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紅強 ]——(2017-3-9) / 已閱9823次
第五屆河北檢察理論研究年會
量刑建議書也應屬于檢務公開的范圍
河北省沽源縣人民檢察院 張紅強
我國檢察機關的信息公開被簡稱為檢務公開，這里的公開既包括執法依據、執法程序、辦案過程的公開，也包括終結性法律文書的公開。但是對于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的范圍有哪些，最高檢并沒有給予明確和具體的回答。從各地對檢察機關終結性法律文書公開的相關報道來看，大都為不立案通知書、不批準逮捕決定書、不起訴決定書、已生效判決的起訴書、撤回抗訴決定書等，并未將量刑建議書納入公開范圍之內。筆者認為，量刑建議書，作為檢察機關行使刑罰請求權的載體，是通過審查起訴對案件提出的量刑性意見，集中代表檢察機關在個案中為實現國家刑罰權以及社會公平正義所做出的努力，屬于檢察機關在量刑方面終結性、公開性的法律文書。因此，量刑建議書也應向社會公開。
關鍵詞：量刑建議書；起訴書；定罪；量刑；檢務公開
一、從法律規定上來說，量刑與定罪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起訴書作為指控犯罪的主要載體，不僅是對案件事實的敘述，而且也是對定罪方面證據的確實充分性的證明。但是我國刑訴法第53條也規定：“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即是在證明量刑方面也應與定罪具有同等的證明效力，而且刑訴法第193條規定：“法庭審理過程中，對與定罪量刑有關的事實、證據都應當進行調查、辯論”。2013年施行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469條又規定：“公訴人出席簡易程序法庭時，應當主要圍繞量刑……進行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根據案件的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出示證據”。可見，新刑訴法及相關規定實施以來，刑訴法將量刑放在與定罪同等位置，尤其適用簡易程序時重點對量刑進行法庭審理。既然作為予以定罪的起訴書能向社會公開，作為與定罪相并列的量刑的載體量刑建議書也應向社會予以公開。
二、法院刑事判決書的公開需要量刑建議書也同樣公開
2013年以來，全國法院全面推進司法公開三大平臺建設，并于2013年7月1日開通了中國裁判文書網，實現了全國30000多個法院的裁判文書將集中全部上網向社會公開。刑事判決書作為裁判文書公開的一部分，與檢察院具有很大的關聯。筆者從隨機瀏覽的Z市法院今年6月至8月不同類型的近30份刑事判決書中發現，其共性點都是不僅有認定的犯罪事實，而且也有量刑情節，包括法定的自首、主從犯、累犯等，也包括酌定的賠償被害方損失、取得諒解，認罪態度等。而從Z市檢察院所公開的對應的以上生效判決的起訴書中卻只是對事實的查明和證據的列舉，并沒有量刑的公開。筆者認為，檢察院作為指控犯罪和訴訟監督的司法機關，對于指控犯罪和審判階段的監督，很大程度上體現在起訴書和量刑建議書上（當然還有行使抗訴權的監督），在深入推進司法公開的大背景下，既然下游法院的法律文書——公開的刑事判決書=定罪公開+量刑公開，那么作為上游檢察院與之相對應的法律文書就應當是起訴書公開（定罪公開）+量刑建議書公開（量刑公開），因為這不僅關系到法院能否準確定罪，而且也體現出法院能否對被告人罰當其罪。
三、量刑建議書公開能夠倒逼公訴人辦案水平的提升
量刑建議書作為檢察機關刑罰建議的法律文書，意義重大。公訴人在審查起訴案件時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認真嚴謹制作此文書。然而，在現實工作中，量刑建議書經常出現法律術語不恰當、制作不規范以及說理不完善等問題，筆者看到過一起交通肇事的量刑建議書，在法定情節一欄只寫了自首，并沒有具體的詳細闡述和說理，細查案卷才注意到，案發后被告人沒有報警，但是有其他在場的人報警，報警后被告人一直在現場搶救傷者。筆者認為此種自動投案的自首情形應當引用2010年最高法《關于處理自首、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中的解釋進一步闡釋，增強說理性。不僅如此，有的基層院甚至不制作量刑建議書。筆者通過查閱河北省G縣檢察院2012年7月-2014年7月兩年間審結的近162件案件中，沒有一份量刑建議書，即使在庭審發表量刑建議時也僅僅是法定刑，例如，上述交通肇事案件承辦人的量刑建議就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筆者認為，對量刑建議的忽視，將使對案件定罪量刑不能準確的把控，在法院判決量刑畸輕或畸重時更不能有效提出抗訴，降低公訴人的辦案質量。
因此，在推進檢務公開的大背景下，尤其在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實行辦案質量終身負責制和錯案責任倒查問責制前提下，將量刑建議書也及時公開，可對公訴人起著一舉多得的倒逼作用:一是促使公訴人對量刑意見引起足夠的重視，樹立量刑與定罪同等重要的理念，提高案件質量意識，不僅準確地把握案件的定性，而且也能充分的做出量刑幅度的分析；二是促使公訴人對量刑建議書的制作更加嚴謹慎重，對闡釋和說理更加清晰完善，防止因文書瑕疵而授人以柄，提高文書的規范水平；三是審查案件更加認真負責，注重對量刑證據的搜集，準確地認定量刑情節、適用相關量刑方面的法律條文，提高公訴人證據意識和法律運用意識，促使公訴人提高業務素質和綜合能力。
