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欣 ]——(2004-4-21) / 已閱23053次
試論檢察監督與司法公正
傅欣
內容摘要 ：檢察監督作為我國人民檢察院的主要職能，是實現我國的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本文試圖從檢察制度產生的歷史及當代各國立法的角度首先對檢察制度進行分析，以探討檢察制度應有之意，進而在將檢察制度與監督機制結合的基礎上，探討檢察監督的職能范圍；并通過討論公正的涵義、法與公正的關系從而論及司法公正的涵義，最終嘗試對檢察監督與司法公正應有的相互關系、我國當前立法實踐的缺陷及逐步完善的途徑做一探討。
關鍵詞： 檢察制度 ；正義 ； 司法公正
一、 論檢察監督
探究檢察監督的涵義，就應首先準確定義兩個概念：檢察、監督。雖然這兩個詞在已有各國立法實踐的背景下，從表面上不難理解其涵義。但畢竟各國實踐不盡相同，故本人認為仍應重新通過檢察制度產生的歷史對檢察制度的立法本意進行探究，之后結合各國當前立法實踐，探討檢察制度當前的應有職能。之后再討論監督的涵義，進而明確檢察監督的整體概念。
在西方，大陸法系國家與英美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的產生背景是不同的。作為大陸法系國家，以法國為例，由于中世紀的法國處于封建割據狀態，國王為擴大王權，限制割據貴族的審判權，將當初以當事人自訴為主的訴訟模式變更為國家主動追訴的職權模式。并且將這一職責賦予國王律師，使其作為國家專職官員，有權聽取私人告密、進行偵查、起訴、控訴、抗訴，并代表國王監督地方行政。這一過程從13世紀開始實施，成型于17世紀路易十四時期。當時設立了全國的總檢察長，并在各級法院設檢察官，從而形成了法國的檢察制度。〔1〕
而在英美法系國家，以英國為例，由于警察有偵查起訴的權力，所以其檢察制度在產生背景上與大陸法系國家完全不同。英王亨利二世時規定對于重大案件須由當地騎士與自由農組成12人的陪審團向法院起訴，并從13世紀開始，英王派自己的律師代表自己對涉及王室利益的案件起訴，至15世紀將國王的律師更名為總檢察長，并設置國王的辯護人，至16世紀又將國王的辯護人改為副總檢察長，負責侵犯王室利益的案件的偵查、起訴、聽審，從而確立了英國的檢察制度。之后在19世紀設立了負責處理王室案件之外的刑事案件的檢察機構——公訴處，并且公訴處的檢察官在業務上受總檢察長領導。〔1〕
從上述西方兩大法系國家的檢察制度的建立過程可以看出，近代西方檢察制度吸取了糾問程序中國家（官方）對犯罪追訴的原則（職權原則），同時也保留了中世紀的無告訴原則即無法官原則（自訴原則），并且將二者與國家公訴模式相結合，從而產生了一種代表國家權力專職處理不涉及原告方（即檢察官本人）的刑事案件的國家機構——檢察機構。〔2〕
而中國的檢察制度可以看作由中國古代的御史制度發展而來。盡管最初的御史確實只負責歷史方面的工作，但從戰國時期開始御史們有了監察官吏行為的職責，此后一直沿襲。由于中國民間刑事案件多由當地地方官負責，御史不直接負責民間刑事案件，而是對地方官的審判工作進行監督。由于我國御史制度中的偵查、起訴的對象大都是國家官吏，公權力制約的傾向比西方明顯，但并不妨礙將其視為檢察制度在中國的起源。
在了解了檢察制度在世界各法系國家建立的不同背景后，如果對其中的檢察制度的共性的認識仍不清晰，本人認為可以先轉而觀察以下檢察制度在當今世界各國的發展狀況。而對此最實際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分析各國相關立法實踐。
在大陸法系國家中，目前各國對檢察權在國家權力中的結構定位較低。檢察機關一般隸屬于行政機關，無獨立體系。總檢察長、檢察官均需由司法部提請總統任命，檢察官主要職責有：對犯罪案件進行偵查或者指揮司法警察進行偵查；提起公訴；監督法院判決、裁定的執行；為維護國家利益向法院提起相關民事訴訟；對自己所被派駐法院的法官進行考核、監督；監督獄政管理等。〔3〕
而在英美法系國家中，檢察機構的地位相對較高，直接隸屬于國家（政府）首腦。檢察官的職權主要包括：對一切刑事案件行使公訴權；對嚴重欺詐案件、警察違法犯罪案件、死因不明的猝死案件進行偵查；負責相關法律的起草；為政府提供法律咨詢；對涉及政府、公共利益的事項進行監管等。此外在美國，其“獨立檢察官”有權對參議員、眾議員、政府高級官員甚至總統涉嫌的違法、違憲問題進行調查。〔3〕
在我國，現行《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刑事訴訟法》規定了檢察機構有檢察、批捕、自偵、提起公訴、支持公訴、監督審判等權力。中國的檢察系統作為獨立體系，最高檢作為“一府兩院”中的“兩院”之一，直接對全國人大負責，在中國的權力結構中與法院相同，地位比西方國家的檢察機構要高。
