違反競業禁止制度的行為還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裁手段，尤其是國有企業，國有資產的監管體制還不甚完善，這種現象仍然以不少的數量和不同的形式存在，它們還往往和職務犯罪的行為糾纏在一起，有時更是難以區分，導致理論與實踐的脫節。
（三）個人價值和職務價值在認識上存在混淆
在市場經濟還不是特別完善的背景下，企業商務往來不可避免地受個人關系影響。在這種情況下，一些企業負責人容易誘發或者滋生不平衡情緒：“以自己私人關系為國有企業謀發展，拿一點不算什么。”正是因為這一點，很多職務犯罪就不知不覺地逐漸形成。國有企業領導干部在從事經營管理的過程中，為了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必然要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社會資源。而在各種社會資源的使用過程中，從表面上看，企業領導干部的個人關系和職務關系相互結合在一起，共同推動社會資源的合理使用。從本質上分析，個人價值和職務價值存在著顯著的區別，職務價值起著主要的推動作用，個人價值起著輔助作用。身為國有企業領導干部，法律賦予的職位使得在這一職位上的人員必然有著相應的影響力和處分權，在與外界接觸、交易的時候，其職位保障了權利的有效行使，缺乏了職位價值，個人價值的效果很難有效發揮。也就是說，個人價值必然要以職務價值為依托。當然，職務價值的充分發揮，還要受制于個人價值的品位。因此，既要解決好國有企業負責人待遇問題，使按勞分配的原則在實踐中得以正確貫徹執行，又不能顛倒職務價值和個人價值的主次位置，避免出現個人至上的認識誤區。
（四）“大樹底下的小腐敗”，“二級公司腐敗”，“小部門、小職務和大蛀蟲”問題不容忽視
一般來說，大、中型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相對比較深入、科學，其組織建構和經營管理大部分都能嚴格按照公司法的規定進行，職務犯罪發生的幾率相對也就較少。實踐中的問題是，有的大中型國有企業財大氣粗、業務繁忙，對下級公司往往疏于管理，放任自生自滅。致使其下級公司、二級公司，大部門中的小機構，經常容易發生職務犯罪。而這些“小職務、小部門”卻還往往存在著“大腐敗”，給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也不可低估。案例中被告人所在的兩個國有公司級別不高，相對其上級公司和集團總公司而言，資產較小，但被告人在兩年內侵吞的國有資產卻不是一個小數目。
（五）干部考核中剛性制度和柔性制度的比例失衡
在干部考核的過程中，剛性制度易操作，欠全面；柔性制度易失控，可綜合。剛性制度或者柔性制度過多都不能正確考核、評價干部。案例中上級公司在對被告人的考核中，基本上都是柔性制度，缺少剛性制度的考核，這樣就很容易使考核工作流于形式，主觀性、隨意性占主導地位。剛性制度主要以專業考核為基礎，能直觀地反映工作的完成情況，但是不能全面地反映出工作中的深層次問題，比如情勢變遷、政策調整、目標替代等等；柔性制度靈活性較強，能夠綜合評價工作的得失和能力的發揮程度，但是其客觀性容易失衡，易受人情關系影響。
（六）現代企業制度在有的企業得不到有效實施
企業的現代化管理是民主管理和科學管理的結合。以股東投資行為為基礎，傳統所有權在公司中轉換為股權和公司法人權利，二者相互獨立又相互制衡。公司制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通過產權制度的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徹底改變舊體制下的政企關系，使國有企業成為名副其實的企業法人。毫無疑問，我國的大中型企業的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上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也不可否認，小型企業、大中型企業的下屬企業、二級公司、分支機構，在貫徹執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力度上還是有所欠缺，有的是空有其名，其實難符。于建東貪污、挪用公款案就能最突出地反映出這個問題，作為受公司法調整的兩個公司：北京通達咨詢公司和亞風經銷公司，卻無視公司法的存在，大量從事違背公司法規定的經營活動。該案也同時給我們以深深的啟示，國有企業違反公司法的行為如果在早期就能夠得到及時的矯正，很多職務犯罪行為就有可能被預防，尤其是最容易出現問題的大中型企業的下屬企業、二級公司和分支機構。
四、預防職務犯罪的對策思考
（一）完善立法工作，從源頭上預防職務犯罪
世界各國都很注重從立法上對職務犯罪進行源頭控制，實踐證明，立法必須及時敏銳地捕捉到社會發展的變化，才能有效地維護法律的權威。
首先，各級工商管理部門進行企業和個體經營戶的登記注冊時，應當要求法人或者企業合伙人或者個體經營主提供家庭成員和近親屬職務表，對虛假提供此項內容的有必要在立法上進行刑事制裁。工商管理部門及時將職務報表以網絡查詢等形式不公開地反饋給各級企業紀檢監察部門、公司監事會、審計部門。對于企業負責人家庭成員、近親屬從事經營活動特別是相關行業經營者，企業紀檢監察部門、公司監事會應當積極加強監督、審計工作，將國有資產的管理進行情報網絡化，暢通政府各職能部門的信息渠道，有效監控國有資產的流轉。
