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冠華 ]——(2017-5-22) / 已閱11970次
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新舊對照解讀之二十：通用合同條款關于技術標準和要求的定義(第1.1.1節第1.1.1.6條)
王冠華
一、新舊合同條文對照
GF-2013-0201
第二部分 通用合同條款
1.一般約定
1.1詞語定義與解釋
合同協議書、通用合同條款、專用合同條款中的下列詞語具有本款所賦予的含義：
1.1.1合同
……
1.1.1.6 技術標準和要求：是指構成合同的施工應當遵守的或指導施工的國家、行業或地方的技術標準和要求，以及合同約定的技術標準和要求。
GF-1999-0201
第二部分 通用條款
一、詞語定義及合同文件
1.詞語定義
下列詞語除專用條款另有約定外，應具有本條所賦予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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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1999-0201)通用條款中未對“技術標準和要求”詞語作出界定，《示范文本》通用合同條款中關于“技術標準和要求”詞語的界定屬于新增規定。
二、理解
本條對“技術標準和要求”詞語作出了明確的定義，即技術標準和要求，是指構成合同的施工應當遵守的或指導施工的國家、行業或地方的技術標準和要求，以及合同約定的技術標準和要求。《建筑法》、《合同法》均明確規定，建設工程竣工后，應經驗收合格。建設工程是否合格，技術標準和要求就是其判斷的依據。
我國建設工程相關的技術標準和要求很多，《標準化法》第二條第（四）項規定，對于建設工程的設計、施工方法和安全要求需要統一的技術要求，應當制定標準；《標準化法實施條例》第二條第（四）項亦規定，對需要統一的、關于建設工程的勘察、設計、施工、驗收的技術要求和方法，應當制定標準。根據不同的劃分標準，工程建設標準可劃分為不同類型，如根據適用范圍的不同，可劃分國內標準和國外（際）標準；根據標準的約束性，可劃分為強制性標準和推薦性標準；根據內容的不同，可劃分為設計標準、施工及驗收標準和建設定額；按照屬性的分類，可劃分為技術標準、產品標準、管理標準和工作標準，根據標準的分級，可劃分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工程建設標準有標準、規范、規程等多種表達方式，如《多高層木結構建筑技術標準》、《建筑節能（綠色建筑）工程施工質量驗收規范》、《混凝土結構成型鋼筋加工應用技術規程》；對于產品標準通常以通用產品的名稱、技術條件或者技術要求等作為標準名稱，如《建筑用發泡陶瓷保溫板》、《建筑機電設備抗震支吊架通用技術條件》、《建筑外墻涂料通用技術要求》。
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對于技術標準和要求的約定，《示范文本》通用合同條款第1.4條給出了相應的規則：（1）適用于工程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標準，以及相應的規范、規程等，合同當事人有特別要求的，應在專用合同條款中約定。（2）發包人要求使用國外標準、規范的，發包人負責提供原文版本和中文譯本，并在專用合同條款中約定提供標準規范的名稱、份數和時間。（3）發包人對工程的技術標準、功能要求高于或嚴于現行國家、行業或地方標準的，應當在專用合同條款中予以明確。除專用合同條款另有約定外，應視為承包人在簽訂合同前已充分預見前述技術標準和功能要求的復雜程度，簽約合同價中已包含由此產生的費用。在這一規則的指引下，《示范文本》專用合同條款第1.4條專門設置了適用于工程的標準規范，發包人提供國外標準、規范的名稱，發包人提供國外標準、規范的份數，發包人提供國外標準、規范的名稱以及發包人對工程的技術標準和功能要求的特殊要求等條款，以供合同當事人雙方用于特別約定。
工程建設強制性條文是工程建設過程中的強制性技術規定，是參與建設活動各方執行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的依據。需要討論的問題是，在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如若合同約定與工程建設強制性條文規定不一致時，工程建設強制性條文對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有何影響？
《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合同無效。《合同法解釋二》第十四條進一步規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工程建設強制性條文并非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如若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標準低于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時，顯然不能直接根據工程建設強制性條文的規定，認定合同無效。
《標準化法》第十四條規定，“強制性標準，必須執行。”《建筑法》第三條規定，“建筑活動應當確保建筑工程質量和安全，符合國家的建筑工程安全標準。”第五十二條規定，“建筑工程勘察、設計、施工的質量必須符合國家有關建筑工程安全標準的要求”，第五十四條第一款進一步規定，“建設單位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建筑設計單位或者建筑施工企業在工程設計或者施工作業中，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和建筑工程質量、安全標準，降低工程質量。”《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第十條第二款規定，“建設單位不得明示或者暗示設計單位或者施工單位違反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降低建設工程質量。”根據上述規定，我們認為，對于直接關系工程質量與安全的強制性標準，其強制力并非源于條文本身，而是源于《標準化法》、《建筑法》以及《建設工程質量管理條例》等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當合同約定標準低于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時，違反的是上述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認定為無效。2011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2015年《全國民事審判工作會議紀要》第43條、《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第30條均明確規定，“要依法維護通過招投標所簽訂的中標合同的法律效力。當事人違反工程建設強制性標準，任意壓縮合理工期、降低工程質量標準的約定，應認定無效。”
另外，如果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的質量標準高于國家規定的強制性標準的，應當認定該約定有效。需要指出的是，即使雙方當事人沒有簽訂建設工程施工合同或者建設施工合同未對工程質量標準作出約定，《合同法》第六十二條第（一）項規定，“質量要求不明確的，按照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履行；沒有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按照通常標準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標準履行。”《建筑法》第六十一條第二款進一步規定，“建筑工程竣工經驗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未經驗收或者驗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建筑工程質量合格作為法律規定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必須在工程實踐中得到貫徹執行。
