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佑良 ]——(2016-10-28) / 已閱5739次
關于《刑事審判參考》第1063號參考案例的商榷意見
案情簡介：2009年4月，彭桂根、習金華、彭淑韋合伙經營位于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區下村鎮的高山選礦廠。2010年4至5月間，習海珠為迫使彭桂根等人轉讓該廠，多次指使習小紅、習思平、以每去一次每人發50元錢為條件，組織本村部分老人、婦女到廠里，采取關電閘、阻攔貨車裝貨等方式阻礙生產，并對工人進行威脅。2010年11月、2011年4月，彭桂根、習金華、彭淑韋三人先后被迫將該選礦廠以390萬元的價格轉讓給習海珠。習海珠陸續支付了彭桂根222萬元，但仍欠彭桂根75萬元，彭桂根多次討要。2011年7月3日21時許，在新余市暨陽五千年娛樂城301包廂內，習海珠指使艾宇剛等人毆打彭桂根，并逼迫彭桂根寫下收到習海珠購買高山選礦廠所欠75萬元的收條。經鑒定，彭桂根所受身體損傷構成輕微傷乙級。
分歧意見：該案處理時，存在二種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雖無法認定彭桂根書寫收條的具體內容，但習海珠等人采取暴力手段逼迫彭桂根書寫收條，其目的是消除自己所欠彭桂根的債務，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權利，故習海珠等人的行為構成搶劫罪。因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系搶劫未遂。
第二種意見認為，在案證據可以證實，習海珠等人逼迫彭桂根所寫收條的內容為“收到習海珠購買高山選礦廠所欠75萬元”，習海珠等人的搶劫行為已實施終了，債務已經消滅，屬于搶劫既遂，對習海珠所犯搶劫罪應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幅度內量刑。
評析：本案認定習海珠等人采取暴力手段逼迫被害人彭桂根寫下收條的行為，目的是企圖消滅自身所欠的債務，該行為成立搶劫罪是正確的。但是，本案財產性利益成為侵財犯罪的對象，屬于特殊情形，不能簡單地推而廣之，所以裁判理由并不妥當。在我國侵財犯罪的立法中，對象都是財物。換言之，侵財犯罪的對象只包括財物，不包括財產性利益。然而，刑法學界不少學者，尤其是張明楷教授極力主張將財產性利益納入刑法調整的范疇，一些年輕學子深受影響，本案裁判理由的作者就是其中一位，應當引起實務部門注意。
為什么財產性利益不應納入侵財犯罪調整的范圍？原因是侵犯財產性利益的情形，相對于侵犯財物的情形，社會危害性相對要小。主要是侵犯財產性利益，往往不能給被害人造成即時的經濟損失，被害人相對容易采取措施進行補救。舉個例子，本案被害人如果還沒有交付選礦廠給習海珠等人，那么本案被害人即便書寫了“收條”，實際上并沒有遭受財物損失。相反，卻可以采取報案措施，尋求相關單位介入，對自己的合法權益進行救濟。侵犯財產性利益的情形，行為人往往會留下把柄給被害人，使得被害人可以通過民事或者行政渠道進行救濟。除了社會危害性相對較少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財產性利益的范圍很廣，許多情形下無法評估財產性利益價值的大小，因而不具有可操作性。