四、量刑建議書公開有助于實現對法院“同案不同判”等量刑失衡現象的監督
同案同判是司法平等原則的應然要求，但在實然世界，由于法官都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最高法施行的《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中明確規定，獨任審判員或合議庭可以在20℅的幅度內對調節結果進行調整，確定宣告刑。在我國的審判實踐中，不少案件常常會出現同案異判的現象。筆者對2013年11月份G縣發生的兩起危險駕駛案件對比發現，一起曹某的酒精含量為96mg/100ml，另一起李某的為93mg/100ml，法院分別判處曹某拘役一個月緩刑二年，罰金5000元，李某拘役一個月，罰金2000元。可見雖然酒精含量相似，卻出現一個拘役一個緩刑的判決結果。“同樣的職務犯罪案件，如同樣是貪污4萬元，其他情節基本相同，有的地方判三年有期徒刑，有的地方判三緩刑五年，有的地方免于刑事處罰，對于這樣的判決表面看是正確的，但很難說其是公平的。” 剛剛結束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這使得法院的判決成為社會更為關注的焦點。因此，將量刑建議書向社會公開，使得法院的量刑有了參照系，看是否超出了量刑建議的范圍，能夠大大的縮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從而為量刑監督提供必要的前提。社會公眾以公開的量刑建議書中提出的量刑幅度與法院的刑事判決書作對比，尤其對于相類似的案件，看是否出現不同判的現象，通過輿論的監督和社會的反饋，從社會公眾的角度倒逼法院在判決時及時糾正出現量刑不當的法律行為，真正實現做到同案同判，罰當其罪。
五、量刑建議書公開能夠增強民眾對檢察機關的信任，也能加強社會大眾的教育效果
對檢察機關辦理的案件，尤其是那些較為重大、敏感、社會關注度較高的案件，民眾希望能夠及時了解檢察機關的辦案情況。而在檢察環節審查起訴后，對普通公眾特別是對被告人而言，量刑才是最重要的問題，即使關心罪名，也是關心罪名背后的量刑。如果不是涉及到量刑，罪名在公眾及被告人眼里一文不值。例如，在全國引起廣泛關注的許霆案，專業人士關注的是定罪，而民眾（網民）關注的則是量刑就充分說明了這一問題。正如童建明檢察長在全省檢察機關進一步推進檢務公開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所說，要讓每一個工作環節都曬在陽光之下，讓每一段工作流程都處在監督之中……讓人民群眾通過看得見、信得過的法律程序從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從而拆除檢察機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隔心墻”，架起彼此溝通的“連心橋”，增進人民群眾對法律的信仰，提高檢察機關的執法公信力。
因此，不僅起訴書要公開，量刑建議書也要公開，這對于實現社會公眾對檢察工作的知情權和量刑監督權具有重要意義。通過公開量刑建議書，能夠促使檢察機關改進工作乃至調整工作思路，及時規范量刑建議，使社會公眾獲得一種對他人行為的大致預期，這種預期符合一般理性人判定標準，公眾就會對檢察機關具有一種信賴力，因為多數情況公眾關注的不是被告人被判定什么罪，而是判了多少年，重不重，對于“天價葡萄案”就是很好的論證。而面對公眾的質疑和異議，檢察機關積極的從客觀公正的角度予以法律解釋，逐漸地消除歧見，使得公眾逐漸的看到評判的公正性，最終會樹立起檢察機關的司法權威。與此同時，將量刑建議公開化，使量刑在可能的限度內與公眾意識相吻合，使其明知法定、酌定的從輕、減輕、從重、加重的處罰情節，褪去檢察機關那份執行刑罰的神秘面紗，能逐漸的培養起公眾對刑法處罰的認知，從而“增強全社會厲行法治的積極性和主動性……使全體人民都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這也是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統一的具體實踐。
在目前的實施方案中，即使沒有列明量刑建議書為公開的內容，但筆者認為，最高檢《人民檢察院終結性法律文書互聯網公開公正規定》第四條第（三）項以“其他”的兜底性條款規定的應當包含有量刑建議書。這是因為，法律具有局限性，不能窮盡所有變化的社會現象，因此法律條文常常用“其他”或“等”字來概括，此時所包含的內容應當是和所列舉的事項（比如本規定第四條第（一）款為人民法院已作出生效判決案件的起訴書）具有同性質、同方向、同思路的同類事項，經過以上分析，量刑建議書所體現的量刑價值和起訴書所體現的定罪價值具有同等性，量刑建議書應包含于“其他”的兜底性條款中，應當作為檢務公開的范圍，向社會公開。不過筆者認為，應當將量刑建議書放在起訴書的同等地位，以列舉的方式將量刑建議書作為公開范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