通過對檢察制度在各國產生的歷史、現行立法實踐的雙向了解，可以得出以下結論：檢察機構最初是作為國家的法律代理人的身份出現的，是以國家名義對一切犯罪行為提起公訴，查處特定主體的犯罪行為、維護國家利益為根本使命，并且與國家審判權相對應，與帶有司法程序性的權能相匹配，以制約、制衡其他公權力為主要功效，以權力的法定性、專有性，行使權力的程序性及程序上的可裁量性為主要特點〔4〕，以公訴權、司法彈劾權、訴訟監督權為主要職權的國家機構。〔5〕其主要職能是對侵犯國家利益及國家所保護的利益的犯罪行為代表國家以當事人（作為原告一方）的身份提起訴訟，并對審判的過程、結果再次以國家的代表的身份進行監督，最終對法院的判決的執行再次以國家的代表的身份進行監督。
以上談論檢察機構的職能時多次談到監督一詞，本人認為，在此極應明確一下監督的涵義。作為“檢察監督”中的“監督”一詞來講，可以有狹義、廣義兩種不同的涵義。狹義上的檢察機構的監督包括對刑事案件的偵查機關偵查過程是否違法的監督，對審判機關的審判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情形進行監督，對審判結果是否公正進行監督，對判決的執行機關執行判決的過程及結果進行監督。而廣義上的檢察機構的監督不僅包括上述狹義的監督的部分，還包括檢察機構依法享有的對特定人群（如在我國是針對國家工作人員）的特定犯罪行為（如我國的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私分國有資產等犯罪行為）的偵查權。因為這種有針對性的偵查行為在另一層面上也可以認為檢察機關對特定人的特定行為的監督。并且本人認為，只有檢察機關擁有了這種廣義的檢察監督權，才真正符合檢察制度建立的初衷。因為檢察監督實質就是檢察權對其它國家權力（如立法權、行政權、審判權）的控制和約束。另外還因為檢察監督權只是一種程序性建議權，而不具有實體處分的權能；它只是司法過程中的權力，而不是決定司法結果的權力；只是一種權力制約另一種權力的權力，而不是對另一種權力給予實際處置的權力；是一種必須通過具體訴訟程序而實現的權力。〔6〕
而且在當代社會權力分離的法制要求下，檢察監督權的現實目的在于：其一，維護權力運行秩序，通過對其它權力的制約、控制，對逾越法律規定界限的其它權力給予相應的糾偏、調控；其二，維護訴訟秩序，啟動糾正訴訟違法的程序，也就是訴訟正義。〔6〕然而，訴訟正義作為檢察監督權的目的之一，并不意味著這就是檢察監督權價值追求的最終目標。本人認為，檢察監督權價值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一種全面的正義。
二、 論司法公正
上文最后涉及了“正義”這一人類永恒的話題之一，以下將圍繞“正義”展開討論。誠然，作為哲學上、法學上、倫理學上以及政治學上的正義，其涵義各不相同，并且即便在同一學科內也是百家爭鳴。因此，本人仍想先探究一下正義的真正涵義，以解釋本人在上文中認為“檢察監督權價值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一種全面的正義”中，特別強調“全面”的原因。
先看一下法學家們的觀點。羅爾斯認為“正義總是意味著某種不平等，而一種社會制度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實現平等（不僅是形式上的平等，更是要接近事實上的平等）”，“作為社會制度或社會基本結構的正義必須從最少受惠者的角度來考慮補償問題”。〔7〕①而對于這種不論是形式上還是實質上的正義，波斯納直接指出“形式正義與實質正義的不可兼顧性”的命題。⑻張保生對此進行了解釋：“形式正義的理想”在于“把一致適用的普遍規則看作正義的基礎，并認為只有獨立于相對沖突的價值觀而選擇的標準或原則”“才是真正有效的”這樣一種觀點“無視社會現實生活中不同原則和價值觀念的沖突”，“往往造成實質上的不正義”。⑼對于這種兩種正義之間的潛在矛盾，龍宗智解釋說“在一個不盡如人意的法治環境中在多方面條件的制約下，我們無論是制度改革還是程序操作，都只能追求一種相對合理，不能企求盡善盡美”。⑽作為對這種相對合理主義的支持，博登海默援引龐德的論點“歷史始終是在推崇廣泛的自由裁量權和堅持嚴格細致的規則之間來回擺動。”而且，某一制度的成功在于它“成功地達到并且維持了極端任意的權力與極端受限制的權力之間的平衡。”⑾另外為了從反面論證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不可能，馮耀輝指出“實體公正是以準確認定案件事實為基礎的。但是訴訟不同于科學實驗，它是運用一種證據去證明已經發生了的無法再實現的事實的活動，而案件中各種證據的情況是錯綜復雜的，人們對證據的收集也受時間、空間等有關條件的限制，加上人類自身認識能力的有限性，便決定了司法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不可避免地帶有一定局限性、模糊性，甚至是錯誤的。由此可見，實體公正也具有局限性、模糊性，甚至是錯誤的。與實體公正相比，程序公正的規則一般都比較明確，具有可操作性。”⑿他為此進一步引入其他學者的觀點，“恩格斯在談到正義觀念時指出‘關于永恒公平的觀念不僅因時、因地而變，甚至也因人而異’它是如米爾柏格正確說過的那樣，一個人有一個理解”，“美國法學家博登海默甚至把它形象地描述為‘正義具有一張海神般的臉，變化無常，隨時可以呈現不同的形態，并且具有極不相同的面貌’”。⑿