當然，對于主要涉及價款結算、工程量計算等內容的強制性標準，是否可以通過《標準化法》第十四條等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上升為效力性強制性規定，有待于商榷。以《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為例，根據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告[2012]第1567號公告，《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為國家標準，編號為GB50500-2013，自2013年4月1日起實施。其中，第3.1.1、3.1.4、3.1.5、3.1.6、3.4.1、4.1.2、4.2.1、4.2.2、4.3.1、5.1.1、6.1.3、6.1.4、8.1.1、8.2.1、11.1.1條（款）為強制性條文，必須嚴格執行。在湖南中煙工業有限責任公司四平卷煙廠與長春新星宇建筑安裝有限責任公司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1]二審民事判決書中，吉林省高級人民法院認為，雖然《招投標法》第二十四條規定“招標人應當確定投標人編制投標文件所需要的合理時間；但是，依法必須進行招標的項目，自招標文件開始發出之日起至投標人提交投標文件截止之日，最短不得少于二十日”，《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1.0.3款[2]規定“全部使用國有資金投資或國有資金投資為主的工程建設項目，必須采用工程量清單計價”，4.4.3款[3]規定“實行工程量清單計價的工程，宜采用單價合同”，但是依據《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合同法解釋二）》第十四條關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條第（五）項規定的‘強制性規定’，是指效力性強制性規定”的規定，《招投標法》及《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的相關規定不屬于效力性強制性規定，雙方當事人關于建設施工合同的合同價款方式為固定總價方式的約定有效。從司法實踐來看，一般不認為這類強制性標準不構成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亦不能據此認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無效。
三、實務分析
1、建設工程施工合同中約定的建設工程質量標準低于國家規定的工程質量強制性安全標準的，該約定無效
在汪青飛與崔三反、銅陵市三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建設工程合同糾紛[4]二審民事判決書中，銅陵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當事人約定的工程質量標準必須符合國家規定的標準，不得違反規定降低建設工程質量標準，低于國家強制性標準的質量標準是無效的。建設工程質量不僅要符合雙方合同約定標準，還要符合國家強制性標準的規范標準，故該約定應屬無效。
2、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約定的質量標準高于國家規定的強制性標準的，該約定有效
在杭州天和建設集團有限公司、杭州天和建設集團有限公司山東分公司與揚州市金盛勞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上訴人）建設工程合同糾紛[5]二審民事判決書中，棗莊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建筑工程質量驗收存在主體優質標準。工程質量驗收標準中“合格”和“不合格”是國家對建設工程竣工驗收質量提出的基本要求，但并未限制、禁止當事人就工程質量進行高于合格等級的約定。本案中，雙方當事人在合同中對涉案工程質量作出更高標準的約定，系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并不違反法律法規，對雙方當事人均有約束力。因此，合同雙方簽訂的兩勞務承包合同中約定的關于上訴人勞務施工的工程必須達到“主體優質”標準合法有效，本院予以支持。上訴人勞務施工工程未達到合同約定的優良標準，應當承擔違約責任。
3、《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關于計價內容等強制性條文并非法律、行政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能據此認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無效
在耒陽市康鴻盛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康鴻盛公司）與林仙齡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糾紛[6]申請再審民事裁定書中，再審被申請人康鴻盛公司辯稱，“雙方在合同中明確約定稅前造價優惠12.6%，該約定是雙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不違反法律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因此，雙方對工程造價的結算可以參照該約定進行。因為規費和安全文明費屬于工程造價的組成部分，故原判決認定該部分費用應當參照合同約定下浮12.6%，并無不妥。《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主要系用來規范建設工程發承包及實施階段的計價活動，并非法律法規的效力性強制性規定，不替代雙方當事人對自身權利處分達成的合意。因此，林仙齡以上述規定為強制性規定，系對法律的錯誤認識。”最高人民法院認為，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第3.1.6條規定“規費和稅金必須按國家或省級、行業建設主管部門的規定計算，不得作為競爭性費用。”由此可見，規費、安全文明費等應依法繳納，且不能減免。根據《建設工程施工合同》第十九條關于工程價款的約定，規費、安全文明費等已列入了工程價款，第十九條19.1③約定“稅前造價優惠9%”。該優惠應視為對全部工程價款的優惠，既然工程價款中已包括了規費、安全文明費，該費用就應當按約定比例下浮。合同對工程價款的約定，對雙方當事人具有約束力，工程價款下浮，并不必然導致向國家繳納相關費用的減少。且在一審審理過程中，一審法院委托鑒定機構對工程造價進行了鑒定，鑒定結論經過質證、認證，作為定案依據，現再審申請人并未提供證據推翻鑒定結論。因此，原判決在合同約定框架下，判令規費、安全文明費下浮，并無不當。
從上述裁判理由來看，最高人民法院雖未對《建設工程工程量清單計價規范》關于計價等強制性條文的性質作出明確評判，但其裁判結論實際上是支持了再審被申請人康鴻盛公司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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