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瑋 ]——(2004-5-7) / 已閱31354次
（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并非刑事證據收集規則
從以上理論界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界定來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禁止性規范，內容主要包括方法禁止和證據禁止，即重心在“排除”上。而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是規定應當如何收集證據的準則，是授權性規范。那么，是不是可以說禁止使用非法的方法、手段就可以保證收集證據的合法性呢？筆者持否定觀點。因為雖然明確了禁止的方法、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遏制偵查人員采用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但由于對“應當如何做”沒有詳細規定，偵查人員沒有可遵循的具體的操作規范，收集活動仍然處于非法治化狀態。即使不會出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所規定的后果，也難以保證收集到的證據的證據能力。此外，如果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確立是為了保障人權，筆者認為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完善更是如此。因為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僅是一種事后救濟，是間接保障；而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是事前救濟—它可避免人權受到直接的侵害，它是一種直接保障。可見如果以學者們的研究成果為藍本，僅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進行立法，而不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進行完善，那么證據的收集就仍然無法規范，證據的審查、運用乃至訴訟效率也就難以保證。
3、理論研究有脫離實際之嫌。
學者們對刑事證據規則的研究主要是以借鑒英美法系證據規則為基礎的，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刑事證據規則方面取得了相當的成果。但筆者認為仍然存在脫離實際的問題，突出表現就是脫離了我國的訴訟模式這一實際。
我國的訴訟模式既非英美法系特色的，也有別于大陸法系，是在繼承中華法律傳統的基礎上，吸取大陸法系的有益成分而建立起來的。在這種模式下，偵查占有重要地位，突出表現就是偵查階段收集的證據幾乎可以毫無例外的在法庭上使用，偵查中的結論幾乎不會被推翻。而英美法系國家的訴訟模式是以審判為中心的，其偵查較之我國偵查的地位要低。以這種模式為背景的證據規則基本上就是證據運用規則。借鑒英美法系證據規則無疑對我國的證據規則的發展大有幫助，但將研究集于證據運用規則一點上，顯然是無視偵查在我國刑事訴訟中的地位，偏離了訴訟實踐。故筆者提出，證據運用規則固然重要，但對刑事證據規則這一系統的研究應當全面，不可有所偏廢，應當結合偵查實際，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也給予足夠關注，保證刑事證據規則研究的協調、全面發展。
三、總 結
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是刑事證據規則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刑事證據審查規則和運用規則的前提和基礎。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不完整、不完善，將直接影響到收集到的證據的證據能力，進而對審判乃至訴訟效率產生不利影響。目前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偵查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說偵查階段收集到的刑事證據幾乎毫無例外的進入了審判程序。這一現狀與我國的法律傳統是分不開的。所以在研究我國的刑事證據規則時必須要結合這一客觀實際，在對證據運用規則著力進行研究時，對證據收集規則的研究也不可偏廢，否則研究將成為“水中月，鏡中花”而失去實際意義。
從立法實際來看，目前我國尚沒有刑事證據法典，僅有的刑事證據規則零碎地分布在刑事訴訟法和相關的司法解釋中，這種現狀與證據在訴訟中的靈魂地位是極不相符的。證據制度是實現司法公正的條件，證據是訴訟的基礎。訴訟過程實際上就是圍繞證據的證明過程。這些已在理論界和實務界達成共識。我國的法治進程、人們日益提高的法律意識及訴訟實踐的要求，已使得我國刑事證據立法成為當務之急。
本文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立法及理論研究的反思，旨在引發立法機關及學者們對該問題的關注。對刑事證據收集規則的完善，不單單是一個層面的問題，它還涉及程序法定、保障人權、司法改革等深層次的問題。希望隨著訴訟實踐和理論研究的成熟，我國的刑事證據收集規則暨刑事證據規則的立法能夠早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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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發表于北京人民警察學院學報2004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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