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德壽 ]——(2004-4-24) / 已閱52056次
⑤對行為人智力水平的分析
對行為人的智力水平分析，對認定行為人對其行為造成危害結果的認知程度也即其對危害結果是否明知具有決定意義。高銘暄主編的《刑法學》自學考試教科書上有一典型案例 ：某黃姓農村婦女，因兒子阿牛被子上生了跳蚤，用“敵百蟲”藥液浸泡了兒子的被頭，然后，她為了洗凈被頭上的藥液，用清水涮洗了好幾遍，又用堿水將被頭浸泡了兩個鐘頭，然后再用清水洗涮后縫上了被頭，阿牛蓋被睡一夜后死亡�！皵嘲傧x”并非速效烈性農用毒藥，所用劑量未超過標準，又未直接入口，并且被頭是經過清水沖洗過的。法醫鑒定揭開了阿牛死亡的秘密，原來“敵百蟲”遇到堿水會起化學反應，強化毒性，變成烈性劇毒農藥“敵敵畏”，這種劇毒農藥一般用清水是洗不掉的。在本案中，如此專業的化學知識，對于一個普通的農村婦女來說，按照她的智力水平是無法預見的，也就是說她對自己行為造成兒子死亡的后果不是明知的。因此，這顯然是一起意外事件。但是，同樣的行為如果是由一個精通化學知識的科技人員所實施的，行為人很可能就構成了故意殺人罪。
顯而易見，認定行為人犯罪故意的確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需要通過分析各種相關因素才能得出行為人是否具有犯罪故意的結論。
2、某些情況下的犯罪故意認定問題
①預謀危害結果犯罪故意的認定
對于有預謀的犯罪，行為人一般具有犯罪動機，而犯罪動機又深藏行為人內心。但犯罪動機可能通過行為人的一貫表現以及他與被害人之間的人際關系顯現出來，這種一貫表現和人際關系是客觀存在的能夠被人所感知的事實。除此之外，對于已發生的危害行為，行為人為實施的危害行為所做的預備行為和行為過程的周密程度也可說明某種犯罪故意的預謀性。
②突發危害結果犯罪故意的認定
對于突發的危害結果，行為人一般不存在犯罪動機。同時，因為其危害行為可能是由其它原因激起，比如污辱、爭吵、互毆等。此時，在認定行為人犯罪故意時，我們應當考慮到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明知”是不全面的。也就是說，行為人對危害結果不一定真的屬于“明知”，我們會說行為人“不計后果”。
比較有預謀的犯罪和突發性犯罪，同一人實施同樣的危害行為可能是基于不同的犯罪故意。因為，在有預謀的情況下，行為人已對其行為在特定條件下必然或可能造成的后果做了相對深入的考慮；而在突發犯罪情況時，行為人對一般危害行為在通常情況下的危害結果會有一個已知的估計或明知（該明知已成為行為人知識的一部分），但對當時特定情況下必然或可能發生的后果則根本沒有時間考慮。所以，同一人實施的同一危害社會行為，在預謀犯罪與突發犯罪兩種情況下，行為人對危害結果的明知程度是不完全相同的。
對于突發的犯罪，受害人一般都有過錯。因此，相對來說，加害人的主觀惡性要比有預謀犯罪的主觀惡性小。刑事立法在定罪處刑時，應當考慮這一因素。
③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認定問題
就現行的刑法規定來說，對故意犯罪并未區分故意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因此，刑事訴訟中對刑事被告人的故意也不區分直接或間接。但是，認定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對刑事被告人的量刑具有參考意義。
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認定，一般無需考慮行為人的意識因素，也即不再區分行為人明知的危害結果是必然要發生的還是可能要發生的；對行為人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的認定主要考慮行為人的意志因素，即行為人對其明知的危害結果是采取積極追求的態度還是放任的態度。
④個別故意與共同故意的認定問題
個別故意是區別于共同故意的一種犯罪故意，它指的是犯罪行為由一個人實施或多個人但各自獨立實施情況下行為人對犯罪的主觀心理態度。共同故意指的是，在共同犯罪中，每個行為人對危害社會的結果的明知是一致的，對明知的危害社會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即希望或放任也是一致的，即要么都是直接故意要么都是間接故意。在共同故意犯罪中，不可能同時存在具有直接故意的刑事被告人和間接故意的刑事被告人（指同一犯罪）。否則，與他人具有不同犯罪故意的行為人只能按個別故意犯罪來追訴。
個別犯罪故意的認定已經相當復雜，共同犯罪故意的認定則更加復雜。我們不僅要考慮該共同犯罪案件中各行為人個別犯罪故意的認定問題，還要考慮這些個別犯罪故意是否完全相同（僅就同一罪來說）。如上所述，各行為人必需對危害結果的明知是一致的，并且各行為人對這種結果所持的心理態度也是一致的，即要么都是希望要么都是放任。但是，在共同犯罪中，各刑事被告人往往會有分工，在這些分工中，實施幫助行為的被告人的行為單獨看來并不能造成實際發生的危害結果，但這種幫助行為可能會成為促成危害結果發生的必不可少的條件。因此，按照個別犯罪故意的認定方法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那么，如何認定共同犯罪故意呢？作者認為只能從各刑事被告人在實施危害行為以前是否經過預謀來認定共同犯罪故意。如果說個別犯罪的預謀會深藏于行為人內心的話，共同故意犯罪的預謀必然要通過各被告人的協商、密謀和計劃表現出來，這是客觀存在的。因此，認定共同犯罪故意又有其不同于個別犯罪故意的特點。