上述各學者對法學意義上的正義及相關概念各抒己見，尤其最后恩格斯與博登海默明確了正義的變化性，但均未能指出正義的實質根源。②為此，吳思首先指出了正義變化中存在的規律，將其稱之為“元規則”，用以稱呼那些選擇或決定規則的規則，即“位于更高和更抽象層次的規則”。⒀其后他強調“暴動可以壓倒所有規則”，因為“簡單的邏輯告訴我們，在發生爭執的時候，如果在肉體上消滅對手很合算，那么，只要拔出刀來，問對手想死想活，任何爭執都不難解決，任何意義都不難統一。這種邏輯所蘊涵的更一般的道理是：在挑選規則的時候，擁有讓對手得不償失的傷害能力的一方擁有否決權。死亡是最徹底的損失，所以，暴力最強者擁有最高否決權。”所以，他認為“暴力最強者可以選擇并修改正義觀念本身”。這也是西塞羅認為“正義之母不是自然，而是軟弱”的原因。⒁因為只有弱者希望有一種稱為“正義”的事物來保護自己，而暴力最強者是自己保護自己。另外，吳思也看到“在長時間段上，平民的選擇和對策，從熱烈擁護到俯首帖耳到懶惰怠工到接竿而起，可以決定暴力競爭勝利者的選擇的收益和成本，決定暴力競爭勝利者的‘興亡榮辱’從而間接地影響統治者對法規的選擇，對正義觀念的選擇”，從而體現了正義在另一層面的普遍性。但這種普遍性并不以意見的多少為轉移，而僅以斗爭雙方的力量對比為標準。
基于上述學者的的觀點，本人認為，正義的觀點，或者說涵義，應放在兩個層面上進行明確：在法學層面上，正義作為法律永遠追求的價值目標，整體上指一種公正、公平、平等的理念，包涵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兩方面內容；在實質層面或者政治層面上，正義是暴力最強者與其他群體互動過程中產生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手對暴力最強者自身有利，其次不至于危及其他群體的基本利益——生命。
而針對法學層面上的正義的涵義，對于法與正義的關系問題，幾乎所有學者都贊同正義是法的價值追求之一，是法的標準之一的這樣一種觀點。例如博登海默便說“正義一直被描述為一種更高的法律，而且社會中的實在法應與其相符合。如果正義的概念被認為就是嚴格適用于實在法，而不考慮實在法的的內容，那么就違反了該概念的普遍慣用法”。⒂周旺生與之觀點相同，“法有應然法與實然法、理想法與現實法的區別。應然法或理想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就是正義，法律正義就是法中的應然性或理想性成分的主要體現。實然法或現實法則指實際生活中真實存在的法，它們有的是體現和符合正義的，有的與正義無涉，有的則與正義相悖。”“正義是存在與自然之中的，成文法或民族慣例應當與包涵在自然之中的正義保持一致；正義是正義，法是法，法應當努力合乎正義，但不等于正義。”⒃
在明確了法與正義的關系，即在實然法層面上的法永遠只能接近正義永遠只能以正義或曰公正作為其價值追求之后，就可以進一步討論司法公正的問題了。
司法的“司”就是“掌管、操縱”的意思。而“司法”一詞在不同使用情景下有不同涵義。首先，在我國，《憲法》規定，司法就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定職權與程序，具體適用法律處理訴訟案件的專門活動。從西方國家三權分立的理論與社會制度上看，司法是指與立法、行政相對應的法院的審判活動。而在嚴格區分司法與一般執法活動的基礎上，司法具有更高要求的程序性、中立性、專業性，并且執法是一種行為過程與行為結果的統一體，而司法是對這一統一體進行判斷的過程與經過判斷后得出結論，并且這種結論對執法的統一體產生影響的另一統一體。
