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洪良 ]——(2004-3-12) / 已閱15436次
暫緩起訴制度探析
摘要：“刑事訴訟法學應高于刑事訴訟法”，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無暫緩起訴的規定，但有其本身有價值蘊涵，已被西方國家刑事訴訟法采用。反觀我國審查起訴處理方式，其設計存在不合理之處，暫緩起訴可以彌補其不足。
關健詞：暫緩起訴 價值蘊涵 審查起訴
《南方周末》4月10日法治版刊登了一篇題為“‘暫緩不起訴’捅了法律的婁子”的文章，報道了南京市浦口檢察院因為實行“暫緩不起訴”改革引起的輿論風波。（“暫緩不起訴”提法不夠準確應為“暫緩起訴”，本文視為兩者同義。下文均使用‘暫緩起訴’）多數人對此持反對意見認為“暫緩起訴”缺乏法律依據，又違背法定主義和平等原則。筆者認為反對者的觀點是客觀存在的，只是把問題簡單化地貼上了“標簽”，“刑事訴訟法學應高于刑事訴訟法，因為后者只是前者研究、分析、評價甚至是評判的對象，......同時，刑事訴訟法學也應高于司法實踐，因為后者也不過是前者的研究對象，是研究者進行理論思考和所要改造的客體。”①暫緩起訴在我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確不存在，但卻是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對象，因此我們應當對其做以細致的考究。
一、國外相關立法與實踐
暫緩起訴是指檢察機關對于觸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據犯罪性質、年齡、處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節、犯罪后表現等情況，依法認為沒有立即追究刑事責任的必要而做出的暫時不予提起公訴的制度。
在美國，關于決定是否起訴的問題，檢察官享有幾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在檢察官做出的三種決定中，即起訴決定、不起訴決定以及緩訴決定中，緩訴是一些州檢察官的做法。這一決定以被告人接受檢察官的條件如接受戒毒治療、提供社區服務參加工作培訓或對被害人進行補償等為前提，如果被告人較好地完成了這些項目，檢察官即撤銷指控，如果表現不好，檢察官就恢復刑事起訴。這些項目有正式的非正式之分，非正式的檢察官可以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做出規定，犯罪嫌疑人不被定期地監管是否遵守規定，最不正式的做法是如果犯罪嫌疑人在一定期限內，比如在6個月或12個月內沒有其他任何罪行被逮捕，檢察官同意不對本罪提起指控。正式的項目中，有專門人員進行評估，以確定被告人是否適于作緩訴決定，一旦參加正式的項目，被告人就被要求參加專門的復歸活動，被監管是否遵守規定。②目前，美國有37個州存在這樣的程序，有7個州通過立法批準在全州范圍內實行。
在德國，檢察官對公訴權的行使上奉行起訴法定主義原則，自20世紀20年代以來，立法做了一系列修改，確立了眾多起訴法定主義原則的例外，其中之一刑事訴訟法第153條a規定，經負責開始審理程序的法院和被指控人同意，檢察院可以對輕罪暫時不予提起公訴，同時要求被告人作出一定的給付，承擔一數額的贍養義務。③從而非刑罰的措施替代了刑事處罰，這一制度顯然與美國一些州所適用的緩訴制度相類似。需要指出的是對于檢察機關所作出的不起訴決定，被害人可以根據“強制起訴程序”向檢察長申訴直至向法院提起自訴。
在日本，實行起訴便宜主義，檢察官享有較大的酌定不起訴的權力。日本刑事訴訟法248條規定，根據犯人的性格、年齡及境遇、犯罪的輕重實際操作中包括殺人等嚴重犯罪均可以根據犯罪嫌疑人及其犯罪后表現等各種情況從刑事政策、被害人與其他市民的意愿以及訴訟經濟的角度，綜合考量決定是否對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訴。④為了防止起訴裁量權的濫用，日本設立了“準起訴制度”和“檢察審查委員會制度”，被害人可以依據前者要求法院對不起訴決定進行審查，而作為社會團體的后者亦可對不起訴決定加以監督。
上述國外的立法與實踐，美國較德國的暫緩起訴適用要寬泛，而德、日的監督和制約要嚴格于美國，日本的這一制度相對于美、德沒有期限、條件等限制，相當于我國的酌定不起訴，但較之也寬泛的多得多。還因注意的是在德國不存在類似與我國的治安管理處罰，也就是說德國的暫緩起訴對象包括了我國受到治安管理處罰的范圍。
二、暫緩起訴制度的價值蘊涵
任何一種制度的建構與存在在其背后都有使人信服的理念支撐，美國的“辯訴交易”制度，雖然有不可克服的弊端，但卻為美國乃至許多國家所接納。“暫緩起訴”正如前述反對者所說固然也有其缺陷，但其蘊涵的價值理念是為人信服，是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