三、過失及其認定
刑事意義上的過失，是指行為人應當預見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的一種心理態度。
與犯罪故意需要認定一樣，犯罪過失同樣需要認定。在過失的罪過形式當中，無論從主觀意識還是意志，過失犯罪的行為人與故意犯罪的行為人都有所不同。從行為人的意識上看，故意犯罪要求行為人對危害行為產生的結果是“明知”的，過失犯罪則要求行為人“應當預見”到危害結果但由于他的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者雖然預見到，但他又“輕信”這種結果能夠避免；從行為人的意志上看，故意犯罪的行為人是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過失犯罪的行為人既不希望也不放任危害社會結果的發生。
過失犯罪的行為人在意志上并不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因而我們可以發現：過失犯罪的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并不直接指向危害結果發生的方向！至少，在行為人看來是這樣的。多數情況下，危害結果是伴隨行為人追求的良性結果而來的。正是因為這種間接性，所以才導致行為人沒有預見，或雖預見但又輕信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
基于上述理由，認定行為過失時也可考慮犯罪故意認定的一些因素，但犯罪過失又會顯現其本身的特征：
1、犯罪動機和目的僅存在于故意犯罪形態當中。過失犯罪的行為人是沒有動機的，因而他與被侵害者是沒有利害關系的；行為人沒有犯罪目的，因為他并不追求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
2、因為行為人并不追求危害結果，所以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并不直接指向這種結果，并且危害結果可能不是該行為產生的惟一結果；如果是惟一的結果，那么這種結果一定超出了行為人所追求的危害程度，比如一般互毆導致的重傷害或死亡。因為行為人并不追求危害結果的發生，因而在過失犯罪過程中，不存在行為人有預謀以及與此相關的犯罪預備情形。
3、實際發生的結果，可能有行為人追求的良性結果，也可能有與此相伴的危害社會的結果；或者只發生了危害結果而沒有發生良性結果，這就可能構成了過失；如果只發生了良性結果而沒有發生危害結果，公訴人一般不會以過失犯罪為由提起刑事訴訟，更不存在犯罪過失的認定問題。
4、在認定犯罪過失時，同樣要考慮發生危害結果時與發生該結果有關的時空條件；這些條件對于危害結果的發生所起的作用，以及這種作用是否為行為人所“應當預見”？或者在他看來在這種條件下“可以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
5、對侵害對象的具體情況考查，也會影響到行為人對危害結果是否應當預見，或就該具體的侵害對象來說他認為危害結果能夠避免。
6、刑事被告人的智慧或學識將決定他對危害結果是否應當預見，或者他已經預見到了但他能夠避免危害結果的發生。
就過失犯罪的行為人意志來看，如何認定行為人在主觀上不希望或不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這要看行為人所實施的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是否存在直接的必然的因果關系。因果關系直接，行為人的罪過形式可能就不是過失而是故意，但不盡然。有時，行為與危害結果雖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但危害結果超出了行為人所追求的程度，這也是一種過失。
四、犯罪目的認定
對于故意犯罪來說都有犯罪目的，《刑法》中不是所有的故意犯罪都將犯罪目的列出的。一般情況下，對于危害結果明顯的故意犯罪，刑法并未將犯罪目的作為犯罪構成要件，因為這種目的已經反映在行為人的行為中，比如暴力犯罪和性犯罪；對于以獲取利益為目標（或者說“目的”）而不顧損害社會或他人利益的犯罪而言，因為危害結果的隱蔽性，刑法中的這類犯罪明確要求行為人必須具有一定的目的才構成犯罪，這類犯罪主要體現在財產犯罪以及與財產相關的犯罪上。
因為犯罪目的與犯罪故意有十分緊密的聯系，犯罪目的認定往往與犯罪故意的認定同時進行。文章將犯罪故意和犯罪目的認定分開，是基于論述方便的需要。
五、犯罪動機的認定
與犯罪目的認定一樣，犯罪動機是故意犯罪所特有的。因此，有犯罪目的的刑事被告人應當說都有犯罪動機，但有犯罪動機的人不一定有犯罪目的。犯罪動機與犯罪目的比較，后者更明確更具體。而前者可能只是一種臨時的沖動。
六、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關聯性