而既然公正在法學層面上分為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司法公正就應相應地分為結果上的司法公正與程序上的司法公正。由于上文中討論正義時未對正義的外延進行討論，在此先區分一下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實體公證包括案件事實真相的發現與實體法的正確適用以及結果的公正、公平。程序公正是指訴訟流程、訴訟方式、訴訟步驟在具有正當合理性的前提下訴訟參與人受到公平的對待。⑹在此前提下，實體公正、程序公正這對概念與實質正義、形式正義這對概念是不同的。后一對概念中實質正義是指法律是建立在努力向正義接近的基礎上，以及正確適用這樣的法律后，結果也努力接近正義的可能性。形式正義就是正確適用法律的過程，而不涉及法律本身是否正義的問題。例如訴訟法中的“回避原則”，是純粹的程序性規定，對于第一對概念中的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來說，是與實體公正無關的，只體現程序公正；而對于第二對概念中的實質正義與形式正義而言，“回避原則”的立法初衷是為了體現實質正義的，而能否真正做到在審判中有關人員進行回避，是是否體現形式正義的關鍵。因此，實體公正與實質正義交叉于審判結果的公正、公平，程序公正與形式正義交叉于正確的法律適用。
也正是因為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二者中，前者著眼于結果的公正而后者著眼于過程的公正，所以二者作為司法公正的兩方面是相互無涉的，各自負責各自的領域。從邏輯學上也可以這樣解釋：有程序公正不一定就會實體公正；要想實現實體公正不一定必須要求程序公正。而這也是相對工具主義程序理論的基礎。該理論:認為法律程序是用以確保實體法實施的工具與手段，應首先肯定實體法的終極性作用，并兼顧程序的獨立性價值。⒅這種理論在美學上可視為完美主義，因為它期望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整體的完美無缺的實現。但各國實踐都表明，真正的完美無缺的實現司法公正在現實中并不存在——或者如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注重實體結果的公正（或者說是國家、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而犧牲某些個人權利，甚至漠視程序的權利；或者如英美法系國家一樣首先強調當事人的受憲法保護的權利，制定如“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類的嚴格程序，但也在不同程度上損害了實質的結果的公正。應該說，最初將司法公正分割成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從價值論或作用的角度上講，程序公正著眼于限制可能產生的一切的權力或權利的恣意；而實體公正從另一個角度觀察是否存在恣意：合法的使用權力或者權利就不是恣意。從這個觀點上講，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永遠是一對矛盾統一體：二者統一于對恣意的相同的否定性態度，矛盾卻在于實體公正作為恣意的評判者，卻以審判的結果在最后出現，而程序公正作為恣意的管理者卻在管理著不知是否為恣意的東西——既可能正確地限制住將在最后被實體公正評價為恣意的東西，也有可能限制住在最后被實體公正評價為自由的行為。③而正因為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作為矛盾的統一體，才使司法公正永遠的披上了一層面紗，使觀察者無法完全看透。也正由于這樣一種略帶著人類無法解決的悲哀，才使司法公正作為司法工作人員的永遠的價值追求而存在下去。
而作為對第二部分——論司法公正——的總結，本人想在這里強調的是：不論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矛盾有多大，二者仍是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仍是評判司法是否公正的雙重標準。
三、 論檢察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
通過對檢察監督與司法公正二者各自概念與價值的探討，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如下關系：檢察監督作為一種程序性建議權，盡管只有啟動程序的作用，而不能直接對司法活動進行實質的處置（即不能如審判權一樣做出終結性的裁判），但反而從另一個方面而言檢察監督是一種永遠存在的主動性很強的權力，因為這樣一種權力永遠可以針對不合乎自己意見（主觀上而言）、不符合實體公正或程序公正（客觀上而言）的行為（包括程序性行為與結果性行為）進行制約，要求其調整、更改，甚至重新開始。而檢察監督這種功效是實現完全的司法公正的最可靠的保障。因為司法公正包括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兩方面，而且由于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二者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不能相互制約或控制，即司法公正不能通過自身的內部協調達到平衡，故只有通過外部機制進行協調，而監察監督作為有效的外部機制也促使司法的全面公正的真正實現。這也是本人在文章第一部分結尾提出“檢察監督權價值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一種全面的正義”的原因。