（一）體現了非犯罪化與輕刑化的刑事政策
現代意義上刑罰的本質已從原來的報應刑論向預防論轉化或者是兩者的結合。在犯罪與刑罰上適當地采取非犯罪化與輕刑化的刑事政策已是一種世界性的趨勢。“刑法是一種不得已的惡，用之得當個人與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兩受其害，因此對于刑法可能的擴張與濫用必須保持足夠的警惕，不得已的惡只能不得已而用。”基于對刑罰的濫用和擴張可能導致的危害，各國起訴制度中幾乎都蘊涵了非犯罪化與輕刑化的刑事政策理念，適用暫緩起訴就是其中之一。對于可能判處輕罪或輕微罪的犯罪嫌疑人檢察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根據各方面的表現做暫緩起訴決定，使犯罪嫌疑人免遭起訴受審以至判刑的痛苦。一方面有利于保護被告人，另一方面防止了刑罰可能的濫用和不適當的擴張。
（二）體現刑罰個別化的刑事政策
這里的刑罰個別化是個廣義的概念，包括法院定罪量刑的輕重和免刑，也包括檢察機關裁量是否起訴。個別化原則從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出發，對于慣犯、累犯、窮兇極惡之人一般人身危險性較大，不施以刑罰不足以懲罰，若暫緩起訴反達不到目的，且會適得其反，可能增加社會的不穩定因素；而對于偶犯、過失犯、防衛過當、避險過當者人身危險性較小，反社會性尚未成型，若對其施以刑罰在監獄中極有可能被交叉感染，增加人身危險性，不利于人格矯正，復歸社會。此外對老年人、未成年人、殘疾人等由于在年齡、生理等方面的特殊情況特殊對待，無論在國外還是在我國自古以來也都有“老小廢疾”者寬宥處理的傳統。任何一部法律或是一項程序都應體現對人的終極關懷，尤其是對人身自由影響最重的刑事法律。暫緩起訴即體現了現代文明社會的人文主義的關懷。檢察官“因材施教”合理裁量，具有預防、挽救、教育、感化打擊并舉的作用，這不是什么“法外施恩”，而是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刑罰個別化的刑事政策使然。
（三）刑事訴訟目的的應有之義
任何法律制度的設計和運用都為實現一定的法律目的，刑事訴訟亦然。學者們關于刑事訴訟目的的爭論目前為止普遍達成一致的結論是兩大基本目的：自由和安全。安全主要是指國家機關通過追訴犯罪、懲罰犯罪的活動保障現存社會秩序，不因犯罪而處于紊亂的無序狀態；保護社會成員的財產安全和人身安全。也就是說保護社會公共利益以及社會成員的個人利益是刑事訴訟程序運作的原發力，這是檢察機關在決定是否起訴以及是否暫緩起訴上必然考慮的因素。如英國檢察機關在起訴斟酌上遵循前檢察長萊克羅斯的一句格言：“有犯罪嫌疑就必須起訴這從來就不是我們國家的方針，我希望今后也不是，在指導檢察長工作的最初規則中就已規定，只有當犯罪時的情形具有這樣一個特點：該案件的起訴符合公共利益，他才應該起訴。公共利益仍然是我們應當考慮的首要問題。”⑤如果罪行不嚴重，所造成的社會、他人的利益損失也不嚴重，當地公眾也無興趣對被告人起訴，檢察官便沒有提起公訴的必要。對于那些嚴重危害當地社會治安和居民生命財產安全的罪行，居民深惡痛絕的犯罪檢察官應提起公訴。暫緩起訴所針對的對象是前一種。可見刑事訴訟目的也是暫緩起訴得以適用的深層次的原因。
（四）訴訟經濟的選擇
訴訟經濟是指在訴訟中應以盡量少的訴訟資源獲取同樣的訴訟產品或以同樣的訴訟資源獲取較多的訴訟產品。隨著社會的發展犯罪率也不斷上升，一個國家司法機關人力物力資源畢竟是有限的，司法資源難以滿足辦案需要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訴訟經濟的問題更加日益突顯。暫緩起訴避免了過多的甚至不必要的司法資源的投入，且具有“程序分流”的功能，通過暫緩起訴那些社會危害性較小的對公共利益的侵犯程度較低的犯罪行為在審判前階段以簡易的方式得到消解，可以把有限的司法資源用于嚴重的影響較大的犯罪案件的追究和審判上，實現訴訟資源的合理配置，提高刑事訴訟的效益。
三、設置暫緩起訴制度存在的障礙
首先是觀念上的障礙。在民眾眼中只要是犯罪就應當受到懲罰，而且是最好關到監獄中，殺人的就應該償命，這就是刑罰報應刑論。我們應當想到作為社會中的一員，處在紛繁的世界中，也許在你不經意間的一個舉動，一次行動都有可能觸犯刑法，也就是說任何一個社會的成員都有被追究刑事責任的危險。一旦涉嫌犯罪，處境就不同了，不但能切身地體會到別人的冷遇和嘲諷，而且人身自由受限制！所以對某些犯罪的人，民眾的態度應是端正的，正面的，不能一味地把犯罪的人都推向地獄一般的境地。