以上分別討論了犯罪主觀方面各要素的認定，這是為了論述的方便。實際上，刑事被告人故意、過失、目的和動機不是孤立的，這些要素的認定也不應孤立地進行，在認定過程中往往是交叉的，各要素往往是相互關聯的。必須綜合考慮各因素，才能作出更接近真實的認定。
七、案例對犯罪主觀方面認定的參考價值
犯罪形態因具體的犯罪而有所不同，而具體的犯罪又千差萬別。因而，刑法不可能將每一犯罪的罪過列舉完整。對于具有相似性的刑事案件，行為人的罪過形式也可能比較相似。考慮到犯罪主觀方面（主要是罪過）認定的復雜性，如果參考先前的案例，對提高刑事審判的效率會有不少幫助�；诖�，案例對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精神病人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
對于正常人來說，只要年齡達到法律規定的標準，即可認定為具有相應刑事責任能力的人，但對精神病人來說，其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就存在相當大的難度。要認定精神病患者的刑事責任能力，可以從醫學標準和法學標準上各自分析。鑒定精神病人從醫學上來講并不難，但從法學角度來判定精神病人是否構成犯罪則相當難。
《刑法》第十八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當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但是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假如精神病醫學專家已經鑒定某刑事被告人確為精神病患者，但他們能否鑒定該精神病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是否屬于“不能辨認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為”？或者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實施危害行為時屬于“精神正常”？作者相信這不是單靠醫學家就能認定的，我們還需要由審判人員通過行為人主觀方面的認定來判斷。并且這種判斷既使由陪審團來完成，也不見得準確。因為陪審團成員不可能是精神病患者，不可能按照精神病患者的思維去認知其行為的性質和后果。因此，我們還得參照正常人犯罪主觀方面認定的方法來認定精神病人犯罪的主觀方面，但又必須考慮精神病人意識和意志有缺陷的特點，以最大限度的寬容來掌握認定的尺度。
犯罪認定的主體
犯罪認定的主體，也即由誰來認定行為人是否構成犯罪。毫無疑問，犯罪認定的主體在我國是人民法院承辦具體案件的法官，在實行陪審團制度的國家，認定刑事被告人構成犯罪的主體則是陪審團。
通過論述我們知道，對刑事被告人犯罪的認定首先是各犯罪構成的認定。在各犯罪構成的認定中，如上所述，犯罪主觀方面的認定最為重要而且復雜。它要綜合考慮諸如行為人的一貫表現以及他與被害人的關系、行為人實施的具體行為、實際發生的危害結果、發生危害結果時與發生該結果有關的時空條件、侵害對象的具體情況、刑事被告人的智慧或學識等各種因素。
在現實生活當中，涉及行為人主觀方面認定的各種因素對發生危害結果所產生的影響程度，在不同的人看來也是不相同的。用同樣的因素來認定同一行為人的犯罪故意，不同的法官一定會有不同的認定結果。因而可以說，在沒有陪審團參與案件審理的情況下，案件判決結果的隨意性將更大！也就是說，判決結果不可避免地會受到法官個人素質和喜好的影響。如果法官用其作為法律專家的獨特視角來考慮與認定犯罪有關的各種因素，他所得出的結論與作為普通人考慮相同因素得出的結論一定會有相當大的偏差，而作為刑事被告人的行為人，他在實施危害行為時是以普通公民的身份而非法律專家的身份出現的。在刑事訴訟中，我國采取的合議庭審判組織形式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比較合議庭審判制度與陪審團審判制度，作者認為：在刑事審判中，采取陪審團制度對于保障刑事被告人的合法權利至關重要。因為，只有陪審團才有可能對刑事被告人的犯罪故意進行更準確的認定。陪審團成員多為普通公民，且陪審團成員人數較多，能夠代表多數普通人就某一案件事實（包括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做出更加合乎情理的判斷。這種判斷雖然不一定絕對正確，但它能夠最大限度地接近正確。此外，陪審團因較少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還能使法官對案件的判決更加公正。
但是，有人會認為陪審團不懂法不應當有資格參與任何案件的審理，作者不能同意這種觀點。事實上，陪審團成員只要具備一個正常人的常識即可。因為，任何案件的審判都必須首先查清事實，這是法官作出判決的前提；而查清事實主要又來自人們對證據的判斷，這是不需要專業法律知識的，它需要的是人們對常理的認知和對一般事件前因后果符合邏輯的推理，這些常識是普通公民都具備的。另外，從司法實踐來看，國外推行的陪審團制度并沒有因為陪審團成員缺乏專業法律知識而發生冤假錯案，國外實行陪審團制度也已多年且沒有廢止這項制度。這說明陪審團制度的設計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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