其次，有必要對國有企業中違反競業禁止制度的行為予以刑事立法調整，有力打擊以公謀私、中飽私囊現象，同時也進一步肅清職務犯罪領域的理論模糊區域，規范市場競爭行為。
（二）推行“明鏡工程”，全面完善預防職務犯罪的方法和手段
明鏡“可以正衣冠，可以察得失”。我們要積極借鑒預防職務犯罪的國際成功做法，大力推行“明鏡工程”，并將其制度化。具體做法是，由企業自己找出本部門容易導致腐敗問題發生的環節，并制定相應的預防腐敗計劃，每年修訂一次，向檢察機關做出書面陳述，檢察機關職務犯罪預防部門負責檢查督促。企業對本部門的工作流程比較熟悉，在擴大職工參與的基礎上，通過民主和專業的程序努力達成共識，以明鏡常查身，由被動預防變為主動預防，使預防職務犯罪工作走向內部預防和外部預防相結合，橫向預防與縱向預防相結合，事前預防和事后預防相結合，總體預防和局部預防相結合，專業預防和系統預防相結合的新路子。
（三）大力推行聘任法律告知和權力警戒制度，強化審計功能，充分發揮監事會作用
企業聘用干部時，在檢察機關的配合和介入下，由聘用部門對受聘人進行法律責任告知，同時進行相關法律知識的專項培訓，強化感性認識，深化理性思維，前移預防思想關口。“聘任告知”和“離任審計”要雙管齊下，齊頭并舉，任職期間由上級紀檢監察部門定期進行權力警戒，以教育挽救干部為出發點，將考核工作落到實處，使企業領導干部明確手中的權限范圍，將權力的效能完整地發揮、運用在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上和企業的經營管理上。同時要加強審計部門的常規審計，擴大企業員工對審計工作的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將日常審計、年終審計、離任審計、臨時審計和專項審計有機地結合起來，并切實落到實處。監事會作為公司法規定的監督機構，作為對國有資產維護的有效手段，檢察機關應當與其加強交流，要有側重地將預防工作機制引入到監事會日常工作當中去，從以往同紀檢監察部門聯系的模式走向紀檢監察、監事會雙重聯系的模式，在這一模式的規范下，將預防的重心適當下移，針對小型企業、大公司小部門、二級公司開展深入的調查，幫助企業建立健全制度，促進職務犯罪預防工作不斷專業化、規范化。
（四）建議財務人員進行獨立管理
財務賬冊是一個企業經濟往來的完整、正確記錄，“不做假帳”是一個會計人員應當恪守的職業道德。實踐中，會計人員服從于企業領導，很難保持相對獨立，這種體制必然會產生許多問題。案例中被告人于建東所在的兩個國有公司的會計人員就是以其妻子為法定代表人的個人公司的會計，這種會計制度是很難正確記錄企業的正常合法經營的。因此，有必要下大力氣純潔會計人員隊伍，加強對財務人員的管理和教育。比較現實的措施是對各級國有企業的財務人員由同級國有資產管理局統一管理，對國有資產管理局負責，這樣才能有效地制約國有企業領導人處置國有資產的隨意性和主觀性，保障財務人員的獨立性，達到有效預防職務犯罪的根本目的。
（五）建議國有資產進行分級管理
國有資產的管理在效率上應當直線化，在模式上應當曲線化，應當探索出一個分級管理、統一負責的框架體系。在國有資產管理局的統一管理下，建立健全企業黨組織的發展體制，發揮企業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拓寬廠長負責制下黨委書記以及黨的機構職權，管理好國有資產，有效防止國有資產的流失。國有資產管理局負責宏觀的管理、資產的損益、稅后利潤的分配，企業的黨組織負責財務狀況的變動調查、資產負債的分析，使各級國有資產的流向分明，將監督落到實處，做到長期與短期的有效結合。案例中被告人于建東對國有資產的非法處置行為往往和正常經營行為混合在一起，使得對國有資產的監督必須專業化、日常化，在國有資產管理局的專業指導下，由企業黨的組織負責日常監督，既不影響企業的正常經營，又同時保障國有資產的合法運作。
（六）充分發揮、拓展傳統教育手段在新時期的工作機能
思想的火花是人類的共同驕傲，一個無思想的人也就不能成為一個嚴格意義上的人。正因為不同個體的人的思想呈現出多樣性，社會生活才因此豐富多彩。實踐證明，放松思想教育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小則敗壞個人德行，大則淪喪社會情操。傳統的思想教育因其長期的發展而生存，但在東方文明的國家，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價值觀念的劇烈沖撞，教育與人情的相宜日趨弱化，兩者的對立經常凸顯，在個別問題上還會激烈抵消。人們逐漸痛恨簡單的說教，也逐漸習慣人情的阻隔，因此必然產生監督和人情的難分難舍，有效的監督手段自然也就會蕩然無存。案例中被告人于建東從不參加上級公司的任何會議，也就因此似乎享有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特權，與其說是特權害了他，不如說是思想教育的蒼白害了他。顯然，在新的歷史時期，傳統的思想教育手段不能丟，關鍵是怎樣突破人情關，將思想教育工作做到實處，使監督體制在思想上得以鞏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