其次是制度上的障礙。有人肯定會有這樣的質疑：暫緩起訴制度侵犯了法院的統一定罪權。任何涉嫌犯罪的人只有經過法院的審理裁判才能最終確定是否構成犯罪，而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的終止訴訟的決定僅具有程序上的效力。暫緩起訴是檢察機關認為構成犯罪的前提下所作出的暫緩起訴的決定，似乎檢察機關超越了本身的權限。實際上檢察機關作出的暫緩起訴決定也同樣是僅具有一種程序上的效力，被害人有異議的或者是法院認為適用不當的都可能被撤銷。如德國被害人的“強制起訴程序”、日本的“準起訴制度”還有來自法院的監督。同時這些程序和制度上的保障也可制約檢察機關權力的行使，防止檢察機關這一權力的濫用和人為因素的干擾。
三、我國刑事訴訟法引入暫緩起訴制度考
我國刑事訴訟法審查起訴處理的方式只有起訴和不起訴，其中不起訴又分為法定的不起訴、酌定不起訴和證據不足不起訴。雖然檢察機關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權，但是這種裁量權相當有限，實踐中使用的也是少之甚少。況且我國的起訴或不起訴決定也過于絕對化，對于不符合不起訴條件的犯罪嫌疑人均可以提起公訴交付審判，沒有考慮到審判前階段通過暫緩起訴完全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另一方面，訴訟過程中，很多被告人處于被羈押狀態，人權很難得到有利的保障，即使不被羈押受到刑事追訴也是一種恥辱。可見，在我國審查起訴處理上，缺少一種中間性的處理方式，暫緩起訴即符合這樣的要求。
在引入暫緩起訴制度的同時我們應當明確幾個概念的區別。首先是暫緩起訴與酌定不起訴制度的區別。在適用條件上，暫緩起訴的適用以犯罪嫌疑人的同意履行相應的義務為前提，若不同意檢察官即應做起訴決定。酌定不起訴雖然檢察官也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相應的義務但這不是適用酌定不起訴的條件，而是所附隨的后果。在適用條件的范圍上，暫緩起訴的適用范圍較酌定不起訴為寬，后者是對那些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或免除刑罰的，暫緩起訴可超出此范圍。在終止訴訟的效力方面兩者也有不同，暫緩起訴決定僅有暫時中止訴訟的效力，是階段性的結論，是否終結訴訟往往取決于犯罪嫌疑人對特定義務的履行情況，而酌定不起訴具有終止訴訟的效力，一經作出訴訟即告終結。就此而言，暫緩起訴對于督促犯罪嫌疑人悔過自新并對被害人以及社會給予一定的補償具有積極的作用。其次要區別暫緩起訴與緩刑。兩者有根本性質的區別。前者是檢察機關作出的對犯罪嫌疑人的一種暫時性的階段性的處理決定，在暫緩起訴期間若嫌疑人認真完成任務，真誠悔過，檢察機關即可作出撤銷案件的決定，不再經過法院的審理程序。而緩刑則是人民法院經審理對被告人所做出的一種有罪的判決，盡管不必在監獄中服刑，但一經作出即意味著被告人是有罪的人，這也是暫緩起訴多適用于未成年人和某些大學生涉嫌犯罪的原因。
筆者認為，我國引入暫緩起訴需要考慮以下方面：
一是適用的對象：一般可適用于可能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犯罪，并且可適用于那些不具有現實危險性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老年人。二是適用的條件可參照《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291條并結合其他國家的做法設定一定的考驗期限和履行一定的義務。三是規定檢察機關對犯罪嫌疑人的最終處理。即如果嫌疑人按照法律規定嚴格履行了相關的義務，檢察機關應當撤銷案件，如果同意履行義務事后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義務的，檢察機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四是對暫緩起訴的監督。賦予被害人的自我救濟途徑，也就是說當被害人認為暫緩起訴的處分不適合時可以要求檢察官向法院提起公訴，在這種情況下檢察官必須滿足被害人的要求即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注釋：
①陳瑞華 《刑事訴訟的前言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1年第62頁
②陳衛東 徐美君 《美國刑事法院訴訟程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2年第86頁
③陳光中 漢斯•德格•阿爾萊希特《中德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 第210頁
④楊誠 單民 《中外刑事公訴制度》法律出版社 2000年第253頁
⑤徐靜村《刑事訴訟法學》（上）法律出版社 1997年 第235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