我國立法采取的是大民法小刑法的調整格局。在各種侵害法益的行為中，只有社會危害性最突出最嚴重的行為類型，才被納入我國刑法調整的范疇。這是千百年來我國教育大多數，打擊極少數的傳統刑事政策所決定的，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這種立法上的特色，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在德日行之有效的目的解釋論的應用。這意味著，張明楷教授所極力推崇的目的解釋論，在我國不能大行其道，應用范圍是相對有限的。在刑法解釋學上，以張明楷教授為代表的德日派刑法學者，不顧我國人口眾多的國情，盲目照搬照抄德日的刑法理論，打著法益保護的大旗，以所謂擴大解釋為名，任意突破刑法規范本身所具有的形式束縛（也就是罪刑法定原則的形式側面），極力擴大犯罪圈。將財產性利益納入侵財犯罪調整范疇，就是張明楷教授照搬照抄國外做法的實例。張明楷教授認為刑法解釋學可以無所不能的觀點，實乃誤入歧途，走極端的表現。因為刑法解釋必須受刑法規范本身的形式束縛，不然的話，就不是擴大解釋了，而是類推解釋了。張明楷教授認為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沒有明確界線。也就是說，罪與非罪沒有明確界線。這無疑是荒謬的。另外，張明楷教授在此罪與彼罪的問題上，認為許多罪名之間（例如盜竊與搶劫）不是相互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包容的關系。如果按照這種邏輯推演下去，那么此罪與彼罪之間，也就沒有界線之分了。這同樣是極為荒謬的。事實上，此罪與彼罪之間，除了特別法與普通法外，絕大多數情形都是對立的關系。
刑法解釋，必須要受刑法規范自身形式的束縛。例如，將大型拖拉機解釋成汽車，將籠中鳥放飛，將鉆戒扔入大海，解釋成為故意毀壞財物罪等等。這些都是徹頭徹尾的不受形式束縛的類推解釋。另外，在事實不清的許霆案中，許霆取款行為本身并沒有查清（實際上許霆每次取款操作，都只是發出一個取款的請求），可是張明楷教授將許霆取款行為解釋成為盜竊行為；在事實不清的快播案中，快播公司的傳播行為（作為）也沒有完全查清楚，張教授竟然也能斷章取義地解釋成為不作為的傳播行為。從許霆案，快播案的表現來看，張明楷教授的刑法解釋學，幾乎達到了隨心所欲、為所欲為的程度，罪刑法定原則形式側面的約束功能完全被忽略了。因此，張明楷教授的刑法解釋學，架空了罪刑法定原則，大大地擴充了犯罪圈。我國刑法中的中國特色，在張明楷教授出版的教科書中幾乎被消解殆盡，完全西化了。筆者認為，我國刑法學知識所謂去蘇俄化其實是個偽命題，去德日化、去張明楷化才是真命題。
盡管財產性利益原則上不能作為侵財犯罪的對象，但是這并不妨礙在特殊情形下，財產性利益可以成為侵財犯罪的對象。所謂的特殊情形，是指行為人先前已經取得財物的情形，或者行為人可以即時兌付財物的情形。例如，行為人先向被害人借款，借得款項后產生犯罪故意，爾后實施盜竊、搶奪、詐騙、搶劫被害人手中所持有的欠條，以消滅債務的情形。這些情形由于先前已經取得了財物，再通過盜竊、搶奪、詐騙、搶劫等手段取得被害人手中的欠條以消滅自身債務的行為，使得被害人難以主張自己的權利。這種情形的實質等同于被害人的財物被行為人盜竊了、搶奪了、詐騙了、搶劫了等，因而成立盜竊罪、搶奪罪、詐騙罪、搶劫罪等。另外，盜竊他人到期的存單（財產性利益）后取款的情形等，因為能夠即時兌現，此時財產性利益等同于財物，當然成立盜竊罪。除了這些特殊情形之外，財產性利益不宜納入侵財犯罪調整的范圍。舉個例子，甲搶了乙的包，乙的包中只有一張丙欠乙人民幣二萬元的欠條，后該欠條被甲扔掉了。假如搶劫罪包括財產性利益，那么甲就是成立搶劫既遂。假如乙被搶之后報案，并向丙說明了情況，丙重新給乙打了一張欠條。在這種情形下，以搶劫二萬元既遂追究甲的刑事責任，顯然罰不當罪，違反了罪責刑相適應的原則。從該案例可見，財產性利益成為犯罪對象，不是任何情形下都是妥當的。
綜上所述，財產性利益原則上不能成為侵財犯罪的對象，只有在先前取得了財物或者能夠即時兌現的特殊情形下，財產性利益才能夠成為侵財犯罪的對象。張明楷教授關于財產性利益可以成為侵財犯罪對象的觀點，與我國立法不相符合，與我國的司法現狀也不相符合，有必要進行反思和檢討。
作者單位：湖南省城步苗族自治縣人民檢察院 肖佑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