而基于上述這種檢察監督與司法公正之間的應然關系，結合我國國情，再反觀我國目前檢察制度的現狀，可以看出我國的檢察監督的合理性在于以下幾方面：第一，現行檢察制度與中國法制傳統相一致：中國歷朝統治者均十分重視法律監督（由于在第一部分已做介紹，在此不在贅述），尤其重視監督官員的行為。第二，現行檢察制度符合當代社會法治的要求：法治的基本要求就是法律具有最高性、可預見可信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通過法治實現正義；法治不僅要求國家機構依法行使國家權力，更要求國家司法機構對所有國家機構的違法行為做出否定性評價，檢察監督的職能之一就是負責監督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個人是否有違反法律規定的行為，并對這種行為提起訴訟程序，以期追究違法的機關、個人的相關責任，故而與法治精神相契合。第三，現行檢察制度符合我國目前的國情：我國目前處于社會轉型期，違法亂紀、徇私舞弊，損害國家、人民利益的情況時有發生，非常需要檢察監督部門的監督制約。⒆
盡管我國檢察制度具有上述合理性，但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其仍存在不少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法律規定中的法律監督的涵義不明確，職責不具體。依據我國《憲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檢察機關是我國的專門法律監督機關，其職責是保障國家憲法、法律的統一、正確實施，屬于普遍意義上的法律監督職責，但從目前檢察權的行使情況來看，只是限于審判監督與職務犯罪的監督。第二，立法不完善，過于原則，缺乏具體適用上的法律的可操作性——就目前來說，中國的檢察權主要包括有自偵案件的偵查權、批準逮捕決定權、公訴權、立案監督、偵查監督、審判（包括刑事、民事、行政審判）監督、刑罰執行監督及司法解釋權等等。這些權力相比于世界其他國家的檢察權一點都不遜色，但在我國檢察實踐中，這些權力并未能得到切實有效的實行。例如對民事、行政審判監督，一般只限于對人民法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的監督，形式上限于依照審判監督程序提出抗訴——如果抗訴成功，抗訴要求被審判機關采納，這種監督就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即可能實現司法公正）；如果法院維持原判，不采納檢察機關的抗訴意見，這種監督就收效甚微。再例如刑事法律監督方面對于立案過程中違法行為提出糾正意見，檢察機關毫無辦法，對于偵查機關的立而不偵、久偵不決、不依法偵查等行為常常束手無策。第三，檢察權不能獨立行使從而直接影響檢察監督的正常實現。這主要表現在兩方面：一方面檢察權行政化、檢察官公務員化傾向突出。檢察權的行使本身應具有司法性，而司法的本質屬性是要求司法人員具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從而突出司法人員個人的權力發揮。這使得檢察官相對獨立的行使職權的客觀要求與當前我國行政化過于濃厚的管理模式產生了較大的沖突。產生的結果是受管理的檢察人員不能真正獨立行使檢察權，檢察機關的辦案人對案件沒有決定權，對案件有決定權的人卻不是辦案人，并且案件是否得到公正處理與責任者不相聯系，直接影響了檢察工作的高效進行。另一方面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也不能真正依法獨立行使檢察權。盡管理論和立法上我國檢察權是具有獨立行使的可能性，但在當前體制下檢察機關的工作往往受到各種因素的制約和影響，特別在地方上涉及當地一些重要利益或者重要領導的案件，檢察機關的獨立性就極可能受到當地黨政部門的干擾，此外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及少數腐敗分子也對檢察機關的獨立行使檢察權提出了挑戰。〔20〕
而在上述制度缺陷之外，針對目前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偵檢審一體模式，也存在以下缺陷。由于偵檢審一體模式強調偵查機關、公訴機關、審判機關“相互配合、相互制約”的原則，這一方面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打擊犯罪的力度，而另一方面三機關配合制約產生的負效應也再所難免：第一，三機關相互配合制約的模式可能扭曲現行刑事訴訟的合理結構。現代社會刑事訴訟的合理結構應為訴審分離，訴辯對抗，審為中心，這樣才能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民主權利和訴訟權利的有效實現。而偵檢審三機關相互配合形成的公權力運行的線形關系，強化了國家職權，弱化了被告的能動性和合法權利。第二，三機關相互配合制約的模式可能模糊訴訟結構。首先，制約和配合的層次不同，制約不是配合的基礎，配合也不是制約的前提，使得顧此失彼的情況屢有發生；其次，偵檢、檢審兩階段關系不同，偵檢職能同一，相互配合可有效打擊犯罪；，而法官作為審判者在審判過程中不應偏倚，而與公訴部門配合則與其中立地位沖突。第三，偵檢審一體模式形成的線形結構也與公訴過程中偵為首先、檢為主控、審為關鍵的三機關各自地位相沖突，易制約檢審兩機關職能的發揮。〔21〕
針對上述當前我國檢察制度與模式的缺陷，為完善我國檢察制度，本人擬做如下建議以供參考。第一，加強立法，從法律內容上完善檢察制度。作為法治社會的法治要求，有法可依是一切法律制度構建的首要問題對于檢察監督工作更是如此。針對上述檢察制度立法不完善、有待細化、須加強可操作性的要求，應首先加強相關立法工作。例如檢察機關對立案監督過程中可以采用的硬性強制措施應在《刑事訴訟法》中予以明確，對于偵查過程中出現的損害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害人訴訟權利、實體權利的行為應有權予以追究，并有權在其后的審判階段予以指出以保護相關利益人的利益。第二，切實保障檢察權的獨立行使。這主要要以下從三方面著手：首先，針對現行國家權力體制下檢察機關的人事權、財政權受同級黨政機關的制約問題，應貫徹檢察系統上下一體獨立，系統內部上級領導下級的機制，并且整個系統改變現在雙重領導的領導體制，建立單一的下級只服從上級的垂直領導體制從而脫離當地的行政圈子。其次，針對檢察官不能獨立行使權力的問題，一方面應改革檢察官的具體工作受檢察長、檢察委員會影響的問題，賦予檢察官在具體案件上的決定權，例如目前嘗試建立的主訴、主偵檢察官制度便為此開辟了新視野；另一方面，針對檢察工作人員個人的問題，應從身份到權力的各方面建立充分的保障體制以保障檢察官不被其他權力掣肘（如英美等國普遍采取的身份保障和特權保障制度，有效的解決了檢察人員工作中的后顧之憂，保證其執行職務時不受外部干擾），同時，應有相應的經濟保障措施（如目前各國普遍采用的司法工作人員的高薪制以及退休金制度以保證司法工作人員在任內的廉潔并在其任后給予優厚的退休金作為其當初任內廉潔的回報）以促使檢察官的廉潔。〔22〕第三，在整體提高檢察人員專業素質的基礎上（因為我國當前司法工作人員整體專業水平不高），借鑒外國檢察官自由裁量權的相關立法，針對檢察監督的可啟動程序性的措施的權力，有必要通過立法全面完善我國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體制。如目前我國現有起訴權、不起訴權、采取強制措施權、公訴變更裁量權之外，建議再加上辯訴交易權④與豁免權（即檢察官為獲得重要證據而免除證人因作證而被定罪的權力）等權力。但同時，由于這種自由裁量權已經具有與不起訴決定權一樣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實體性，故而受到一些學者的反對。而本人認為，這種自由裁量權雖然與不起訴決定權一樣具有實體性，但正像針對不起訴決定權偵查機關與被害人可以申請復議乃至由被害人直接起訴一樣，自由裁量權也有必要的制約機制——采取檢察官自由裁量權法律制度的國家都建立了如上級檢察院監督糾正、法院司法審查、被害人起訴乃至建立特定組織審查等制約機制，我國也可以采取類似《刑事訴訟法》上關于制約檢察院不起訴決定權的規定一樣賦予檢察院自由裁量權后再進行合理的制約。
誠然，上述建議只是本人的淺薄之見，但是，我依然認為，通過上述途徑逐步完善我國的檢察監督制度，是實現司法公正這一法律理想的一種嘗試。
注釋：
①羅爾斯在此提出了針對補償問題的補償原則：為真正平等對待所有人，社會必須要更多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要求按平等的方向補償由偶法因素造成的傾斜，通過法律手段使之重新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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